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

「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

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

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

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煉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要求嬰兒潮同代自我反省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煉，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美名為「照顧」）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身分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練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卸膊」）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依附、服從的習性。

韓批討論百分之二精英不全面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線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趁70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70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什麼雖有重疊，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分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香港的鬱悶》批判源自波希米亞文化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以David Brooks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浪遊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四代香港人》只持自由主義教育觀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70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什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什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彷彿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3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和歧義。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文 安徒

編輯 楊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