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November 30, 2009

練乙錚: 雙劍合璧.引而不發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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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功能界別議席是現階段特區政制改革中的最大絆腳石,不僅和《基本法》的最終普選要求相勃,更明顯與最起碼的選舉公平原則格格不入,絕大多數港人對此很有意見,但商界既得利益挾中央領導人以令特區政府一再頑抗民意,兩度在政改諮詢文件中力保此類議席,十分不得人心,間接損害港人心目中的中央政府形象。難道中共花數十年功力促成九七回歸、去殖民化,就是要讓港人「回歸」到這種以八十年代特權模式為基礎的永恒管治?這是中南海實權人物為了香港長治久安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基本法》要求政改循序漸進,故○五年至今,在野政黨提出過不少改革功能界別體制的中期方案,但一一遭政府反對、拒絕,曾蔭權實質上已成為特區最大反對派。面對民主、公民兩黨最近提出的功能界別改革建議,不知特首可持什麼理由繼續反對!

民主黨方案,本周三由張文光議員向特區政府提出,有實質意義,可以是一個通往「最終普選」的過渡安排。方案大意是,二○一二屆立會可有一共六個區議會議席,由直選產生的區議員提名,再由全港所有三百多萬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具體做法,可以是十八個區議會每三個為一組,由所屬選民投票產生一個議席;二○一六屆立會可再增加若干這類議席。建議中的議席產生辦法,符合「普遍」和「公平」的普選原則,亦不違反人大決定,因此可賴以最終實現立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民主黨提出的這個方案,若干方面還待補充,包括區議員提名之時所用機制和門檻,被提名權如何界定,此類議席進一步增加之後採取何種選舉方式(是比例代表制還是簡單多數決)。

就其大處而言,這是一個區議員與選民「分工合作」的方案,其中最應注意之點,便是二者的角色比重,而調校此比重的最重要工具便是門檻。門檻過高,整個設計便變成「區議會主導」,遇上區議員所提名的參選人質素太差或太不適合港人胃口,三百多萬選民可能連否決權也沒有,比「行政主導」之下的立法會更弱勢,絕對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狀況。為免有此嚴重缺陷,一方面提名門檻要夠低,另一方面還應適當規定候選人在選舉中必須得到某一最低合格得票數才能當選。這兩個保險機制的作用不同︰降低門檻,有利保證選民「真正有得揀」、候選人名單不致被區議會或當中某派別壟斷;規定最低合格得票數,則可讓選民掌握否決權,即以投棄權票否決某個或全部由區議員提名的候選人。

不過,民主黨此提議,如果單純倚靠增加立會議席總數提供此類立會議席,便不能逐步壓縮現存功能界別,因此有必要與公民黨的提議「雙劍合璧」。

公民黨的建議,是逐步合併若干最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如此騰出的席位,可部分用於設置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議席。若這種合併於二○一二年起進行,則該年的新增區議會議席,不必止於五個。大家如果看看現時功能組別名單,若以類別分,亦可發覺不少合併空間。例如:鄉議局可與漁農界合併;金融、金融服務、保險,可三合一;工程、地產及建造、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可三合一;旅遊、飲食、批發及零售,可三合一;紡織製衣、進出口、航運交通,亦可三合一;工業一、工業二、商業一、商業二,更可四合一。這樣合併,可騰出十二席。如此,二○一二和二○一六屆立會便可設置更多民主黨提出的那種區議會議席,真正做到循序漸進,增加民主成分,趨近普選。

