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February 21, 2010

呂大樂與沈旭暉的世代對話﹕3名「80後」學人的反省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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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

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

「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石頭過河,也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個「80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

文 李祖喬、黃宇軒、葉國豪@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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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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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

「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

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

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

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煉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要求嬰兒潮同代自我反省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煉,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美名為「照顧」)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身分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練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卸膊」)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依附、服從的習性。

韓批討論百分之二精英不全面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線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趁70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70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什麼雖有重疊,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分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香港的鬱悶》批判源自波希米亞文化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以David Brooks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浪遊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四代香港人》只持自由主義教育觀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70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什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什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彷彿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3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和歧義。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文 安徒

編輯 楊泳森

January 17, 2010

北風: Google的一聲驚雷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4: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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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地時間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Google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法律顧問莊孟德(David Drummond)在官方博客表示,

因Google公司的基本架構受到來自中國的非法攻擊,部分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郵箱受到針對性入侵,

Google不願意再接受中國政府對其搜索結果的審查,故Google正「考慮中國業務運營的可行性」,

Google考慮關閉「谷歌中國」 (Google.cn),包括中國的辦事處。

Google可能撤出中國的消息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業界嘩然,亦隨即上升為外交事件。十二日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對谷歌事件發表聲明說,這次事件引發了「嚴重的擔憂和問題」,並要求北京解釋。美國白宮發言人吉布斯於十四日表示,巴馬總統「烈支持」谷歌不再審查搜索結果的決定。吉布斯表示,巴馬支持自由使用互聯網這一「普遍權利」。另據媒體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克勞利透露,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謝爾當天會見了中國駐美大使館官員,要求對谷歌受到來自中國境內的黑客攻擊一事說明。相比較而言,中方暫時未對此有明確的態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時間十四日舉辦的例行記者執行會上重申了官方一貫說辭與立場。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在十五日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到目前為止,商務部和北京市商委均未接到谷歌撤出中國市場的報告。截到北京時間一月十五日晚間為止,中國的網絡主管部門未公開對谷歌的聲明回應。

中國互聯網業界反應不一

與官方的表面平靜相比,中國的互聯網業界卻是反應激烈評價不一。曾任微軟中國總裁,現任新華都總裁的唐駿表示,「這將是他們做出的歷史上最蠢的決定,放棄中國等於放棄半個未來世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認為「最大的失敗就是放棄」;博客網CEO方興東認為「通過媒體向中國有關部門施壓,以及採取退出的方式或許缺乏思考」;資深互聯網人士謝文認為該事件「對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是一個不利的信號」,谷歌若撤出中國,中國的互聯網行業「損失非常慘重」。亦有評論者認為,Google只不過用政治化的借口來掩飾其在業務開拓上的敗退,百度首席產品設計師孫雲豐認為,「因經濟利益退出,就直白白的說好了,把自己塗脂抹粉一番……是侮辱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智商」。

在中國互聯網有個特殊的圈子卻完全呈現另一種聲音。Twitter的中文用戶普遍對Google的決定表示敬佩和讚許。北京時間十三日中午,即有北京的Twitter用戶主動聚集到谷歌公司北京辦事處獻花以示敬意。一連兩天,都有網友前住谷歌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的辦事處獻花,有人戲稱,「中國的Twitter用戶用最黑色幽默的方式向中國互聯網管制豎起了中指」。

格格不入的Google

於一九九九年正式向公眾提供服務的Google公司,在沒有正式進入大陸開展業務之前,就曾讓中國政府打了一悶棒。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Google.com首次在中國大陸地區被屏蔽,其域名遭惡意解析至其他網站,事件在兩個星期後得到解,Google.com在中國大陸恢復訪問,但谷歌的網頁快照被屏蔽,圖片搜索亦不能正常顯示。當時百度剛剛興起,業界亦有傳聞是百度公司與政府聯手打壓谷歌,但因為沒有實質證據,傳聞亦不了了之。

二○○四年八月十九日,Google公司的股票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一年後的二○○五年七月十九日,Google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同期時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復跳槽Google,出任Google中國區總裁。在二○○六年一月,Google在中國推出了 Google.cn,在這個中國版本中,任何有違背中國政府意願的內容都被過濾。同年四月,Google全球董事長兼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再次來到中國並發布了Google在非英語國家的第一個當地名稱——「谷歌」。

谷歌在其誕生之初就幾乎被拋棄。Google聯合創始人布林(Sergey Brin)在同年六月表示﹕「我們以前覺得也許可以在我們的原則上讓步,但是最終向中國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也許這樣的服務更有效,影響更大。現在看,也許更有原則的方法更合理。」不過,Google決策層最後希望在Google.cn和該公司的宗旨「永不作惡」(Don’t be evil)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因此仍然繼續在中國提供未經審查的搜索引擎Google.com。谷歌在中國市場份額快速攀升。

為此,Google受到美國國內人權組織的巨大壓力,「紐約城養老基金」就曾於二○○七年五月向Google股東大會提出申請,要求谷歌不要按中國要求除政治關鍵詞檢索,但Google股東們拒絕了這個申請。Google的首席法律顧問莊孟德聲明,「我們認為這對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是有促進作用的。」CEO施密特說﹕「被檢查與除的數據不到所有檢索結果的1%。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在中國活動,中國公民得到的信息將更少。」在Google作出這個決定的同時,另一家美國互聯網公司雅虎卻因向中國司法機關提供了有關師濤和王小寧的個人資料而承受巨大的壓力。

此時中國政府的管理利刃已經砍向了Google,在二○○七年十月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陸的網友均無法直接訪問Google旗下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儘管如此,Google仍準備在中國市場繼續投入。同年十月二十九日,Google公司在中國以約二千萬美元的價格購得域名「g.cn」,作為中國業務的域名。

在二○○八運年雙方相安無事一年之後,二○○八年底,中國中央電視台突然向谷歌發難。十二月十一日,央視在《朝聞天下》節目播出了「谷歌搜狗贊助商鏈接虛假售藥信息」的報道,該報道稱包括谷歌在內的搜索引擎的贊助來自部分非法藥品商。在谷歌隨後發表的聲明中指市場存在「惡性競爭」,目標當然指向其在中國的競爭對手百度公司。

