許知遠：錯失的十年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醒來》，香港版是《鍍金中國》（天窗出版社）。

拖著彩煙的戰鬥機劃過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鎖，坦克穿過長安街，試圖拍攝綵排的日本記者被毆打，警察們四處巡邏，上訪村的人群被驅趕，每一個井蓋都再次被檢查，華人明星們聚集在一部電影中為國家權力唱讚歌……炫耀、傲慢、緊張、焦躁、荒誕的氣氛包圍著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週年的慶祝，最終與「人民」與「共和」毫無關係，它是官僚系統的一次自我慶祝。被挑選的人民會出現在廣場上，他們歡樂與舞蹈，像是活動的道具。

在一個信息泛濫、記憶模糊的年代，重溫往事變得如此艱巨，更何況，官僚權力仍牢牢的把握著過去，它選擇記憶的內容和尺度。以至於血腥變成了榮耀、迷狂被理解成激情、愚蠢則成為了理想。人們也經常默許和認同。年老的一代，主導去忘卻苦難，因為歡樂似乎更對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況，在長期的教條之下，他們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輕的一代，他們還來不及體驗，或者是過多混雜的信息已佔據了一切；那些願意也有能力的回憶者，無法分享他們的記憶，一個扭曲的公共空間不能也沒興趣分給他一席之地。我們是一個習慣遺忘的國家。我們誇耀五千年的歷史，但每個人對二十年前的事，都記憶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歷程太過複雜，其中的悲劇太讓人不安，就讓我們談談最近的十年。這個中國日益富有、國際影響力日益強大的十年，它將以十月一日的閱兵，而達到頂峰。但很有可能，歷史學家們將把二零零一年之後的十年，定義為一個錯失的十年。

任何一個組織，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學校或是一個國家，它的表面的輝煌和內在的弊端，都可能並行不悖。通用汽車在八十年代初即已問題叢生，但是規模掩蓋了一切，當一切被揭開時，它變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艦；傳統的聲譽也帶來遮蔽，北京大學早已喪失了大學內在品質和創造能力，但是它依舊可以憑藉蔡元培時代的成就來自我炫耀；卑斯麥時代的德國，是歐洲新生的強權，它的軍事、商業、科學、文學上的成就都令人矚目，但是當一戰爆發時，人們才意識到蘊涵著如此的內在缺陷：教育潰敗、信仰喪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統的膨脹、多元聲音和制衡機制的消失，它是個金與鐵的年代。

那中國呢？還記得二零零一年前後，這個國家曾經蘊涵的對未來的樂觀和期望嗎？它度過了九十年代初的嚴寒和緊接而至的喧嘩與躁動，經濟自由已經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儘管仍弱小的市民空間；私人經濟不斷蓬勃，而且逐漸蘊涵了一個中產階級群體；互聯網技術打破了信息匱乏，讓人們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年輕人紛紛要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儘管他們的視野仍舊單一，卻充滿了活力；國際化和技術革命一樣，增加了樂觀，中國要舉辦奧運會，加入了WTO，國際規則將可能幫助這個古老的國家跳出舊循環的困境；連政治體制也做出了某種妥協，它歡迎了私人企業主的加入，經過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統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們也希望這個在全球商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商人階層，能夠變成為另一支社會力量……

但將近十年過去了，最初的這些期望，都改變了味道。這個國家不僅沒有把握住那個強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變了味道。在表面上，它的確日益強大。經濟增長的速度無人匹敵，軍費開支迅速攀升，它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師和技術專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會發現在國家內部的腐爛的速度，就像是這上升的數字一樣驚人。

私有經濟的活力，正迅速被國有企業的壟斷所擠壓；大學教育徹底淪為權力與金錢的俘虜，培養出一代沒有靈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間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買，然後自甘墮落；互聯網沒有轉化成自由表達的渠道，反而越發變成了群眾語言暴力的發洩場，它令公眾輕易陷入極端化的情緒；政治權力則越發傲慢和僵化，面對危機時，它是在無能和高壓之間搖擺；而社會的不穩定感在迅速增加，貧富差距和普遍的腐敗，則令民怨四起……在這一些變化背後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傾向，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的自由度，都在被國家權力所吞噬，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而正是這種創造力和熱情，才是推動一個國家的根本動力。國際局勢的變化，也幫助了掩飾了中國的停滯。既然民主試驗屢遭失敗，自由市場則陷入金融危機，那麼中國或許的確找到了它的獨特模式。但倘若你認識這種模式的代價有多麼高昂，它的獨特性實在不值得讚賞。

七年前，很多人願意談論「胡溫新政」。但現在，最初那些政治語言和政治姿態所帶來的期待，已經大打折扣。終於一日，我們要承認，因為政治勇氣與智慧的匱乏，我們錯失了這十年。

周保松: 我所理解的新亞精神

今年，二○○九年，是母校新亞書院建校一甲子。校慶日漸近，我不知應該如何紀念這個日子，於是選擇重讀錢穆先生的《新亞遺鐸》和《師友雜憶》兩書。這兩本書，我讀過多次。這番重讀，本意是以這樣的方式，向錢先生致敬，沒料到卻讀出一點感受和感懷。

讀兩本書 紀念這個日子

新亞人喜歡談精神。這在香港很少見。大學精神必然是理想性的，背後承載高遠的價值和理念，並以此為方向，將學生從某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成為有教養有判斷力有承擔的知識人。大學精神同時是實踐性的，必須能夠充分體現於教育每個環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感染，並樂於在生活中追求這些價值。