當然,要讓政府採納這個「雙劍合璧」方案,兩黨要一起合作積聚政治能量;最好的辦法,便是在「五區總辭」事上產生協議,同意行動,但暫時引而不發。民主黨下月十三日提交會員大會的議案,應該是一個「五區總辭」的條件參與議案:以不參與換取政府支持上述功能界別改革;若與政府談判失敗,才啟動「五區總辭」。民主黨與社民連之間,亦可以此作為彼此妥協、合作的談判基礎。泛民內部爭拗降溫,有助各方理性討論,從而得出統一行動方案,對整個社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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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論「均衡參與」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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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談「均衡參與」,先從《基本法》條文着眼,再看這個概念後面的義理。
《基本法》及其兩個附件都沒有「均衡參與」這個詞。在正式法律條文中,我們看到的是「有廣泛代表性」這幾個字;北京的基本法學者一般認為這兩個提法的意義相通,對此筆者不持異議。○註 要注意的是,在《基本法》及附件中,所有述及普選的條款語句,都毫無例外不加「有廣泛代表性」這個形容詞;但是,在提及那些不是普選的過程或非由普選產生的機關之時,卻每每冠以這個詞。為何如此,十分清楚:普選本身有最完整的代表性,再加一筆便是畫蛇添足;只有在談到不是普選的東西時,為了保證某種意義和程度的「普遍」參與,才有必要加上「有廣泛代表性」這幾個字。
《基本法》四章一節四十五條說:「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個提名委員會因為是小圈子產生,故須規定是「有廣泛代表性的」。同法三節六十八條說:「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裏沒有提「廣泛代表性」,因為無此必要。
同樣,〈附件一〉講第二和第三屆行政長官具體產生辦法時這樣說:「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又提了「廣泛代表性」。但是,〈附件二〉講第二及第三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卻通篇沒有提「廣泛代表性」,因為直選議席不必提,而眾多功能組別及其他類別議席已經羅列,故「廣泛代表性」不提即等於是提了。
同樣,《基本法》附第一屆特區政府產生辦法的文件,也只是在講行政長官部分提到「廣泛代表性」,在講立法會部分卻沒有:「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這個四百人推選委員會就是負責選出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那個機關。
同樣,人大常委會二○○七年通過有關二○一七╱二○二○可有雙普選的決定,有關文件裏第四節這樣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之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第三節講立法會最終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也不用「廣泛代表性」這個詞。
由此可見,「廣泛代表性」這個概念,在正式法律文件裏,只用於規範各次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中包含的非由普選產生的機關;在論述立法會產生辦法特別是最終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之時,這個詞是從來不用的。在今年的政改討論裏,當權派強調,立會無論是中期方案還是終極方案,都要保留那些與選委會、推委會、提委會的代表性相同的(即「有廣泛代表性的」)功能組別,顯然是混淆了《基本法》及二○○七年人大決議中有關終極方案中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二者之間的清楚分野。
跟着談義理。
現代開放社會講機會均等。在經濟環節,達致機會均等的手段有兩個,其一是競爭場地公開,保證人人有參與的可能。其二是向社會上每一個人提供基本經濟生活條件,包括最起碼生活費及教育、醫療和居住資源,讓人人皆可有上進機會。不少人僅憑這些基本生活條件,便足以發家致富;任何人若認為上述基本生活條件不足夠,可憑自力給自己及家人提供更豐厚的生活條件(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不容許這點)。
然則開放社會政治上的機會均等又如何達致呢?也是靠兩個手段:其一是在政治的競爭場地裏讓人人有機會參與,即有機會投票,有機會參選和被選。其二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基本政治生活條件:一人一票。二者合稱普選權。如果有人想享用更豐厚的政治資源,也是可以的,那便是通過正當手段累積政治能量,提出吸引的政治綱領,在公開公正的選舉中取得別人的支持;具體辦法很多,如搞宣傳、辦刊物、建智庫、成立政黨等。換句話說,普選就是政治機會均等;在此之上,任何人可合法地按自身能力和意願加碼,各顯神通。
誠然,上述意義的機會均等是理想狀況。社會從機會不均走向機會均等,過渡期間有所謂「轉型正義」。經濟上,這就是「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例如窮人子弟入大學可享大額助學金和較低分數線等。同理,在政治過渡期間,如果香港商界富裕階層人士認為,他們就算擁有走政治後門的能力,依然是「弱勢社群」的話,讓他們享受一點政治上的affirmation actions如功能組別等,也未嘗不可;但是,這種措施不可能永遠存在,即不應是政改終極方案中的一部分,而該有一個「落日條款」。在「落日」之前,享用這些措施的人必須設法自力更生,政治上學會自立。《基本法》原意是讓這些政治上的「弱勢社群」享用特權十年,因此只把各種政治特權保證到二○○七年,之後,這些「弱勢社群」便應自立,不應再吃免費政治午餐,政制向雙普選演化。現在,這個時限延後了,人大常委多給了十年至二○一七╱二○二○。但是,在過去十多年當中,這個「弱勢社群」一點也沒長進,像樣的智庫沒建成半個,有號召力的報紙沒有一份,那個代表他們的政黨更每下愈況。如此表現,社會還能不斷姑息嗎?他們要的「均衡參與」,說穿了,就是想把那些政治上的affirmative actions永久化。大多數香港人不要這個,北京也不應容許這個!
註:可參考○六年八月十六日《文匯報》載北大法學博士宋小莊文章〈如何理解基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