在隨後的二○○九年,可以說是谷歌的噩夢之年。中國互聯網在二○○九年的「反低俗」運動亦波及谷歌,一月至四月期間,「谷歌中國」網站曾兩次被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公開曝光。三月間,Google.cn和Google.com出現短暫被屏蔽的現象,YouTube因播出西藏314騷亂「藏人被毆打」視頻而被中國「封鎖」。六月十八日,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在首頁顯著位置,刊登了「烈譴責谷歌傳播淫穢色情和低俗信息」的消息。到了二十四日晚,中國大陸的谷歌服務全部無法正常登入,受波及的包括Google.com的搜索引擎、電郵、文檔、日曆、照片等多項服務。一天之後 Google服務有所恢復。此前一天的二十三日,谷歌中國聲明稱﹕「政府相關部門指出的絕大部分存在問題的結果已得到解決。」但隨後幾天,中國國內的新聞網站顯著位置均連續發布關於谷歌的批判文章。顯然,中國互聯網的監管當局對谷歌并不滿意。谷歌亦很難在「不作惡」原則與中國的互聯網間尋找到平衡。

時至去年的九月四日,谷歌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正式辭職,在四年任期結束後最終選擇離開。是李開復另有盤算,還是李開復居中斡旋太辛苦,外界已經無從查究。但監管當局對Google的步步進逼仍在繼續。就在李開復離職的當月,Google的Sites服務及SSL方式的文檔服務被中國政府封鎖,論壇服務受到嚴重審查。十月十三日,央視《朝聞天下》欄目報道稱,谷歌涉嫌大範圍侵權中文圖書。谷歌就此和中國的文字著作權協會進行了多輪會談,最終卻因谷歌計劃撤出中國而不了了之。

谷歌撤出是中國網民的損失

因Google絕大部分產品及服務都放置在中國境外的服務器中,而Google對產品安全性有保障及對隱私保護的周全,使得Google的產品深受中國網友歡迎。特別是包括電郵、文檔、論壇、閱讀器等Google的產品都可以使用SSL方式登入,這種方式可以有效防止中國的國家防火牆(GFW)嗅探及過濾網頁的信息。中國大陸比較注重信息安全的網民,會利用Gmail來互通郵件,用Gtalk來聊天,用Reader來訂閱本來需要翻牆(越過國家防火牆)才能瀏覽的信息。特別是利用Google的文檔服務,可以很方便地發布圖文並茂的網頁,並以SSL方式傳播,而中國的監管部門卻很難追查誰是文檔的編輯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之內,中國的GFW對此毫無辦法,直到二○○九年的九月,才針對性地封鎖了文檔服務的全部SSL。

儘管莊孟德在十二日的聲明中說,「未來幾個星期會和中國政府討論在法律範圍內我們以何種基礎來經營一個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但業內人士對此普遍持悲觀態度,認為Google撤出中國在所難免。連日來,業內亦有消息稱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將對谷歌實施嚴厲處罰。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不僅不可能存在一個不經審查的搜索產品,包括Gmail在內的Google產品及服務都有可能遭到中國的屏蔽。Google的產品與服務無疑是當今互聯網最優秀的,如果中國大陸網友不能直接登入Google,沒有競爭對手的百度公司將在其惡質化的價值取向上愈走愈遠,這絕非中國網民之福。

不過,不見得所有人都這麼悲觀。北京資深媒體人安替表示﹕「現在要看中國政府怎麼應對,最極端的方法是讓谷歌滾蛋,把Google很多服務包括Gmail,Gtalk等全部封掉,這意味什麼,大概很多網民還不清楚,但是共產黨會不會這麼做,那是一個問題。所以還要看中國的反應,才能判斷。因為這是一個特大事件。」有觀察者認為,如果中國完全屏蔽Google的產品及服務,將會大大影響中國的營商環境,把外向型經濟作為主要經濟動力的中國未必能承受得起代價;全面屏蔽也將使大量原來Google的用戶不得不學習翻牆來繼續使用Google的產品或服務,中國的互聯網監管當局相信不願看到這種情形發生。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下周二會宣布一項科技政策,幫助其他國家民眾可以看到被過濾的互聯網內容。Google的聲明會否成為向中國言論審查這個堡壘進攻的號角,亦為世人所期待。目前中國官方的新聞網站正在組織大量文章對Google的聲明進行批評和貶損,為下一步的處罰造勢。而對於中國普通網民來說,他們並沒有辦法影響事態的發展,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學好翻牆術,即使Google在全面被封的時候,仍可繼續使用其產品及服務。

文 北風

安裕周記﹕吾土吾民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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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最近這段時期香港社會呈現的一些氣象是令人動容的,這包括社會上對興建高鐵的抗爭,是五區公投帶來觸動人心的政治衝擊,有八十後問誰領風騷的論爭。這興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歸論述以降香港這片蕞爾小島所能喚起的本土情懷的最熱烈也最受注目討論。這其中析出的是一片超越所有年齡層的泛階層意識形態,林語堂《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這一書名及其引帶出對鄉土的思念,在著書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成為香港這一連串抗爭的註腳。

高鐵抗爭蘊含的意義已然超越立法會議事堂泛民拉布拖延和保皇的巧言令色而到達大江大海的那一端,可是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還孜孜於把抗爭和高鐵直接掛,這是失去時空背景下的脫焦,更是造成政府和主流評論與社會流向脫節的核心原因。我想,也許朱凱迪他們會感覺得到,他們的抗爭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開到第三次會議後的今天已經從保家衛園有更大昇華,這些青年為了香港本土價值包圍立法會圍堵禮賓府,高鐵只是他們的連串保育行動從天星到皇后到喜帖街到西北菜園村的其中一個符號,終極目的地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人權法治公義 香港本土價值

香港本土價值到底是什麼,一直是社會學家的研究課題,吳志森的解說是香港本土價值是人權法治和公義,當社會上把高鐵抗爭放進純粹是「要不要發展」這一框架時,吳志森在電視上說人權法治和公義才是香港的高鐵,在鋪天蓋地支持高鐵的廣告裏,他在公營電視台說出這些話的確要耳目清明才可以。我完全同意吳志森的觀察,不過,今天的高鐵抗爭裏浮現的香港本土價值,除了是吳志森說的三大支柱,更是一種只有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巿民才能領會的多重價值,包括可以向北京說不的勇氣。我在這裏說的可以向北京說不的勇氣,不僅在於可以對北京強行阻攔香港政制發展吐一口淬沫,不光是對中方對香港的頤指氣使的反彈,而是向北京說我們要的是不僅是舞照跳馬照跑的淺薄價值,我們要的是自己。

