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January 15, 2010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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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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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全世界的攔路者,團結起來!
李祖喬︰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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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 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 「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 「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 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 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 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 「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 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November 28, 2009

Lichokiu: 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8: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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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觀察和胡思亂想記下,也希望有人糾正,我有很多東西都未搞清:

我跟友人得出的印象是:
(1)支持五區總辭的,很多可被稱為「左」/「社民連」(友人說,稱為「文化研究人」);
(2)對總辭有保留的,可被稱為「社會科學學者」(友人說,稱為「政政人」)。

這些歸類固然無法用作嚴謹分析之用,但卻可能有助我們認清某些基本的前設。

我認識的2的人,原因是:目標不清楚,不知道會達到甚麼直接的效果;間接全民公投是非常抽象的東西;很大機會失去原有的議席,以及否決權;沒有打擊 效果,因為五十萬人並不能威脅政府,實際上威脅的是田北俊。換言之,在爭取普選的歷史上,議會外的抗爭並沒有特別用處;更好的對策是(如有的話),留下糾 纏下去。又或者,他們會問,就算要做事,為何要是五區總辭?

我認識的1的人,原因有「這是個民主的過程」,即認為是個民眾學習參與的經驗;要製造議題;用人民力量迫政府做事;輸了也不大緊要,因為事實上沒東 西可輸,否決權不如想像重要;要在議會外抗爭(而實際上還有內在力量)他們著緊的是比較抽象的象徵意義,立刻未必見影,長期是否有用,要隨緣。

到世代論。

當然,我們可把這兩種也標籤為「妥協」與「激進」的分別,或者「議會外」或「議會內」的分別,但我覺得這不是政治主觀判斷的分野,而應連同過往幾年 香港的整體社會結構討論--又是世代論。就像昨晚圓桌跟關信基教授的學術晚宴,他指出支持總辭的多是年青人,這也是我的感覺。世代衝突的意味,似乎比其它 價值的分野都要強。蛋頭式地指「長毛不是年青人」或「陳克勤都是年青人」,固然在邏輯和定義上非常統一(也把問題重新回歸到主觀的政治價值取向);但愈來 愈多關心普選的年青人屬於社民連/Facebook/高登的派系,跟互聯網之前的世代愈來愈分道揚鑣,難道不是客觀而言更有說服力嗎?(真的很多青年人支 持議會惡搞的)

青年傾向總辭,並不是因為熱血,而是看不到留下對他們(也就是香港的未來)有何利益和出路。我認為,第1類人用「過往二十年爭取普選的文化」(社運 無用論)和「2003七一遊行」(田少關鍵論)例,證明議會外的力量不及建制的內部爭取,是有點把「政治文化」或「普選運動」抽離整體社會發展。我反而覺 得,正正是很多人發現,這兩件事對我們解殖和從國家手中爭取更多空間毫無幫助,之後才會衍生「社民連三子入立會」、「城市空間運動等生活議題政治化」、 「政黨愈來愈無人理」、「靈活性的社會運動」等等在香港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的過事。與其參考「普選運動」這條單一的直線譜系,不如參考新一代「沒有殖民記憶 的香港人」在整體而言傾向如何參與政治和社會議題。很明顯,議會和政黨愈來愈無力和青黃不接,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或許有人會認為,普選問題跟其它例如空間、經濟、教育等問題是不同的,需要議會內的聲音,因為它是個需要直接面對「國家」的議題。但想深一層,我近 幾年聽過不少友人,傾向認同中國甚至連結中國的進步力量,同時對香港的老左派和第二代泛民深痛惡絕(例如,有人會寧願看《南方都市報》都不看《明報》)。 單單是這種複雜的中港關係,我們已無法把問題簡單看成是「香港」對「中國」的框架。

在這個意義上,刻下我們有兩個香港(姑且稱為「第二代的香港」和「第四代的香港」)、兩個中國(姑且稱為「中央」與「中國」)。第四代的香港人,對 第二代香港的憎恨,絕對比「中國」更甚(看看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總低於對中央政府的滿意程度),而對青年而言,所謂「中央」,與其說是陳雲式的「可怕 中共」,不如說是第二代香港人跟中央保守既得利益者的「京港連線」。而喜歡引用「二十年普選運動」和「七一」的第二代泛民,在這麼多年來,對抗的除了是根 本不能可擊敗的「中央」和無法改變基本法的體制,還有在其它新議題上起領導作用嗎?(我知他們會說民主優於其它議題,但現在很明顯沒人信這套,因為慢慢我 們看見,中國沒民主,有些民生議題都比我們進步了)多年被人抨擊除了普選之外在民生上毫無用處的泛民,真是了解新一代想建立的「香港」與「中國」嗎?

