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February 21, 2010

呂大樂與沈旭暉的世代對話﹕3名「80後」學人的反省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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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

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

「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石頭過河,也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個「80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

文 李祖喬、黃宇軒、葉國豪@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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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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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

「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

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

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

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煉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要求嬰兒潮同代自我反省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煉,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美名為「照顧」)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身分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練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卸膊」)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依附、服從的習性。

韓批討論百分之二精英不全面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線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趁70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70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什麼雖有重疊,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分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香港的鬱悶》批判源自波希米亞文化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以David Brooks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浪遊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四代香港人》只持自由主義教育觀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70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什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什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彷彿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3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和歧義。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文 安徒

編輯 楊泳森

February 18, 2010

林沛理: 中環價值的反面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9: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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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香港中環價值昭示一切皆向錢看,它的反面則是讓失敗者失敗下去的赤裸呈現。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位於香港鬧市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樓逾五十年的舊樓倒塌,造成四死兩傷。我的住所離塌樓現場僅有大約五分鐘腳程,平日每星期總有一兩天,我會在舊樓隔鄰的快餐店吃早餐。事發後,滿目瘡痍的塌樓現場作為這宗轟動香港的大新聞的「地點零」(ground zero),既是警方如臨大敵、重重封鎖的「案發現場」;也成為了一個遍布記者與看熱鬧人士的「新聞熱點」和「旅遊景點」。

當天下班後我走到現場,隔著鐵馬,望著給電視台鎂光燈照射得發光發亮的頹垣敗瓦,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那時大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但我有一種在嚴冬凌晨五點鐘仍無法入睡的絕望——腦袋空空洞洞,什麼都是模糊和不真實、瑟縮和靠不住。

一整幢樓在片刻間化成瓦礫,住在裏面的人「好彩的」無家可歸,不幸的從此再沒有呼吸。這對於香港人來說,不僅難以置信,簡直無法想像。事件發生後,很多人的即時反應是「這種事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it couldn’t happen here)。從這件事對香港人的「他者性」(otherness)可見,我們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本質和實相,仍然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確,只要我們將自己從自欺欺人的「否認狀態」(state of denial)中抽身出來,自然會在震驚之餘,明白到這宗令人目瞪口呆的鬧市塌樓事件,包括它的前因後果,以至社會的反應和政府的處理方式,其實都不過是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奉行的主流社會價值的極端呈現(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our prevailing social value)而已。

自台灣作家龍應台幾年前提出「中環價值」以來,這個名詞成為了理解香港社會價值的其中一個關鍵詞。殊不知「中環價值」其實只是一個委婉詞(euphemism)——它強調了香港人所重視和珍惜的,卻忽略了他們不屑一顧,甚至賤視和鄙夷的。一套完整的價值系統,必須由正反兩面構成,否則將無法取得始終如一、前後一致的清晰度(clarity)和連貫性(consistency)。是故,香港人除了深信賺錢至上、地產萬歲的「中環價值」之外,還暗地裏不自覺地認為,應該讓被社會標籤為失敗者的失業者、低收入人士和弱勢社群自生自滅(left for dead)。一如唱片的反面(flip side)收錄的樂曲往往不及正面上的樂曲流行,「中環價值」的反面——由今日開始可稱之為「馬頭圍價值」——由於在政治和道德上皆不正確,因此沒有人會宣之於口。可是這套令人毛骨悚然的價值觀,卻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理出優先次序(prioritize),以至香港的運作模式(what makes Hong Kong tick)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含蓄假設(implicit assumption)。

難怪市區重建局在香港已經成立了將近九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嘴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這不僅彰顯了一切皆向錢看的「中環價值」,也是「讓失敗者失敗下去」和「不管窮人死活」的「馬頭圍價值」的赤裸裸呈現。

總理溫家寶要特首曾蔭權著手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然而這是特區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香港政府本身就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的表面繁榮,以及香港人的紙上富貴,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政府高地價政策的結果。作為全港的最大 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shadow property developer)的模式和原則運作。

換句話說,在現今香港社會貧富對立、有樓階級與無殼蝸牛、激進派與保守派日益尖銳的衝突中,特區政府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以及其中一方的強硬支持者(partisan)。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它又何來足夠的道德權威去奢談社會的整體利益﹖

前特首董建華最罪無可恕的,是提出「八萬五」的建屋計劃,導致樓價大跌。這大概就是曾蔭權從他的前任身上得到的最大教訓。於是,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的事情也在這裏發生了。想深一層,這其實不足為奇。在香港,樓可以塌,但樓價不能倒(Buildings can collapse, but property prices can’t),這就是香港政府運作的指導性原則(guid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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