嚴格來說,香港從一九八四年底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已經沒有了自己。或者會有人爭論,香港在英殖時代也是沒有一己獨立政治人格,這是百分百正確的論述。可是,這決不等於以前沒有便必然等於以後也應該沒有。一九九七年夏天那個滂沱大雨晚上,香港由英國人手上交回給中國,平情而論,回歸初那幾年,北京對香港的hands-off管治的確很有大將之風,外交國防之外任由香港作主,這是只有中共建政初年才會有的寬鬆。可是,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一切都變了,中共什麼都管,從猶抱琵琶半遮臉的躡手躡腳到今天的捋起衣袖親自下廚,連帶本來讓人覺得是開明左派的鄭耀棠先生也忽然變了,在元旦大遊行中聯辦事件的其後說出了「北京震驚」這些沒有北京官員公開認頭的話來。

十三年了,香港人刻苦老實能忍耐,一直期望中共會隨進一步改革開放而演出更精彩的一國兩制下集,朝向鄧小平廖承志當年說的「香港回歸只是換一面旗」的方向前進。然而事與願違,事物的發展果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巿民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九七年得到應允的一件一件地失去,眼看昔日種種有如大江東去,眼看在邊緣化的危機裏開始被納入中國政治版圖,再看自己籃子裏所餘的早已不多,才恍然想起該是時候揣僅有的理念物事走過落日斜陽。因此,若是把反高鐵五區總辭八十後抽離了共同的時空背景來觀察必會悲劇收場。這其實是要保住香港的心態反映,這種意識形態早已跨越世代的年輪與社會階層渾成一體,因為從一九八四年以至迄今的二十六年,香港七百萬巿民到底失的多還是得的多,人人心裏都有一本帳,比誰都清楚。

失的多還是得的多

林語堂的《吾土吾民》以英文寫成,是海外遊子對家國文化的眷思,是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鼓勵下揮筆而就。一個中國人何以要在西方作家推動下寫出關於家國的文字,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課題;不過,當我們把台灣七十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幾乎同一時間崛起的黨外民主運動作為比對,再併上香港本土運動而觀之的話,也許從中會摸索得出一個觀察方向來。

鄉土文學論戰如今被視為台灣本土化的主要里程碑,如果以台灣今天的政治正確尺度觀照,那是極為適合當前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的歷史趨勢。到今天,對於台灣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仍有各種各樣詮釋,但我覺得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裏的論述比較貼切,葉石濤認為,鄉土文學論爭的爆發,是與台灣一九四五年光復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島上推行的連串偏頗措施導致島上內部問題湧現有關。葉石濤認為,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是把台灣未來應走向哪一條路的意識形態之爭表面化,暗喻鄉土文學論戰是本省和外省意識形態角逐的結果。

香港高鐵抗爭是不是吾土吾民2010版或者是不是另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這還要待大量的嚴肅考證和比對,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風起之始,也不僅是只有葉石濤的一種分析,也有陳映真的民族主義的突顯,但微妙的是,香港社會對本土價值的論述,一些評論竟也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初始時幾乎一樣的打棍子,香港是有人暗指「獨港」之說,台灣當年則有余光中指文學論戰是共產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大扣紅色帽子。中國歷史裏總是有些為尊者諱的打手,想不到的是國共都有這些人,這也可以解說是兩岸的打手五百年前是一家,血液裏流共同的基因。

論及鄉土文學論戰發韌時期的台灣,必不可脫離當年的政治背景和國際形勢,七十年代末台灣風雨飄搖,美國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轉而與中共建交,國民黨小朝廷缺了這個最忠實盟友,頓失所依,蔣經國審時度勢,頓悟台灣只有本土化才能延續政治生命,本土化政策接連出籠,最著名的是以歌手崔苔菁諧音的「催台青」——大量起用台籍官員,明的暗的允讓一些黨外人士參加選舉,黃信介康寧祥便是那個年代的著名黨外人士。幾乎同一時間,台灣文宣部門推動社會閱讀蔣經國讚揚備至的美國小說《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書中海鷗岳納珊發覺生存不單是為了覓食,而是追求實踐自己的理想——飛——於是每天學習飛行,終於可以享受飛翔帶來的愉悅。

北京其後對這一段時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是「B型台獨」,雖無台灣獨立之名卻有台灣獨立之實。先不論這種觀察是否正確,但客觀事實是也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共也和陳水扁呂秀蓮這些台灣本省籍青年才俊搭上了線,陳水扁在北京的照片應該不少人都見過。這時的中共對台工作仍是周恩來親信童小鵬負責,那是敞開胸襟的對台工作,中共是用廣納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本省籍人士。之後,童小鵬等逐一隱沒在歷史帷慢後面,取而代之是另一種態度,那是相對強硬的對台政策,台灣內部獨立勢力在這種互動之下找到空間,最終建構了今天的隱性台獨局面。

不厭其煩的把這段歷史說一遍,只是想提出一種歷史觀照——本土價值和文化是不可能以經濟力量或意識形態的洗腦甚或武力逼迫而除去,準確的說,一種文化的形成,是有其客觀的歷史發展背景和成因。我相信,如果把當下香港的幾個主要爭論熱點獨立分拆進行民意調查,比如建高鐵,比如五區總辭,比如政制發展,反對和支持的差距的不會有太大的落差。可是,當這三個課題是放在香港和北京的關係的政治框架之中時,敢信會是完全迥異的三個結果。這到底是不是中國已然成為香港社會的他者,必須要全面的研究才能下判斷。不過,文化沒有必敗的弱者和必勝的強者之分,三十年的歷史說明,台灣本土文化相對於中共治下的中原文化,從質到量都是處於弱勢,但卻在海峽的另一邊茁壯成長。這是中共必須體認的現實。

「你蠢麼?把水排乾了,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

香港今天的本土價值是多元本質,不是簡化到只能是一兩種內涵,「香港學」專家洪清田先生應該到北京去給中央講課。是的,要一元化或只有一種聲音,在大國崛起的今天易如反掌,但這是一種辦法嗎?這裏說一件近年內地常見報的軼史﹕建國前夕,毛澤東一行在北京香山準備進城看看,大伙到了頤和園,整個園裏要人沒人要飯沒飯要水沒水,一問,原來保安人員為了安全問題,把所有雜閒人等都轟走。老毛甫聽當即大發雷霆﹕「你蠢麼,你把水全排乾了,你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

