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January 28, 2010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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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2010-01-25
作者: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 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 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
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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