從以上發展下去,事實上,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五區總辭和政改的後果。

首先,無論辭否,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無論是甚麼年份。也不可能是我們想要那種普選,而是有門檻那種。這是理性的人都清楚的。中國升得愈快,香港 降得愈急,這已不是大勢,而是事實,甚至歷史。香港是地方就是地方。海嘯後「中國超越美國」都已經是論者的潛藏共識了,還數你香港幹嗎。

其次,假使政改方案通過,收貨的人,只會是歌頌「七一」與「普選運動」的人,真的認為他們在二十年後「進了步」(對所有青年而言,很難認同這是「進步」,因為我們才剛剛熱身)

第三,當政改方案通過,民主黨與民建聯在所有議題上都完全一致。他們的第三隊,幾近毫無分別。而民主黨已在新一代中毫無威望,精英一點的進了公民 黨、左一點的進了社民連。民主黨只能努力經營地區和把招攬對象的年齡層提升。在2047年之前,民主黨和民建區可能合併,橫掃組織性的地區工作與議會,並 根據練乙錚的說法,成立港區基層人大,為兩制統一預備。這是友人的看法。

第四,當政改方案否決,即所謂「原地踏步」,第二代香港人繼續堅負起沒人相信的「對抗中央」的工作;而青年人沒事可做,愈來愈在議會外把民生議題民 主化和政治化,城市空間只是第一步。最近,Facebook已有群組發起體育界在東亞運動會抗議體育的協會總會透明度不足和不給予本土青年人機會。你看今 天足球界,有誰不是支持南華羅生推翻足總的?因為羅生代表的是青年人認同的「香港」身份,要打入亞洲,而不是在本土耀武揚威。

第五,無論政改方案是否通過,香港都會繼續做示威之都,愈來愈多要顛覆遊戲規則上位(或維持基本生計的人)。一天沒有真正的普選,社會經濟結構必然 差不多:因為沒真普選,多了幾百個議席,都沒有抗衡富人的力量,地產金融等既得利益行業繼續主導社會,下一代一樣要放棄藝術與理想,從事物流會計,或其它 無法預料的新興低賤行業;沒有普選,不用打文宣戰,不用智囊智庫,知識性或文字工作依舊低賤。又由於位置全被第二代人佔領,很多不願做 instructor的人又會無野撈的人,會出來做公共知識份子或文化人,一嘗參與公共事務的心願;因為沒有普選,政府只須理會第二代香港精英及大陸(炒 樓)精英,第四代的討論延續。而在可見的將來,由於中港文化差異和體制最少會維持到2047年,在香港的內地同學,如無必要,會傾向回內地發展,也無須參 與本土事務。當大陸工資徹底超越香港,連香港的精英也受不了而回大陸。留在香港的,是一大堆沒有技術沒有出路也沒有地方給予自由發展的香港人。當然,也會 有很多基層香港人回大陸。

最後,回歸到五區總辭是否有意義。我認為,那事實上是象徵意義,不能直接連接到「間接公投」。而那象徵意義大抵是,告訴市民議會是廢的、傳統的協商 是廢的,要離開議會。你是否支持,端視你認同這種象徵意義,還是認為五票和一個否決權更加珍貴。沒人知未來,但說回來,幾年前,有幾十人訓了幾次街,也沒 人想像得了後來會成立了一個發展局,也沒人知道日後所有工程都要留意居民訴求與保育問題。那個時候,立法會和政黨在哪裡呢?