PS

泫然.保重

海星去世,極為痛心,這不僅是我認識他們父子兄弟的緣故,而是在想,海星從廣州外語學院畢業回港,八十年代當上貿易發展局駐北京首席代表,從這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海星在內地留下的人脈關係,在今天人人向北望講中港融合的日子應該是生活得很愜意才是。

這是一種看法。可是,海星沒有走到這條路上去,一九八九年,海星走上了與人民一起的道路,有人說,他是參加黃雀行動的其中一人,我不知道內情,但他確是在深圳給攔下拘捕。在牢獄裏過了兩年,才獲釋。

有人會為海星扼腕,說六四事件的角色斷送了下半生的安穩豐足,但朋友都知道他從沒後悔。三年前,我們去找海星父親羅孚先生,談話中說到了海星,視力已不如前的羅先生對兒子談得不多,然而我還是記得很清楚﹕那天清風徐來,一室爽涼,秋日艷陽映照入屋,羅先生和眼前兩個做他兒子也嫌小的訪客談到中國的民主和未來。那是不能忘懷的一次探訪。今天若再見到羅孚先生,可以說些什麼呢,只能執手泫然,說一聲保重、保重。

文 安 裕

January 15, 2010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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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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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全世界的攔路者,團結起來!
李祖喬︰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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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 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 「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 「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 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 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 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 「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 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January 10, 2010

馬國明: 打造非人生活 一小時生活圈套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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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周五1 月8 日,立法會進行高鐵撥款審議續會。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乃政府推銷高鐵時所營塑的港人生活願景。但民間學者馬國明清晰指出,這種廣告式的政策推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昨天特意透過媒體催促撥款通過),不過意在刺激我們的消費意欲,然後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馬氏分別援引門禁城區和「滾動中的石頭長不了青苔」的西諺,封閉意象砸碎官僚口中多采自足的、「解決兩地家庭團聚問題」的願景——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而香港一班年輕人在政策促銷之聲中,以青春去持守「慢」之法則,與「時日無多」、為便捷所醉惑的人們直面對話。

雖然政府興建高鐵的計劃出乎意料地未有在去年12 月18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但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和功能組別的「獨立」議員支持下,興建高鐵的計劃仍將會有驚無險地得到立法會的撥款而動工。連同剛正式動工的港珠澳大橋,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似乎已漸漸成形,再過數年更會成為現實,《明報》便專誠由去年12月15 日開始一連六日派記者親身考察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的各環節。12 月15 日的報道大標題是「珠三角城際車程減半」,並以圖表清楚列出往返九條鐵路或通道所需的時間。打開當日的《明報》讀到相關的報道時,腦海裏不期然浮起一些經常會在報章見到的樓盤廣告……文.馬國明

這些廣告一方面標榜樓盤鄰近港鐵車站, 另一方面則同樣以圖表方式顯示從樓盤所在的港鐵站出發,花多少分鐘便抵達九龍市區或港島。這些標榜交通方便快捷的樓盤廣告一般會把樓盤包裝成豪宅般模樣,而事實上這些佔據整版報章的廣告,當中推銷的樓盤,其呎價之高昂,一般中產人士也未必能負擔。這些樓盤廣告當然不能跟《明報》的客觀報道相提並論,但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基本上跟樓盤廣告推銷的概念沒有分別。如果佔去整版報章的樓盤廣告無非是對準中產以上的上層人士,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亦同樣只適用於香港和內地的上層人士。

「門禁社區」的融合遊戲以廣深港高鐵為例,興建這條高速鐵路須動用超過六百億公帑,但卻只設西九一個車站,新界數百萬居民如果要乘搭這條據說只需四十八分鐘便抵達廣州的鐵路便要先花至少三十分鐘到達西九。負責項目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回答為何不在新界設車站的質詢時表示由於西九到廣州的車程將增加十分鐘,政府因此不會在新界設車站。在新界設車站,車程增加十分鐘,但不設車站,新界的居民卻要多花三十多分鐘才抵達西九再轉乘高鐵。很明顯高鐵不是為新界居民興建的,那是為誰而建的呢?答案十分顯淺,高鐵連接的其實不是香港和廣州,而是西九這片和鄰近的油麻地、大角嘴分隔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和廣州。

這片由地產商打造的門禁社區是九七之後的新事物,與香港原有的事物格格不入,就連當中的建築物也用了大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名字。這片門禁社區與大角嘴、油麻地、官涌等舊區為鄰,但卻不歡迎人們從這些舊區步行抵達,選擇步行的人必須跨越重重障礙。花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只設西九一個車站與其說是為了貫徹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嶄新概念,不如說是延續九七後董建華年代商人治港種下的偏重地產商的扭曲和不合理的政策。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名義上是為了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但其實不過是將西九這片不曾和香港固有社區和固有事物融合的門禁社區搬到廣州和內地高速發展的地域融合而已。

不少評論認為高鐵是曾蔭權取悅中央的政策而已,但中央政府大力發展高速鐵路,內地和香港的地產商將會大大得益。得益於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珠三角地區的樓價大幅上升,根據《明報》的報道,中山的樓價過去一年內升了一半。12 月16 日《明報》B1 頁更如此說: 「內地樓價高企,幾演成全民聲討現象,連中央副部級官員亦聲言『買不起』。」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內地或香港,似乎未有任何評論將樓價高企和大力發展高速鐵路相提,但二者的關係極其密切,西九便是最好的示範。如果沒有鐵路接駁,西九豪宅的樓價會下跌多少?現時那些單聽名字便令人感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豪宅卻確是有其過人之處,機鐵、西鐵和港鐵東涌線全都在西九設車站, 再加上高鐵,西九簡直是天之驕子,也是名副其實的「君臨天下」。政府提出興建高鐵的計劃後,民間自發組成的專家小組向政府建議把車站由西九改為新界的錦上路,既可不拆菜園村,亦不會影響大角嘴、象山邨和華景山莊的居民,而且工程的造價可以減半。不過政府對專家小組的建議完全不加考慮,原因十分簡單,車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時,輪到居於西九豪宅的人先花三十分鐘到達錦上路才能轉乘高鐵。所謂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是政策打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要達到發展的目的便要把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材源源不絕的送到,因而需要興建高鐵。高鐵運送的是居住於西九那些「君臨天下」的社會菁英,是消費能力極高的一群。