November 28, 2009

伍辭﹕功能界別不能保留,政改方案不能支持!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8: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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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雖然已明確訂下普選 為最終目標,但最近竟有人提出,功能界別也可符合普選要求。唐英年 表示《基本法》沒有要求取消功能界別,「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明報》20/11/2009)。一般以為,現時立法會 功能界別不符合普選要求,因為少數人擁有兩票。張文光 還剛慨嘆:「20萬功能組別選民,35年都擁有一人兩票的特權」 (《明報》20/11/2009)。這種說法未能反映功能界別的不公義和不平等,功能界別之惡,遠甚於此。

普選必須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試想像以下情况:假設2020年立法會取消所有功能界別,只保留分區直選,九龍和新界4區的劃分和議席不變(共24 席),港島卻加入一個新的山頂選區,人口約3000,同樣採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但這一區獨佔30個新直選議席,而港島餘下地區維持6個直選議席。 這樣一個立法會沒有功能界別,只有60席分區直選,每個選民都只有一票,沒有多、沒有少,是否符合普選要求呢?當然不是!

有人千票 有人萬票

雖然它表面上是一人一票,但絕對不平等,因為此一票不同彼一票。山頂以外300多萬選民選出30個議員,平均每個議員代表10萬人;但山頂區 3000人同樣有30個議員,平均每個代表100人。大家都只投一票,但山頂區一票等同其他地區1000票,山頂3000選民的影響力等同全港其他選民的 總和!

這個假想議會荒謬嗎?非常荒謬!但現時功能界別的荒謬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2008年立法會功能界別共有212,227名登記選民,相對於 3,372,007名直選選民,不足十分之一。而且這20多萬功能界別選民的分佈極不平均,單是90,693名教育界選民已佔去差不多一半。教育界之後選 民人數最多的依次為衞生服務界(36,968)、會計界(22,276)、社會福利界(12,519)和醫學界(10,606),這5個組別剛好佔去功能 界別的四分之三選民。餘下25席功能界別總選民人數不足6萬,遠不及一個地區議席所代表的10萬。更加誇張的是,選民人數最少的8個組別加起來人數只有 1,374人,平均每組不過200。選民人數最少依次為金融界(140)、保險界(144)、鄉議局 (157)、漁農界(159)、航運交通界(178)和勞工界三席(596),這些組別選民一票的影響力實質上大過500張地區選票(原來特區政府 十 分重視原始產業,一個漁農界選民的重要性竟然超過706名地區選民、570名教師或66名醫生!)。餘下17個功能界別選民人數由數百至數千不等,即他們 每一票的影響力等同一般地區選票的10多倍至200多倍。功能界別選民雖然只投兩票,但他們事實上行使多至數百票的影響力。所以,張文光應該慨嘆,為什麼 一般人只有一票,教師有兩票,醫生有10票,律師和工程師等有10多20票,金融、保險和漁農界等每名選民竟然有多至800票!差不多有上述假想例子中山 頂區選民的影響力!

商家影響力達上萬地區票

不單如此,立法會還有分組點票這「怪胎」,只要功能界別半數反對,沒有一條私人議案或議員修訂能夠通過。而人數最少的15個功能界別加起來選民不過 7000,代表這7000選民的議員可以否決一切其他議員的議案和修訂,即使該議案可能有幾百萬港人支持。可惜,這還遠遠未能完全表達功能界別的荒謬,因 為很多功能界別的選民根本不是個人,而是公司或團體。David Webb曾於2005年以航運交通界作為例子,展示這些公司團體票如何荒謬(http://webb-site.com/articles /corpvote.asp)。2004年立法會的航運交通界公司或團體選民,當中有些商會可能並不互相獨立,或許甚至曾經以細胞分裂的方式增加選票,亦 有公司屬於外國政府,令它們也有投票權。猶有甚者,有些本地商家直接或間接擁有多間公司,能操控多張選票,本來一張航運交通界選票的影響力已等同五六百張 地區選票,如果一人還有多票,個人的影響力可以大過幾千張地區選票。