Lichokiu: 一些小補充及延伸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8: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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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了這個post之後,就友人的分享及質疑,延伸如下,希望豐富有關討論:

一,「政政」和「文化研究」的分法不合理 是的。

因為我只是在打blog,也是跟友人閒談之下的戲言,是印象。所以我說這種歸類無法作嚴謹分析之用,但有助我們理解兩個commonly share的前設和觀點。但未想到更客觀的名字。對我來說,這很minor。

二,究竟青年是否這樣想

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去說所謂的「青年」是甚麼。我初步的想法是,一群沒有殖民記憶、逐漸認同中國進步力量、不滿殖民香港/特區體制的人,用互聯網的技 術交流分享,批評特區體制。我的感覺是,這批「青年」的思想、看法和方式,固然可以追溯到普選運動和許多香港社會運動(這也是大部份人的說法,即所謂薪火 相傳),但從反抗的方式與關心的議題來看,我慢慢感到那是兩種時空,而不是直接繼承。我的感覺是,我們一方面知道我們有個彷彿很清楚的「香港身份」,需要 繼承的是「五十年不變」、「爭普選」、「雙語並重」、「獅子山下」等九七前的文化遺產;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大覺得我們處於一個稱作「殖民地」的處境之中。 我對「殖民者」毫無記憶可言,「大陸人」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恨,我討厭的是「香港高官」和很多法理解為何能身處高位的庸人。我受不了的是一種前朝光輝的神 話。

很多反對「世代論」的人,都指責代際的畫分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指出所謂「青年老人」無法刻劃,which is我認為捉錯用神。其實用任何字都可以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的(這是語言的本質吧)。呂大樂和陳冠中的真正目的,是指出今天的香港是源於一個開 放的環境,是告訴大家,現在我們愈來愈封閉了。只要你能把握這種關懷,究竟他用甚麼字眼,可以再討論。其實,他們說世代的時候,很明顯是用上社會的集體經 歷作討論的支撐,而不是說「第四代人天生愚蠢」。不同時代的經歷,會產生不同世界觀、國家觀與political agenda。這正是所謂「青年」的意思。「青年」不是很young的意思。

正正由於香港身份和民主的問題一直以來是「中港關係」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疏理「沒有殖民記憶的青年」的「中國」和「香港」是甚麼意思,我們就只會 永遠停留在九七時期累積下來陳腔濫調,不知道究竟它跟我們今天和未來的關係是甚麼。個人而言,如上,我討厭的不是英國不是中國不是香港,是特區──一個承 襲前朝不公平制度,製造今天更多暴力的始作俑者。至於「中央」,在我的感知下,似乎根本不大理會特區,總之要維持現狀和認同國家就好。最近因為研究工作讀 多了幾本書,更開始發現,後社會主義可能是這個世紀真正取得領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模式。當然,我不懂政治經濟學,沒能力去辨識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是否一個 泡沫。但它的極速發展而令它開始得到文化領導權,是個事實。今天大陸還有很多問題,但主流而言,跟以前徹底否定式的「反共」是差天共地;今天談到中國的缺 憾,倒更像是談論一些能隨著時間解決的「地方問題」。這是我們之前無法想像的。

其實,即使是最有能耐的經濟、政治、歷史學者,也無法談論一個國家和一個星球的生死。中國的存亡,對我而言,太遙遠。這些東西留給有實證考究的專家 去做。身為一個公民和文化研究愛好者,我關心的是,如何維護一種集體的文化尊嚴。更關心的是,究竟政治界的人物,是否在體制上維護我們的尊嚴和利益。下一 代的香港人,是否能在香港伸張理想。

三,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怎樣想

由此,延伸到我一直最想談的一點:我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和位置,作怎樣的思考。我不是經濟學家、我不是從政者、而是一個有書寫能力的普通公民。責任應是思考現在的政治走向,對我,一個沒有殖民記憶的人(這個字很長,很煩),有何影響。