這一群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消費能量的人士所到之處有如點石成金,因此興建高鐵必會刺激樓價上升,高鐵所到之處樓價不但高企,而且不斷看漲。另一方面高鐵既專誠為這群高消費的菁英而興建,當然要度身訂造,這群高消費的人卻又偏偏是時間匱乏的專業人士,不在新界設車站可以為他們省下十分鐘,假如他們把這省下來的十分鐘用作消費(消費首先是消費一己的生命),GDP 說不定會增長零點一到零點二個百分點。高鐵之為高鐵就是要省下這十分鐘,至於是否適合其他人根本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長青苔

興建高鐵,最受影響的是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的居民,菜園村村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卻在新界一隅建村紮根長達五、六十年。他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新界是他們的家,是他們農耕生活的家。大角嘴的居民同樣以大角嘴為家,這一點浸大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便已在12 月17 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細緻地分析過。興建高鐵是為了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方便西九的社會菁英往返整個珠三角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不過,一小時生活圈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強調快速移動,另一方面卻不外是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而已。無論如何,正如西諺所言,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生長青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一小時生活圈不是菜園村或大角嘴那樣是人們的家。或許從刻意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邏輯而言,為了興建高鐵而拆毁菜園村和挖空大角嘴舊樓的地基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使有其他不會影響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可行方案也不會被接納,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下,興建高鐵就是為了淘汰菜園村和大角嘴這些讓人們紮根五、六十年的農耕社區和舊區。

說得學究一點,興建高鐵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恰好是後現代社會理論裏所說的時空壓縮(space-timecompression)的具體表現。時空壓縮意味着當中某些事物被擠掉,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而被擠掉的卻不僅是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家園,時空壓縮亦意味着社會上大多數的事物都變成一瞬即逝。不錯時空壓縮令人們在短時間內便可以遊遍整個珠三角甚至整個中國,但當事情來得這麼快的時候,當然是應接不暇,頂多是走馬看花而已。在時空壓縮的處境底下,那些歷久不衰的事物,那些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裏提及的: 「要求人們不計較時間,點滴功夫累積而成的」事物,還有那個毋須顧慮花多少時間的世代都全被擠掉。

青春告別匆匆

怪不得整個香港社會裏一力承擔反對興建高鐵的是一群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六名八十後的年輕人更一連三日繞立法會苦行,希望可以打動建制派的議員們。年輕人風華正茂,他們不似自知青春不再的中年人,他們不會急於要完成這,要完成那。他們希望的是慢慢,並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體會這個世界各種美好或令人心酸的事物。一小時生活圈是那些時日無多卻仍一味貪圖方便快捷的人醉心的,不是青春無限的年輕人的一杯茶。如果以為年輕人反對興建高鐵是因為他們憤世嫉俗,那不但是莫大的誤解,而且像校園驗毒計劃一樣,根本就是侮辱年輕人。據說興建高鐵是避免香港被邊緣化,是為了香港的將來,但高鐵打造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其實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在這個非人生活的所謂生活圈裏,任何事情都變成浮光掠影、稍瞬即逝。以為自己事業有成、見過世面的中年社會菁英或許不會介意自己不停在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裏滾動,總是行色匆匆,趕頭趕命。年輕人卻從骨子裏知道這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他們明白在菜園村紮根,雖然不是白手興家,但卻是白手興建家園的村民生活出來的才算得上是人的生活。又或者是大角嘴的居民,即使樓宇破舊,但卻是他們畢生積蓄換來的,是他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換取的。對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居民來說,菜園村和大角嘴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是花了五、六十年時光建立的,不是高鐵打造出來的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可比擬。年輕人站在人生的起點,希冀的是足以付託終身的事物,絕對不是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在目前畸形的政治架構下,高鐵終會上馬,但高官們不要再吹噓什麼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了,香港的年輕人早已知道這不過是西九那種明益地產商的土地發展模式在中國大陸全國蔓延的非人生活圈而已。

世紀.Info

反高鐵.停撥款集會

December 13, 2009

黃宇軒: 2009哥本哈根現場﹕對哥本哈根峰會不必 不應 太認真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2: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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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將過十年,有論者選出《華氏九一一》和《絕望真相》為最能代表這個十年的電影。若新世紀以恐懼主義揭幕,

難怪在這十年行將結束時,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會那樣強烈地牽動人心。

近日在報章我們總是讀到「這是人類的最後機會」,「挽救文明就看這次」之類的號召,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踏進新世紀,

在下個十年開始前,人們對重新掌控自身命運的希望﹕末日的危言,是時候被解決問題的決心取代。

然而,筆者希望在此指出科學家、政客與傳媒合力營造的想像是錯置(misplaced)的,

我們對會議的極大期望,恰好就是氣候變化無法「被解決」的核心原因。

在解釋這個立場前,必須先說清楚,現在流行對氣候峰會持懷疑態度的還有兩種,分別是對科學證據的質疑和左翼反資本主義與官僚的立場。但筆者並不打算在此闡述這兩種懷疑態度,反而想問的是,氣候變化真是個可以「坐低傾掂佢、解決佢」的問題嗎?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對氣候治理(governance)的期望,對科學知識與政治行動兩者關係的理解合理嗎?