政改方案頂多是「屎中加糖」

同類情况顯然亦出現在其他界別,例如在剛審結的功能界別司法覆核案,有大律師以2004年商界(第一)作為例子,解釋功能界別一人或一公司多票的情 况。如果某些商家業務廣泛,可能在多個功能界別都有一個或更多的代表,則其總影響力隨時可以超過萬張、甚至幾萬張的地區選票。餘此類推,試想全港首幾十位 富豪加起來在功能界別的影響力可以等如多少萬張地區選票呢?這一切當然還完全未考慮他們以其他途徑和方法對政府、政黨、議員和傳媒的影響力。明白這些極不 平等的權力結構,才能開始理解為什麼即使在街市賣菜「呃秤」騙人十元八塊也是犯法,但出售價值百萬千萬的大小樓房明目張膽「呃秤」卻完全無王管!

今天的政改方案不消除這些「有人千票」、「有人萬票」的特權,甚至還有意助長功能界別長存不朽。增加幾席區議會 間選和地區直選根本是糖衣陷阱,就算無大害,亦全無實質幫助。借用黃毓民 早 前對《施政報告》的「屎中取珠」比喻,這個政改方案頂多是「屎中加糖」,而且糖中很可能有毒,一日不消除這些功能界別,一日仍然是「屎」,沒有改變其本 質。雖然我清楚知道否決政改方案的結果是繼續「食屎」,此當然非我所願,奈何我更不願歷史以為我們接受這極不公義的制度。唐英年說得對,推倒政改方案是消 極的做法,但面對你們不義的強權,我只能消極抵抗,恕我未能積極配合。唐司長,還是你想我用什麼「積極」的方法去反抗呢?各位泛民議員請促成5區總辭、全 民公投,至少讓我有機會用微不足道的一票表達不滿和憤怒,亦請你們之後表決政改時,莊嚴地為我投下反對的一票,理性地再一次拉倒政改方案

Lichokiu: 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8: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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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觀察和胡思亂想記下,也希望有人糾正,我有很多東西都未搞清:

我跟友人得出的印象是:
(1)支持五區總辭的,很多可被稱為「左」/「社民連」(友人說,稱為「文化研究人」);
(2)對總辭有保留的,可被稱為「社會科學學者」(友人說,稱為「政政人」)。

這些歸類固然無法用作嚴謹分析之用,但卻可能有助我們認清某些基本的前設。

我認識的2的人,原因是:目標不清楚,不知道會達到甚麼直接的效果;間接全民公投是非常抽象的東西;很大機會失去原有的議席,以及否決權;沒有打擊 效果,因為五十萬人並不能威脅政府,實際上威脅的是田北俊。換言之,在爭取普選的歷史上,議會外的抗爭並沒有特別用處;更好的對策是(如有的話),留下糾 纏下去。又或者,他們會問,就算要做事,為何要是五區總辭?

我認識的1的人,原因有「這是個民主的過程」,即認為是個民眾學習參與的經驗;要製造議題;用人民力量迫政府做事;輸了也不大緊要,因為事實上沒東 西可輸,否決權不如想像重要;要在議會外抗爭(而實際上還有內在力量)他們著緊的是比較抽象的象徵意義,立刻未必見影,長期是否有用,要隨緣。

到世代論。

當然,我們可把這兩種也標籤為「妥協」與「激進」的分別,或者「議會外」或「議會內」的分別,但我覺得這不是政治主觀判斷的分野,而應連同過往幾年 香港的整體社會結構討論--又是世代論。就像昨晚圓桌跟關信基教授的學術晚宴,他指出支持總辭的多是年青人,這也是我的感覺。世代衝突的意味,似乎比其它 價值的分野都要強。蛋頭式地指「長毛不是年青人」或「陳克勤都是年青人」,固然在邏輯和定義上非常統一(也把問題重新回歸到主觀的政治價值取向);但愈來 愈多關心普選的年青人屬於社民連/Facebook/高登的派系,跟互聯網之前的世代愈來愈分道揚鑣,難道不是客觀而言更有說服力嗎?(真的很多青年人支 持議會惡搞的)