換言之,我覺得要緊記的是,一個真心相信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普選在今天的香港是「好」的人,根本不需要理會學者的數據和調查。我們是公民、是選民,不 是社會科學家,不用因為他們的分析而質疑自身的信念。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在數據調查之下協調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可自比法國大革命;我只是認為,那 種找出「沉默大多數」的說法,完全混淆了究竟甚麼是「民主」。民主的構成主體是公民,不是專家學者,不是毫不關心政事的大眾(當然,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以 上三者都是)。如果你是追求民主的公民,你只會說服大眾,民主是好的。過程中無須牽涉數據。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楚,政黨的生死與我何干,它是否真的能代 表你的利益。只有政黨領袖,才需要靠學者做調查,才需要思考議會的勢力和利益,因為他在玩政治遊戲;當然我們可尊重他們愛護他們,但卻不需維護他們,而只 需決定其行動是否合乎我定義下的利益與公義。「泛民」不是永遠都對的,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甚至經常性不是二十三個人一起行動,也不一定支持你想要的政 策,究竟他現在做的,對一代人(當然我只是指我和身邊認知的友人)而言,是否「進步」?還是「退步」?才是我真正會想的問題。

四,又是五區總辭的意義

所以,我在之前的note並沒有很明顯指出究竟它有何實質效用。甚至可以說,在一個這麼大的體制和歷史包袱面前,我都不知道辭來有甚麼意義。但至少 現在的處境是:無論是否通過政改,我們也不會有普選、功能組別也繼續存在。而留在議會的「泛民」,跟建制派又似乎無甚分別。那留在議會,既無法爭取民主, 又不是在投關鍵的民生票;政改是否通過,似乎也是差不多(多幾個議席是沒用的)。如果這樣,辭職,至少是個象徵意義。當然,自殺裸跑或任何更激進的也可 以,如果有人願意的話。

November 6, 2009

lichokiu: 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 (二,或曰加強版)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4: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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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完一之後,不大滿意,覺得組織不夠 嚴密,論點重複。但我也沒法子了,終有一天我會寫一篇長的有說服力的給大家看看。此刻,先混亂下去。事先聲明,(二)不是新東西,是重新組織後的重複。但 寫完之後又覺得自己寫得幾好,沾沾自喜。希望不理解文化研究的朋友一讀,我已用了最淺白的語言。

「文化」是「日常生活」,是甚麼意思?

我覺得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文化/日常生活」相對於「專業」,是大家都有的東西,無論是被迫過還是自己想過的生活;二,是指「文化/日常生活」不是有本質意義的內容,而是永遠處於流動過程的形式。

先說一:我開過一個會,有很多達官貴人,你會發覺,你完全聽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我一直對自己的知識面頗有信心,但去到這些場合,因為經驗、階級、 地位上的落差,你發覺真的無法發言。但同時,你又知道他們正在決策。例如,A會說現在全球經濟怎樣怎樣,應該發展某種新興行業。一方面,此人的言行,最後 會在社會產生實際效果;另一方面,我們事實上很難在這種語言之下找到發言的空間。他們正在決定世界的政經狀況,但是,在這種政經狀況下受影響的人,又無法 理解和回應這批精英。平民無法在知識上和文化上跟精英有平衡的發言位置,但又被人決定命運,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事(一個專家告訴你要拆一條村,村民去開 會,你猜他們真的是為了聽你的聲音嗎?)。平民要自救,並不是聽天由命,或嘗試迫自己去學習對方,而是認識自己的生存狀況,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自己的知 識體系。換言之,研究自己、了解自己、尋回自己的尊嚴。

這裡去到二點:要研究文化和日常生活,並不是叫你去研究電影文學、去研究消費文化。為何會有這些範疇的出現?是因為它們在今時今日實在太突出,是很 多人都commonly share的行為、現象和故事。但是,它們只是我們這個時空之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現方式。五十年後,可能根本沒有電影文學和消費,但我們依然會有文化研 究,也會有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像上集所言,我聽過很多人說:文化研究即係咩都研究,但研究一樣野,總有分重要性,像彭定康說,文化研究去搞迪士尼,真的 很無聊。Well,我的確無法搬甚麼理論框架、科學模型或經典去告訴你迪士尼的重要性。某程度上,我們無法justify甚麼是重要、甚麼是不重要的。原 因是,那件事重要/不重要,並不是由理論/模型/學科去告訴你,而是你自己根據自身的社會地位、經濟條件、經驗知識,才清楚甚麼是重要。這也重複一次,跨 學科的出現,並不是為了有型,而是學術界已整合至一個地步,溝通和交流,由議題、事件和地域決定,而不是學科內在的累積文獻。所以,一個文學系的人會跟歷 史系的人一起談全球化,但可以跟自己系內搞其他文學/歷史研究的人不大交流。