美麗的誤會﹕氣候是要管的

認為出現了世界性的共通問題,就要用全球各個民族國家共同參與多邊(multilateral)會談才能解決的美麗誤會,始自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四十六個國家政府共同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及後共一百九十一個國家認可,管治和限制破壞臭氧層的氣體排放。蒙特利爾議定書的成功,為氣候治理開下先河,主權國家間多邊商談條約,利用全球單一體制(single global regime)解決問題,成了典範。《京都議定書》直接受這種思維影響,而刻下進行的峰會也是跟從這種「智慧」,可以說,this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何京都議定書歷經至今十七年的失敗,讓世人那樣沮喪;而這次會議又為何聚焦了那樣極端的期望。但簡言之,今次會議不過是要讓垂死的京都議定書重生。

問題是,氣候管治是否就只有這種由上而下,由條約支配一切(overarching)的方法?我們對哥本哈根峰會的期望,反映的是一種層級式的生活方式(hierachist way of life),問題出現了,人們就指望國家、市場和條約帶來通盤性的解決方法,利用主權國家的力量達到排減目標,動員個別國家的公民。愈來愈多的非國家個體,已發現相信這種層級確是太傻太天真,全球形形式式的公民行動試圖身體力行,解釋「行動」和「管治」絕非單是國家、聯合國、大企業等的責任。全球合力管治全球氣候,其實是人類從未嘗試過的任務,多年來由上而下的實驗失敗,指向的是我們應從新認識所謂管治,該如何開展。將無限大的期望放在哥本哈根,是繼續具野心地走一條錯誤的路。公共政策研究學者Verweij和Thompson告訴我們,氣候變化是個clumsy的問題,需要clumsy的應對方法。全球單一體制的治理,是太過elegant了。

為何氣候變化那麼clumsy?

科學知識生產與政治行動從來都不是,也不應是直線的關係,科學學界對人為氣候變化有強大共識,不代表國家回應的行動也要有同樣大的共識。今天「各國要通力合作」的圖像,就是由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家多年共同倡議的。科學與政治糾結複雜是必然現實,看似顯淺,但這不是被廣泛接受的。愈來愈多對氣候治理失望的人,將矛頭指向科學「證據」,指科學研究結果和「事實」應更廣泛傳播,而且只要減低研究的不確定性,就能讓所有人相信,所有人相信就能在會議中解決問題﹕這就是了IPCC(中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一九八八年建立)與當下哥本哈根峰會邂逅的背景。然而,今天人們提到氣候變化時,指涉的已不可能僅僅是有關氣候的物理現象,而必同時在調動(mobilize)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想像和個人信念。科學表面上的肯定和清晰,也讓我們對政治的肯定和清晰有了無法被滿足的期盼,但科學從來都不教曉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尤其在最不確定的氣候科學領域上。政策和治理,無法忽略這些元素。

這也就是是氣候變化問題clumsy的原因,發展至今,它已不像臭氧層問題般簡單。愈來愈多類型的問題已被牽扯進氣候變化的分歧中,發展、饑荒、能源、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權利等,參與談判的國家與非國家個體各有關注,相信他們可以合寫一本通書,一個時間表,讓全球每個國家遵從同一條約二三十年令地球停止增溫攝氏兩度,是何其荒謬?在科學模型中顯現出的單一氣候問題,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與涉及的參與者何其多元、斷裂與複雜?用氣候政策研究者Mike Hulme的說法,必須開始理解我們就氣候變化的萬般分歧,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分歧。而面對氣候變化也要放棄通盤性由上而下的治理,轉向多重尺度層級,多種方法,不同的應對。例如,改變熱帶雨林的治理形式、對能源的重新檢視、受氣候問題啟發的原住民權利運動等,都是不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這些討論與行動已在各個領域開展,它們加起來非常clumsy,但卻比起遮蓋它們的氣候會議更能應對clumsy的climate change。

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說,氣候變化不可能只是個自然現象,它也是個被調動的觀念,讓我們重思人類生活的每個環節。觀念不能被解決,卻是可被使用的資源,尤其被用來在不同領域上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哥本哈根峰會開始前夕,氣候研究權威James Hansen指他希望峰會最終拉倒,因為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就如「林肯面對奴隸制和邱吉爾面對法西斯」一般,是不能談妥協的。言下之意,即這些問題都必須一下子解決。筆者同意會議失敗可能反而讓我們認清氣候問題的本質,但卻無法同意他的立論;哥本哈根峰會象徵和實踐的,就是「一下子」解決問題的決心,然而奴隸制與法西斯並不像氣候變化,後者牽涉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共處。認為讓全球最有權力的人坐下來就能「傾掂佢」,就能一下子克服自然,實在是在自然面前最大的傲慢。難道,這不就恰恰是人為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

氣象學家Hendrik Tennekes說他時常被諸如「管理我們的環境」、「穩定我們的氣候」這些字詞所暗含的狂妄、自負與傲慢所嚇怕,「當我們聲稱我們可以管理這個星球時,我們以為自己是誰?」這裏指向的不是將人為氣候變化視若無睹,或以犬儒的態度面對複雜和看似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相對於會議把氣候變化鎖定於「問題——解決」的框架中,我們更應視氣候變化(作為同時有物理、文化、政治意涵的一個觀念)視為一種思想和想像的資源,借此重新應對和檢視一籃子的行為、政策和意識形態。這些由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踐,已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如Climate Justice Action、Rising Tide等開始,在世界各地倡議另一種面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這些人,現在也在哥本哈根會議的會場外。人類注定要不斷透過改造自然來棲居於這星球,氣候變化不過提醒我們,學習與自然共處,在千禧年過後我們才開始起步。「問題——解決」的框架只會製造更多的失望和更大的怪物,會議和條約之外,科學家們已在研究不斷發射化學物到大氣來「穩定氣候」的可能﹕所謂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絕不是「人類挽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氣候變化也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至少,從會議為這個詞語安放的意義來說,它不是。

延伸閱讀﹕

Hulme, M. (2009),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rweij, M. & Thompson, M. (eds) (2006) Clumsy Solutions for a Complex World: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lur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陶囍: 大學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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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忘記那一個晦暗的冬日黃昏——
我離開遊玩了大半天的倫敦,坐火車回到大學所在的小鎮,

地發現平日凄清的月台聚了好些人,當中有幾個警察,

探問之下,方知早前一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跳軌自殺,

原因是做了七年研究,最終通過不了論文的答辯,

學校說只能給他哲學碩士的學位,然後……人都死了,

再沒有然後。

事後,仍活的人不免要發一點議論,

有人認為死者背負家鄉父老的期望,學無所成,壓力一定很大,

有些理性平和的傢伙,就想到這學校的學術標準訂得真高,管你讀了多久,

不行就鐵定不行,把關者不會隨便把學術的桂冠派出去。

天啊,這桂冠真有那麼神嗎?值得賠上性命?別開玩笑了,

那天我領悟了一個人生道理﹕做學問當然要盡心盡力,

榮譽和學位呢,最好不要太認真。

本來做學問不一定為了拿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又不一定有學問。自從幾百年前牛津大學頒出了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江湖從此多事。牛津在其校史網站,簡述了大學在一四七八年或一四七九年主動給Lionel Woodville送上博士銜的經過,寫手很老實,說大學當日開這樣的先例,擺明要討好一個極有影響力的人。Lionel Woodville後來還出任牛津校監,頒與受,互惠互利,端的是一個雙贏格局。