青年傾向總辭,並不是因為熱血,而是看不到留下對他們(也就是香港的未來)有何利益和出路。我認為,第1類人用「過往二十年爭取普選的文化」(社運 無用論)和「2003七一遊行」(田少關鍵論)例,證明議會外的力量不及建制的內部爭取,是有點把「政治文化」或「普選運動」抽離整體社會發展。我反而覺 得,正正是很多人發現,這兩件事對我們解殖和從國家手中爭取更多空間毫無幫助,之後才會衍生「社民連三子入立會」、「城市空間運動等生活議題政治化」、 「政黨愈來愈無人理」、「靈活性的社會運動」等等在香港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的過事。與其參考「普選運動」這條單一的直線譜系,不如參考新一代「沒有殖民記憶 的香港人」在整體而言傾向如何參與政治和社會議題。很明顯,議會和政黨愈來愈無力和青黃不接,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或許有人會認為,普選問題跟其它例如空間、經濟、教育等問題是不同的,需要議會內的聲音,因為它是個需要直接面對「國家」的議題。但想深一層,我近 幾年聽過不少友人,傾向認同中國甚至連結中國的進步力量,同時對香港的老左派和第二代泛民深痛惡絕(例如,有人會寧願看《南方都市報》都不看《明報》)。 單單是這種複雜的中港關係,我們已無法把問題簡單看成是「香港」對「中國」的框架。

在這個意義上,刻下我們有兩個香港(姑且稱為「第二代的香港」和「第四代的香港」)、兩個中國(姑且稱為「中央」與「中國」)。第四代的香港人,對 第二代香港的憎恨,絕對比「中國」更甚(看看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總低於對中央政府的滿意程度),而對青年而言,所謂「中央」,與其說是陳雲式的「可怕 中共」,不如說是第二代香港人跟中央保守既得利益者的「京港連線」。而喜歡引用「二十年普選運動」和「七一」的第二代泛民,在這麼多年來,對抗的除了是根 本不能可擊敗的「中央」和無法改變基本法的體制,還有在其它新議題上起領導作用嗎?(我知他們會說民主優於其它議題,但現在很明顯沒人信這套,因為慢慢我 們看見,中國沒民主,有些民生議題都比我們進步了)多年被人抨擊除了普選之外在民生上毫無用處的泛民,真是了解新一代想建立的「香港」與「中國」嗎?

從以上發展下去,事實上,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五區總辭和政改的後果。

首先,無論辭否,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無論是甚麼年份。也不可能是我們想要那種普選,而是有門檻那種。這是理性的人都清楚的。中國升得愈快,香港 降得愈急,這已不是大勢,而是事實,甚至歷史。香港是地方就是地方。海嘯後「中國超越美國」都已經是論者的潛藏共識了,還數你香港幹嗎。

其次,假使政改方案通過,收貨的人,只會是歌頌「七一」與「普選運動」的人,真的認為他們在二十年後「進了步」(對所有青年而言,很難認同這是「進步」,因為我們才剛剛熱身)

第三,當政改方案通過,民主黨與民建聯在所有議題上都完全一致。他們的第三隊,幾近毫無分別。而民主黨已在新一代中毫無威望,精英一點的進了公民 黨、左一點的進了社民連。民主黨只能努力經營地區和把招攬對象的年齡層提升。在2047年之前,民主黨和民建區可能合併,橫掃組織性的地區工作與議會,並 根據練乙錚的說法,成立港區基層人大,為兩制統一預備。這是友人的看法。

第四,當政改方案否決,即所謂「原地踏步」,第二代香港人繼續堅負起沒人相信的「對抗中央」的工作;而青年人沒事可做,愈來愈在議會外把民生議題民 主化和政治化,城市空間只是第一步。最近,Facebook已有群組發起體育界在東亞運動會抗議體育的協會總會透明度不足和不給予本土青年人機會。你看今 天足球界,有誰不是支持南華羅生推翻足總的?因為羅生代表的是青年人認同的「香港」身份,要打入亞洲,而不是在本土耀武揚威。