這裡也牽涉到所謂「高雅」與「低俗」的打破。注意,有很多人,最喜歡學了Adorno和Birmingham School就以為完全了解這個打破二分的概念,可笑。人人都知阿多諾提出文化工業論,對大眾文化悲觀,認為它控制人的心智;人人都知道Stuart Hall和Raymond Williams說大眾文化很多顛覆力量。但是,正如我以上說,研究文化最終是要找回自己/自身社群的知識和地位的尊嚴,我們研究一項東西,是為了這個目 的,而不是為了檢定Adorno是否太精英主義,或者Birmingham對大眾是否太樂觀。在這種終極關懷之下,我們要回應的,是自身的社群,是貶抑社 群的人,而不是學術界和修正前人理論。所以,只要你說服到自己,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你絕對可以運用Adorno給你的啟發,批評CCTVB;同時又借 Birmingham School的看法,歌頌其他你認為具顛覆性的東西。這就涉及挪用理論的問題。

我覺得就快可以出一本Cultural Studies for Dummies了。書名或者叫做《讀了文化研究兩年還不明白的人,請看》。

「亂用理論」是甚麼意思?

(結果《明報》還是沒有出我跟黃的文章,但卻出了突破總幹事的青年訓書!但以下寫的,並非文章內容)

為何以上涉及理論挪用的問題呢?當我們目的是要回應社群或自身(即自己「認同」的價值和生活方式),尋找社群或自身的尊嚴,那些理論家又怎會知我們 這裡的情況呢?理論和概念,是由為了回應個別情境產生出來的,沒有一致的定義。(我老細最近有句名言:概念定義的清晰程度跟解釋力成反比,即愈清晰,愈無 力)。我們用理論,是因為我們要處理的問題,跟該理論家及理論要處理的,情境相約。例如,我們都在處理全球化的問題,我們會借用全球化的概念和理論,但我 們不必然要回應它們。我可以選擇回應地球/西方學界/本地學界/社群/基層人民,但重點是要知道我們的讀者是甚麼,希望達致怎樣的效果。在這個意義上,只 要目標清楚、盡了力就行,絕對沒有必要先了解特定思想史、學者的立場和科學框架。當然,這不代表不讀書,但要知道每個研究項目所讀的書,都可以完全不同, 甚至可以不是書,可以是任何東西。

所以,馬傑偉指文化研究亂用理論的文章,或許有點冒犯(我是尊敬他態度和fieldwork的),但在理解文化研究的精神來說,實在淺薄了一點。像 很多曾質疑文化研究的人一樣,他先把「運用文化概念」和「文化研究」等同,已經是第一問題;其次,馬傑偉用美國的「索卡爾事件」把它視為「文化研究亂用概 念」,又是脫離了脈絡(黃告訴我美國當時是在處理人文和科學論戰,何況,香港還有這麼多文化研究學者,竟然用李小良一個case去提醒香港同道。除了李小 良外,馬在文章其實沒提出更多證據指出文研學者亂用理論);第三,黃指出,文化研究其中一個重點是「形式」的問題(即我第一段指的),處理同一個問題,用 不同手法有不同效果。例如大家都討論全球暖化,科學家可以做研究,國際關係的一樣可以研究當中的政治角力。現在,李小良跟周秀娜對談有問題,與其說跟文化 研究有關,不如說是學術界跟公眾有落差,而這可以是所有學者共同面對的問題。之前說過,最重要是知道我們在回應哪一個社群、處理甚麼問題,其後才決定用甚 麼理論。馬傑偉剛好倒轉:本身有一個叫文化研究的理論,它很好,現在的人害了它。完全跟文化研究的精神倒轉。文化研究的方法應該是:社群/自身要處理一個 問題,處理的時候發現,跟專家精英告訴我的為何不同?原來這個概念不合我。

說多一點,馬傑偉用Grossberg的提點叫人重回「處境主義」不要照搬理論,但他用了李小良和索卡爾做例去討論文化研究,本身便已經造成了 stereotype文化研究的暴力效果(難道一個傳媒系教授做了某種事,又可以提點整個學科?)。如果我們要注重情境,馬傑偉的書寫情境就是「在報紙告 訴人家甚麼是文化研究」,正正是在沒有理據的情況下定義「文化研究亂用理論」。

相對主義、虛無主義?