到大學羽翼已豐,有十足影響力,反過來可以不賣帳給那些有影響力的人。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一群牛津師生閉門辯論兩小時,以七三八對三一九票,反對大學給戴卓爾夫人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藉此呼籲大眾關注政府的教育和撥款政策。一九四七年以二級榮譽在牛津畢業的鐵娘子,成為英國戰後首位不獲母校送禮的首相,沒趣得很。今年年初,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邀得奧巴馬主禮畢業禮,卻表明不會頒他榮譽學位,皆因奧巴馬上任日子尚淺,還未作出什麼成績。有報章用stiffs(僵化)和snubs(怠慢)等字眼形容大學決定,立場昭然若揭。把此事跟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惹起的爭論一起看,是是非非,對對錯錯,學劉校長話齋,果真是「見仁見智」。

大學推崇的是什麼價值

大學自視為獨立自主的最高學府,人家見到的是仁或智、權或貴、鹿或馬,它確實可以不管。既然如此,大學盡可大膽把桂冠加在他們認同的人身上。月前港大授予大學堂三嫂名譽大學院士銜,動情地封三嫂為港大之寶,讚揚她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暢銷報頭版故事。今年七月,劍橋大學也頒了一個榮譽文學碩士學位給清潔工亞倫(Allan Brigham)。過去三十年,亞倫每天六時即起,辛勤工作,對劍橋瞭如指掌,工餘兼任導遊。他在頒發學位的會場外打掃多年,想也沒想過自己有天會躋身獲得榮譽的一眾名人中。校方說,劍橋沒有人不知道,亞倫對劍橋的歷史、建築和居民,充滿熱忱和無私的愛。

如果大學對自身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有信心,何懼大大聲告訴世人,你推崇的是什麼價值,你心繫的是什麼精神。不過,即使大學真有這番自信,在成日要錢多的現代社會,大學實在談不上獨立,在「乜都鬥一餐」的競逐中,大學盯研究撥款、論文數目、排名榜上的左鄰右里、畢業生的薪酬,不論能不能比較,都要比較,這樣下去,又有什麼自主可言呢?所以說,給名人富人貴人頒發榮譽學位,在可見將來,仍會是主流。說實話,有錢固然不是大晒,但也不是什麼滔天罪行,關鍵還在那個有錢人,為社會和地球做過什麼事,讓主人家撰寫讚辭時得心應手,自己被扑頭時,也不會面紅耳熱,於心有愧。按慣例,儀式過後,榮譽博士需要致辭,就算未及立德立功,都可以乘勢立言。這類演說,亦往往成為重申「大學理念是什麼」的大好時機。

反思大學理念由「人」開始

其他有錢人我就不提了,就只談比爾蓋茨。二○○七年,哈佛終於頒了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這個哈佛歷來最著名的退校生,距離小比爾拋下書包建立微軟剛好三十年。蓋茨開始演說時,先幽了自己一默﹕「我一直想說﹕『老爸,我一早告訴你我早晚會回來拿我的學位。』等了三十年,我要多謝哈佛大學給我這個及時的榮譽,明年我會轉工,正好加到履歷表上。」誰都知蓋茨有沒有哈佛學位都混得十分不賴,但演說下來,他轉談退學的缺失,在於「對存在於世上種種令人髮指的不平等,一無所知」。接下來,他用大篇幅講述他對貧窮和疾病等問題的看法。許是國情不同,抑或是哪個DNA出了狀,自嘲和幽默甚少在我們的大學畢業禮上出現,但關懷弱勢呢?追求公義呢?宣揚平等呢?拯救地球呢?有沒有?有沒有?

或者有,只是我們無心裝載,把這些榮譽看成一場無傷大雅的遊戲,到有人衝上台抗議「大學不應如此這般」,我們就以「大學生不應如此這般」來回應。在媒體熱鬧一兩天,就相忘於江湖。大家也似乎忘了,由一八五二年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九六○年耶士培(Karl Jaspers)的《大學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到金耀基二○○○年再版的《大學的理念》,每個年代都有人不厭其煩地討論大學的本質、功能和使命。輪到我們這一代,大學的理念,我們會如何言說?

一九九六年,美國Long Island University的Southampton College頒了個榮譽兩棲文學博士學位給芝麻街的青蛙Kermit,牠在演辭中說﹕「我謹代表青蛙、魚類、豬、熊等所有在食物鏈中低過人類的朋友,多謝那些為萬物生活和我們共同家園貢獻一生的人。」(http://www.southampton.liunet.edu/)唔,多謝Kermit,要反思大學理念,合該由「人」開始。

December 10, 2009

: 冷眼旁觀:香港綠色新政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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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市府廣場有個「未來城市」的展覽。六個月前,在哥本哈根市長的主催下,全球數十個城市的市長雲集哥市,大家決心成為綠色城市的模範,善用可再生能源 (風力、水力、太陽能發電),推動循環再用的減廢政策,優化運輸系統和倡議節能建築。

展覽簡單介紹各城市的「綠色新政」。哥本哈根市民熱愛單車,哥市剛推出了混合型電動自行車,利用人在踩單車時衍生的能源向單車輸送電源。

美國洛杉磯已把所有路燈換上節能的LED管,墨西哥城重新設計「以單車為優先」的道路網絡,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在千多個巴士站上蓋裝了太陽能,紐約市政府則要求大廈業主改裝建築物,實踐節能和減廢大計,包括地標帝國大廈。

巴西聖保羅市不再開設新的堆填區,利用高科技焚化爐燃燒廢物和創造再生能源。倫敦是二○一二年的奧運城市,為了可持續發展的奧運規劃,已訂下減排指標,連市面的警車也變身小型電動車。

香港不是與倫敦和紐約齊名嗎?我們的綠色新政在哪裏?