第五,無論政改方案是否通過,香港都會繼續做示威之都,愈來愈多要顛覆遊戲規則上位(或維持基本生計的人)。一天沒有真正的普選,社會經濟結構必然 差不多:因為沒真普選,多了幾百個議席,都沒有抗衡富人的力量,地產金融等既得利益行業繼續主導社會,下一代一樣要放棄藝術與理想,從事物流會計,或其它 無法預料的新興低賤行業;沒有普選,不用打文宣戰,不用智囊智庫,知識性或文字工作依舊低賤。又由於位置全被第二代人佔領,很多不願做 instructor的人又會無野撈的人,會出來做公共知識份子或文化人,一嘗參與公共事務的心願;因為沒有普選,政府只須理會第二代香港精英及大陸(炒 樓)精英,第四代的討論延續。而在可見的將來,由於中港文化差異和體制最少會維持到2047年,在香港的內地同學,如無必要,會傾向回內地發展,也無須參 與本土事務。當大陸工資徹底超越香港,連香港的精英也受不了而回大陸。留在香港的,是一大堆沒有技術沒有出路也沒有地方給予自由發展的香港人。當然,也會 有很多基層香港人回大陸。

最後,回歸到五區總辭是否有意義。我認為,那事實上是象徵意義,不能直接連接到「間接公投」。而那象徵意義大抵是,告訴市民議會是廢的、傳統的協商 是廢的,要離開議會。你是否支持,端視你認同這種象徵意義,還是認為五票和一個否決權更加珍貴。沒人知未來,但說回來,幾年前,有幾十人訓了幾次街,也沒 人想像得了後來會成立了一個發展局,也沒人知道日後所有工程都要留意居民訴求與保育問題。那個時候,立法會和政黨在哪裡呢?

Lichokiu: 一些小補充及延伸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8: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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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了這個post之後,就友人的分享及質疑,延伸如下,希望豐富有關討論:

一,「政政」和「文化研究」的分法不合理 是的。

因為我只是在打blog,也是跟友人閒談之下的戲言,是印象。所以我說這種歸類無法作嚴謹分析之用,但有助我們理解兩個commonly share的前設和觀點。但未想到更客觀的名字。對我來說,這很minor。

二,究竟青年是否這樣想

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去說所謂的「青年」是甚麼。我初步的想法是,一群沒有殖民記憶、逐漸認同中國進步力量、不滿殖民香港/特區體制的人,用互聯網的技 術交流分享,批評特區體制。我的感覺是,這批「青年」的思想、看法和方式,固然可以追溯到普選運動和許多香港社會運動(這也是大部份人的說法,即所謂薪火 相傳),但從反抗的方式與關心的議題來看,我慢慢感到那是兩種時空,而不是直接繼承。我的感覺是,我們一方面知道我們有個彷彿很清楚的「香港身份」,需要 繼承的是「五十年不變」、「爭普選」、「雙語並重」、「獅子山下」等九七前的文化遺產;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大覺得我們處於一個稱作「殖民地」的處境之中。 我對「殖民者」毫無記憶可言,「大陸人」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恨,我討厭的是「香港高官」和很多法理解為何能身處高位的庸人。我受不了的是一種前朝光輝的神 話。

很多反對「世代論」的人,都指責代際的畫分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指出所謂「青年老人」無法刻劃,which is我認為捉錯用神。其實用任何字都可以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的(這是語言的本質吧)。呂大樂和陳冠中的真正目的,是指出今天的香港是源於一個開 放的環境,是告訴大家,現在我們愈來愈封閉了。只要你能把握這種關懷,究竟他用甚麼字眼,可以再討論。其實,他們說世代的時候,很明顯是用上社會的集體經 歷作討論的支撐,而不是說「第四代人天生愚蠢」。不同時代的經歷,會產生不同世界觀、國家觀與political agenda。這正是所謂「青年」的意思。「青年」不是很young的意思。

正正由於香港身份和民主的問題一直以來是「中港關係」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疏理「沒有殖民記憶的青年」的「中國」和「香港」是甚麼意思,我們就只會 永遠停留在九七時期累積下來陳腔濫調,不知道究竟它跟我們今天和未來的關係是甚麼。個人而言,如上,我討厭的不是英國不是中國不是香港,是特區──一個承 襲前朝不公平制度,製造今天更多暴力的始作俑者。至於「中央」,在我的感知下,似乎根本不大理會特區,總之要維持現狀和認同國家就好。最近因為研究工作讀 多了幾本書,更開始發現,後社會主義可能是這個世紀真正取得領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模式。當然,我不懂政治經濟學,沒能力去辨識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是否一個 泡沫。但它的極速發展而令它開始得到文化領導權,是個事實。今天大陸還有很多問題,但主流而言,跟以前徹底否定式的「反共」是差天共地;今天談到中國的缺 憾,倒更像是談論一些能隨著時間解決的「地方問題」。這是我們之前無法想像的。