我沒讀過究竟理論上甚麼叫「相對」和「虛無」,姑且暫時根據我的感知去定義──即沒有沒有終極價值。很多人都認為這很有問題,例如我之前的政哲教授 周,就很喜歡在飲茶的時候質問我。而我也非常感謝他,因為正因他這樣問,我才不停想。根據以上的思路,我們可以同時認同Adorno和Raymond Williams,但不等如我們沒有價值判斷。價值沒有消失,但價值誕生於特定脈絡情境。我們沒有終極價值,同樣可以根據自身在社群的位置、經濟結構的位 置和許多許多其他因素條件,作出某種有取向的行動。文化研究不是沒有價值,是告訴你,價值由你自己根據自身的條件自行定義,並爭取應有的尊重。當然,文化 研究最恐怖也最值得人批評的地方,也正正在知識和文化的激進民主化。當所有人都充滿智慧和尊嚴,你很難想像社會如何運作下去,因為文明本身的構成,就是有 一群人支配了一群人,這兩群人既互相依存又互相鬥爭,有時享受有時殘暴。

另外,也有很多人認為,有些價值是內在於人類社會或民族的。但我不解釋了,用很多歷史證據反駁這些論點的有二千幾本書,例如霍布斯邦那本小書,是好 野。除了看書之外,或許你想一想,你只要生長在另一個社會,便會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或者只要生長在不同時代,便已經完全不同了。你絕有對可能成為一個講 外文/窮人富人/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的人。而這些人也廣泛地散佈在人類世界每一個角落。你並不是天生如此,只是剛好站到世界或緣份安排給你的位置。既然如 此,你有何理由在法律、知識、文化上給些人不平等待遇呢?

為何總是要批評、總是要國家、父權、白人、資本家

為何總是要批評,我在(一)已解釋過。因為一個我們無法抽象地說「這個制度很好,不要批評」。第一,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無須批評的體制,體制 跟暴力是共生的。因為體制是一套秩序,沒可能不排斥其他東西。何況,就算本土搞得好,它也是在剝削周邊地區、其至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同性戀不再受人壓迫, 總會有人有更多異想天開的愛情,舉例,亂倫。

當然,像之前所說,價值是相對的、產生於特定情境加上你個人位置而成。你是不是贊成亂倫,也是根據你自己決定的。那為何總是國家/性別/種族/階級 的問題呢?事實上,從來沒有人建立一個「文研模型」,要求人去研究甚麼。對這些範疇的注視,是因為,非常明顯地,這些範疇正正是製造不公平的來源,把意義 不平等地劃分和排斥。例如,因為「國家」,很多人無緣無故被迫去戰爭,殺一些跟他們無怨無仇的「敵人」;因為「父權」,兩個男人無法相愛,全球女人的整體 收入和勞動力依舊完全不成正比,也跟男人有超大差距;因為「白人」,歷史上曾有數億奴隸和殖民地人幫助帝國累積財富被殺,也造成今天為何白人社會過第一世 界的生活;因為「資本」,我們總不能停不來,每年都要製造那剛剛好又不能太多的利潤增長(你有沒有想過,利潤不增長,人其實都可以生存的),有些民族明明 不存在,但又會因為有資源被強國製造成一個「國家」;有些很想獨立的,又因為會增多關稅而被迫吞入其國家。

正因為這些霸道的東西存在,很多意義被畫分為「高雅/主流/合法」和「低俗/邊緣/非法」。例如,被「國家」排斥的「難民」(都是人,他們甚麼福利 都沒有);被「父權」排斥的「女人/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戀物者」;被「白人」排斥的「黑人」(別說奧巴馬做總統,你坐地鐵,你會選同白人定黑人坐 呀?);被「資本/錢」排斥的其他價值,例如生活、空閒、感情、友誼(你為了幫公司打份工,甚麼都沒有了)。所以「高雅」和「低俗」的打破,是很 heavy的,不是說很「高級」和「cheap」的意思。如果有一天,世界不再有這些範疇來劃分意義,你可以想像,人類是烏托邦了。但可以告訴你,是沒有 可能的。人類文明一天存在,便既有對文化的認同,有身份(identity),也有討厭文明和社群的面向,即差異(difference)。單單是搞清你 性別/國家/種族/階級的種種身份與差異,便可以搞到你死那一天。