那麼，什麼是新亞精神？肯定不是「手空空無一物」的捱窮精神，也不只是「艱苦我奮進」的吃苦精神，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理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亞學規第一條和第二條呈現的教育理想。學規第一條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說：「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這兩條學規，看似老生常談，卻是整個新亞教育的靈魂。學規其餘二十二條，都是對這個理念的發揮和引伸。錢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向中大辭職後，在最後一次新亞畢業禮演講中，特別再一次提醒學生：「我在新亞十五年，時時教諸位應知『為學』、『做人』並重，這決不是隨便說。我此番之辭職，在我是處處把做人道理來作決定。」

這兩條學規，說白了，就是要將學問與人生打成一片。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幫學生謀職業謀資歷，不是在同儕中爭排名爭資源，更不是將學生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是透過悉心教導將學生培育成人。成為什麼樣的人呢？學規第三條馬上說：「愛家庭、愛師友、受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為求學做人之目標。」這即表示，新亞教育認為人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活在歷史傳統文化社群當中。個體只有在種種人倫關係的實現中，在學問與事業的追求中，在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中，人才能夠完成自己的人格，才談得上活得幸福活得有價值。新亞將個人德性的培養，放在教育的中心。新亞辦學的旨趣，不是專科教育，不是技術教育，更不是一味迎合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商品教育。早在六十年前，新亞前人在那樣艱苦困頓的環境中，已明白宣稱「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那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依我理解，錢先生認為主要有三方面。一，書院必須推行通才教育，使學生先成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只有這樣，學生才能認識到專科所學在整個學術和整個人生的地位和意義。二，書院必須要有一群敬業樂業的老師，與學生共同生活，言傳身教，知性與德性並重，培養學生成為完整的知識人和具社會關懷的公民。三，書院必須營造優良的學風和校風，使學生的創造力、審美力、審慎思考和道德實踐能力得到充分發展。

余生也晚

新亞曾經在哪個時期，實現過這理想？余生也晚，未曾親歷。我只知道，我在九十年代入讀新亞時，這個對書院教育的美好想像，早已式微。據說，轉捩點是一九七六年大學改制，校方將書院權力盡收中央，以致新亞九位校董集體辭職，並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不能實現」。作為後人，我沒法判斷當年的是非，現實卻是當書院沒有自己的課程，沒有自己的老師後，當初所期望的上承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的理想，也就失去實現的可能。書院剩下的功能，是為學生提供宿舍和籌辦一些非形式教育。這和桂林街及農圃道時代的新亞，已是兩個模樣。我們這一代，聽起老新亞談起昔日種種，感覺久遠而陌生。那不是屬於我們的歷史。我們只能在舊相片和故紙堆中，努力想像當年新亞的氣象。

這十多年來，我幾乎沒有聽人談過什麼新亞精神。即使偶爾有人說起，也是輕飄飄無所力，甚或帶點嘲弄。新亞精神？不就是手空空無一物，窮得只剩一首校歌嗎？！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在大學中談大學理念已成滑稽之事。因為我們不再相信，大學還有理念這東西。但是，新亞人啊，如果你有機會讀讀錢先生的《新亞遺鐸》，有機會吟誦一下二十四條新亞學規，我相信你依然會感動，依然會嚮往。裏面的觀點，或許你不盡同意，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今天的大學無從得見的境界。有時打圓形廣場走過，我會特意停下來，逐年逐年細數刻在金屬板上那些新亞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沒有新亞，如果沒有新亞精神孕育出來的新亞人，香港過去六十年的教育史文化史學術史一定會改寫。

我一直認為，如果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新亞的教育理想不能再由新亞獨自去完成，那不表示這些理想已經過時。如果這些理想值得追求，那麼中文大學理應將其承繼，並好好發揚光大。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提倡的難道不同樣是以人為本，以學生德性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嗎？現實當然不那麼理想。我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解釋今天的大學為什麼愈來愈走向專門化技術化商品化，以及為什麼愈來愈難培養出有批判力有個性有社會關懷的學生。我們有太多的解釋，說明事情為何不得不如此，然後置身事外。但作為中大教師，有時我不得不捫心自問，我們這些為人師表者，還有多少仍然在乎這些教育理念？即使有心者，在關起門來趕論文寫報告和應付這樣那樣的評核後，又能剩下多少時間心力和學生溝通相處？身在其中，觸目荒涼。所以，我常想，不知到哪一天，大學才可以創造一個寬鬆自由一點的環境，讓我們安心盡一個老師應盡的責任，享受到教學的滿足和成就，並真能為香港和中國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平情而論，這樣的要求合理不過，但在現實中卻又如此遙不可及，說來不無心酸。

香港的大學：請擺脫困獸鬥

當然，有人會說，新亞那一套，早已過時。事實上不是。金融海嘯的衝擊，告訴我們，一群貪婪無度不分對錯的所謂知識精英，可以將整個經濟體系弄垮，並要無數人受苦。沒有道德約束的個人和制度，會為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香港今天的普選爭議，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再不努力培養出對社會有關懷，對價值有堅持，對政治有投入的公民，香港不可能在可見的將來成為自由公正的民主社會。而全球資本主義導致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文化危機和嚴重的社會不公，更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在價值中立的幌子下，只懂繼續大量生產欠缺判斷力和盲目維持既有建制的下一代，人類文明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香港的大學，如果看不到時代的挑戰，仍然汲汲於困獸之鬥，將會欠下無可償還的歷史債務。

新亞精神，不限於新亞，甚至不限於中大。六十年時光，滄海可以成桑田，少年必已變白頭。新亞精神，卻歷久彌新，值得我們好好珍重。

周保松–九五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