我無緣進入聯合國氣候峰會的會場,但這絕不是遺憾,因為哥市散發的綠色魅力,令人動容。今年,市府廣場有一棵聖誕樹,旁邊有許多單車,我初時莫名其妙,看解說後才明白,原來樹上的小燈泡不會持續亮,只有透過踩單車的發電才會閃亮。於是,大人和孩子們就馬拉松的輪流踩,夾雜歡笑聲。

香港?我們只懂得在太光的聖誕燈飾前拍照。

December 9, 2009

廖偉棠: 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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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偉棠
所著《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kubrick,2008)獲新詩組雙年獎
1975 年生于廣東,成長于香港,曾在北京生活5 年,現暫居大嶼山島。曾任書店店長、雜誌編輯,現為全職作家,兼職攝影師、攝影雜誌《CAN》主編、文學雜誌《今天》詩歌編輯。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 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及創世紀詩獎。曾出版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 《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里的浪游》、《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 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明報2009.12.08

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多難—— 這句話後面, 可以加上一個句號, 一個省略號, 或者一個問號。

不管是感嘆還是疑問還是倔強的反問句,我和我的詩人朋友們還是在香港這個非詩、甚至反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了。其實在香港當一個詩人,不比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別的一個地區更難,但是絕對算不上更容易——假如我們只討論物質條件的話。

我的詩人朋友中,會對別人說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很少,頂多他們會說自己是「寫詩的」、「文字工作者」,不是他們瞧不起詩人這一名頭,而是在香港的語境里, 「詩人」和「怪獸」無異。但是也有人以詩人身分充分地自豪,大家也稱他為「蔡詩人」,他就是前輩蔡炎培,他不但自稱詩人,他給我寫信,信封上總是寫「詩人廖偉棠」,每次我接到信,心中總是湧起一股莫大的暖意,不下于冬夜傳火的砥礪。蔡詩人是最真性情者,香港卻最不講真性情,老人能夠氣盛,少年卻反委屈——有一個少年詩人朋友告訴我,每次他坐地鐵打算看一本詩集的時候,他都會用一本暢銷書或者實用書的書皮來包裹掩飾之,因為他實在難以忍受旁人的側目。

面對虛無的勇氣: 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

我會自我解嘲說: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弊也有利。比如說,我因為沒有「正職」工作,所以從來不曾擁有一張信用卡,偶爾要在網上訂個機票之類的,都要和妹妹或者朋友借卡,但是我也因此從來沒有 透支過金錢或者信用。我在結婚登記時,職業一欄寫的是作家,當時官員大惑不解,對我反覆打量,用的就是看精神病人的目光,好不容易吐出一句: 「你有沒有正職的?」。

我多次說過,在香港當一個詩人,非常好,因為香港幾乎完全漠視詩歌,所以你得以完全獨立地創作,你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內詩人,在建國周年時唱頌歌;你也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外」詩人, 馬不停蹄地奔跑于各種「儒商」的樓盤和旅遊開發區,為那些實為公關秀的詩歌節獻藝和獻身。在香港寫詩,你只要具有面對虛無的勇氣——也許你的讀者為無、你 的發表空間為無、你的收入為無,把心一橫,從這虛無中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來——香港,現實素材從來不缺,你會成為一個堅實的詩人

里爾克的話: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一切困境都是好的——曾經是我剛到香港時的座右銘,因為這個非詩的、反詩的香港,恰恰為我提供了最洶湧的靈感衝擊,把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改造成為一個「無邊的現實主義」詩人。但我必須承認,在香港絕不可能以一個職業詩人的身分存活,我在向別人介紹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同時,亦即在介紹自己是一個「文化僱傭軍」。在美國,你可以在學院里教授詩歌、甚至做一個駐校詩人單純寫作,而且你如果在《紐約時報》等公衆刊物發表一首詩的話你得到的稿費也許相當于一個短篇小說,那裡甚至時尚雜誌都會刊登組詩。但在香港,即使你一個月內在所有能發表詩歌的刊物都發表一首詩,你的收入也不會比在麥當勞打一個星期工多。

你代替你自己記憶和幻想

當 然,有人會質問:憑什麼寫詩需要報酬?類似的問話,我甚至被一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質問過,當我為一本詩集的寫作申請一年的寫作經費的時候,他問我:寫詩不 是幾分鐘的事嗎?為什麼要用一年時間全職去寫?我當時簡直為之氣結,你知道我寫一首二十行的詩之前,我要走過多少的路?讀過多少的書?我每一句詩的斟酌不 下于你寫一篇專欄用的精力。我當時心想,早知還不如去申請失業救濟金算了。後來我的申請還是獲批八成,結果就是現在獲獎的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里 的大半詩作。

作為一個詩人,我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閱讀、思考、行走 體驗、寫作。同時我為了養活這個寫詩的我,利用我詩歌以外的專業:攝影、評論、編輯、教寫作等等來維持絕不穩定的收入。我一次次地回答在中學或大學寫作班 上學生們最喜歡問我的問題: 「在香港寫詩能生存嗎?」我說: 「你看我,不是生存得好好的嗎?而且非常快樂呢!」其實用北京話來說,我是「仙活著」——不是說活得像神仙,而是無所謂地生活,我可以一年只買一雙鞋,但 每月都買幾十本書,我可以十天不出大嶼山島,但會把銀行里所有的錢用作一次旅游。因為我衡量生活的標準,和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僅僅詩歌已經給予我足夠的快 樂,此外一切,我都視為意外的收穫。

一個城市漠視詩歌、漠視一切心靈的、精神的追求,歸根到柢,它是在計較詩歌的用處問題。對於香港來說, 詩歌無用,當然!沒有一點GDP 的增長和我的詩有關,我的詩集全部虧本,我交的稅不足千元;也沒有一個碼頭因為我的詩被保留、沒有一個失業者因為我的詩找到工作、沒有一起不公平的事件因 為我的詩得到「平反」……那麼我為什麼要寫詩呢?僅僅為了抒情?為了自我安慰?

我也認為: 詩歌無「用」, 如果非要說出一些「用」,我告訴你:詩歌一點點地塑造我們的語言面貌、保存語言中的傳統又開變出新的傳統,而語言是一個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是記憶的 凝聚,詩歌為你說出靈魂最深處的無以名狀之痛苦、之幸福,這一切都在為你完善你的靈魂——假如你還相信靈魂的話。當你的腳步過於匆忙的時候,我代替你慢下 來,我代替你記得,我代替你幻想——直至你也學會記憶和幻想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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