November 3, 2009

lichokiu: 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一)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4: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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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遠在英倫的黃來電,說很想回應馬 傑偉關於文化研究的文章,他寫了我又加了點,早上四時完成立即寄出,至今應未見影,讓我心痕。何謂文化研究,是我定期思考的題目。如果求取答案最終是為了 滿足自己,我覺得已得到回答了;是否可以說服他人,卻是另一回事。已下是對許多我曾聽過思考過的問題的回應,跟寄出的文章沒多大關係,也沒引用甚麼,是個 人心得。僅作分享,我都只是個碩士仔而已。

文化研究說甚麼都研究,但研究不是應該有重點和重要性之分嗎?

這是我最近在討論組看見的問題,也是人人都會的問題。如果你稍為讀過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歷史,你便知道文化研究不是學科,是衝擊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所以才會衍生文化地理學、文化社會學、文化經濟學等。這條問題的答案是:文化研 究的重點,就是文化,其出現是之前整體學術界無法或沒有處理文化問題。而所謂「文化」,在common sense來說當然告訴你是「甚麼都是」,但放回當時的學術脈絡而言,是指我們只理解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結構、哲學思想等等很抽象的東西,卻不知道 這些學術研究和概念背後的文化背景和脈絡。例如你研究人在選舉如何投票、為何投票,卻無法理解為何此機制有合法性,究竟當時人們承認這個社會和政治規則的 潛意識是甚麼;所謂的「民主」,對當時的人來說是甚麼意思;跟哲學家們討論的「民主」有怎樣的落差。其實,在公眾層面來說,我覺得「意義」這個字比「文 化」更易了解。不如說是「意義研究」。

為何要研究流行文化?

Stuart Hall說過,如果流行文化不關社會主義事,他早就放棄了。事實上,他晚年真的放棄了流行文化。研究流行文化的目的,是認為它有重要性,對維繫整個社會的 規則有重要作用。你認為不重要的話,用回「民主」的例子。你要先想想,這個世界大部份每天用了多少時間和心力在電影、電視、文學、運動之上,真正去討論甚 麼是「民主」和理論的人,是超少的,也很難說他們的思想有渠道流向公眾。但大家又會自動自覺去說「我要民主」,那這個概念,很肯定不是理論家說的「民 主」,而是經過流行文化(當中包括生產流行文化的工業、當中的技術影響、觀眾自身的理解力)形構出來的。就香港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民主」的好處了,但為 何香港不會出現革命?是甚麼文化條件令大家無法行動?換言之,研究文化是有目的,此所謂第一課看到的「文化的政治性」,即所有意義本身就不是 neutral的,有共識的在大家的腦海之中,是經過一系列意義的選擇而出現在你面前的。在這我又想起朱大成的例子:民主派是大多數,為何電視很多時都會 訪問功能組別,然後說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彷彿是五十五十的東西啊。如果香港真的未能達成共識,電視也出過力。這是為何文化研究重視 representation(再現),就是,究竟真相是如何呈現出來的,為何會這個樣子?之後的概念和意義如何流傳開去?

文化研究常常沒做實證功夫,只研究文本

這個問題Lawrence Grossberg說過,雖然我不肯定他對否,但可作參考。他說,事實上大部份所謂「文化研究」的研究,都不會只研究文本,而是說這文本背後的生產和其後 的消費。可能大家只用本科生的功課做例子,認為本科叫你分析一個文本,文化研究就真是分析文本,曾身為tutor的我,也怕學生受不了會叫大家寫套電影寫 得好就夠。但做學術研究,看到journal或書,只分析流行文化而沒有背後的政治經濟學和基本的整體脈絡理解,是很少有的。文本往往只是切入點去理解更 大的現象。其實,既做文本又做fieldwork又做訪問又讀史書又用理論的人,是我閱讀經驗中出現得最多的書(當然,我讀的書又不夠多。我甚至看到有人 做統計,但同時會文化分析)。當然,學者也有不同興趣。主做文本的人,往往是(比較)文學出身的、做fieldwork的,自然是人類學或社會科學了。但 重點是,你研究一樣東西,應嘗試包括文本,因為它是「文化」和意義的重要組成部份。大家都有研究文化政治(你可當它是意義和概念的來源意思),但 standpoint可以不同。

還有許多人,討厭文化工業生產的文本,會做邊緣群體的次文化,如何製造自身的生活模式去抗衡或回應主流文化,這背後也往往有信念,就是「人類究竟如 何可以活得不同一點」,跟主流有距離,這我認為是常談的「差異」,當我們思考為何某件事或概念凝聚不同的人,令人覺得「國家真是偉大!」,這是「認同」的 問題。這些研究方向都是存在的,雖然我不知道哪個是學界當今的主流。

文化研究亂用理論

我為此說過無數,好累。希望明報會出黃及我的文章。暫不作回應。

文化研究只有批評、沒有建設

我實在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文化研究彷彿就被認為是所謂「社運界」一樣。好像董建華說,你們民主派只有批評沒有建設。或者,因為文化研究本身有強烈 的左翼傳統(至今有沒有,其實都是因人而異),批判的是「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建制」,令人有此感覺。這可能真是世界觀的問題,就是,為何你會認 為「資、自、建」,是「建設」,是好的東西呢?如果它們每天都在殺幾十萬人,改一改之後,只是殺九萬人,之後有個人來批評,你會說他是「只有批評,又沒有 方法解決」嗎?批評是永遠不會停止的,有新的「建設」,就一定有其造福社群的限度,限度之外,就是暴力。就算香港有天普選,有個好的特首,全民100%平 等又自由,這肯定是因為剝削了周邊地區和第三世界的人,也可能把貧窮輸到了南極。到時候,也一樣有人會「批評」的。

世界沒有理論了!以及,跨學科

我的經驗是,所謂非文化研究的人會說,你們亂用理論;文化研究的學生及學者會說,現在沒有令人驚喜的理論了。對我而言,知識和學術,在除卻必須面對 的條件(例如要開飯、滿足其他欲望、追趕學院的機制)之外,本身應把關懷不公平放在第一位。沒有理論,其實是好事,證明我們的知識愈來愈多元、愈來愈多切 入角度,傾向把問題框在非常特定時地的情況下,去分析問題。當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可以啟發不同時地的人去反思自己被西方對待的暴力經驗,進而反省自己社群獨有的需要面對的問題,正是好事。這些個案研究,或許不能被理 論化,貢獻學術界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推動,但能啟發社群的政治動力,知道現實世界需要處理的複雜問題,比起出top journal和修正雞毛蒜皮的概念,有意思得多了。

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反思何謂「文化」,如何影響了世界的政治進程,批評那些抽象而不入世的理論概念,最終必會回到學者自身的問題。如果學者生產知識, 就如同電影公司生產電影一樣,會產生客觀的對世界的影響,那麼我說話做學問時,要計算的包括預設的讀者,要達到的目的,和發言的局限是甚麼,這就是我系老 師經常問的seminar題目:What is your position? 你要處理的問題是甚麼?我們可以推想,一個埋怨沒有宏大理論的學者,與一個驚喜愈來愈多人受影響參與改革的學者,二人的最終關懷分別是甚麼。前者可能是把 讀書當成興趣?後者可能是指出社群真正在發生的問題。在這情況下,你進了一個系之後,我可以問你,為何要進這個系?(可能是想,可能是被迫,但沒有關係) 除了興趣之外,為何要做這個題目(可能是因為跟著老細走,可能是因為個人經歷,沒有所謂)?為何有這個興趣?你的寫作是讓甚麼人看的?你會因此排斥了甚 麼?盡力解決這些問題之後,我們不會再用學科和學派來分辨誰是同志,因為不同學科、概念、框架都是前人留下的,可以啟發我們,卻不必然關係到我們的志趣和 關懷。差異不是拒絕溝通,溝通也不等如包容。於是,所謂「跨學科」,就誕生了(而不是左一句「後現代」右一句「Foucault」)。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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