其實,即使是最有能耐的經濟、政治、歷史學者,也無法談論一個國家和一個星球的生死。中國的存亡,對我而言,太遙遠。這些東西留給有實證考究的專家 去做。身為一個公民和文化研究愛好者,我關心的是,如何維護一種集體的文化尊嚴。更關心的是,究竟政治界的人物,是否在體制上維護我們的尊嚴和利益。下一 代的香港人,是否能在香港伸張理想。

三,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怎樣想

由此,延伸到我一直最想談的一點:我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和位置,作怎樣的思考。我不是經濟學家、我不是從政者、而是一個有書寫能力的普通公民。責任應是思考現在的政治走向,對我,一個沒有殖民記憶的人(這個字很長,很煩),有何影響。

換言之,我覺得要緊記的是,一個真心相信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普選在今天的香港是「好」的人,根本不需要理會學者的數據和調查。我們是公民、是選民,不 是社會科學家,不用因為他們的分析而質疑自身的信念。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在數據調查之下協調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可自比法國大革命;我只是認為,那 種找出「沉默大多數」的說法,完全混淆了究竟甚麼是「民主」。民主的構成主體是公民,不是專家學者,不是毫不關心政事的大眾(當然,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以 上三者都是)。如果你是追求民主的公民,你只會說服大眾,民主是好的。過程中無須牽涉數據。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楚,政黨的生死與我何干,它是否真的能代 表你的利益。只有政黨領袖,才需要靠學者做調查,才需要思考議會的勢力和利益,因為他在玩政治遊戲;當然我們可尊重他們愛護他們,但卻不需維護他們,而只 需決定其行動是否合乎我定義下的利益與公義。「泛民」不是永遠都對的,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甚至經常性不是二十三個人一起行動,也不一定支持你想要的政 策,究竟他現在做的,對一代人(當然我只是指我和身邊認知的友人)而言,是否「進步」?還是「退步」?才是我真正會想的問題。

四,又是五區總辭的意義

所以,我在之前的note並沒有很明顯指出究竟它有何實質效用。甚至可以說,在一個這麼大的體制和歷史包袱面前,我都不知道辭來有甚麼意義。但至少 現在的處境是:無論是否通過政改,我們也不會有普選、功能組別也繼續存在。而留在議會的「泛民」,跟建制派又似乎無甚分別。那留在議會,既無法爭取民主, 又不是在投關鍵的民生票;政改是否通過,似乎也是差不多(多幾個議席是沒用的)。如果這樣,辭職,至少是個象徵意義。當然,自殺裸跑或任何更激進的也可 以,如果有人願意的話。

Paul Krugman: 向投機者徵金融交易稅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7: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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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以課稅阻遏金融投機活動嗎?

負責管理倫敦金融城這個全球二大銀行中心之一的英國高級官員說:應該!其他歐洲政府亦同意。他們是對的。
不幸的是,美國官員特別是財長蓋特納,堅決反對有關方案。但願他們三思,因為徵收金融交易稅的時機已經來臨。
有關爭論始於8月,當時英國最高金融體系監管官員特納(Adair Turner)提出向金融交易徵稅,以阻止「對社會毫無用處」(socially useless)的活動。特納的主張引起首相白高敦的注意,後者在本月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中向主要經濟體闡述有關方案。
為何這是一個好主意?向金融交易課稅的概念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已故耶魯經濟學家杜賓(James Tobin)在1972年首先提出,特納─白高敦方案是有關理論的現代版。杜賓指出,外滙投機──即在國際間流動,押注滙率波動的資金──擾亂世界經濟,因此,他主張向每次外滙交易徵收小額稅款,以減少對經濟的影響。
向非常滋潤的車輛潑沙
此等稅項對從事海外交易或長線投資的人來說微不足道,但卻有效阻嚇那些試圖透過猜度大市走勢,在數周甚至數天內賺快錢的人。正如杜賓所言,這樣做等於「向一個非常滋潤的車輛潑沙」,只會稍稍減慢高度順暢的投機活動。
當時,杜賓的主張並沒有實踐的機會;及後,它成為反全球化左翼份子經常掛在口邊的熱門話題,令杜賓大為驚愕。與杜賓的原意有別,特納─白高敦方案提出向所有金融交易徵收「杜賓稅」,而非單一針對外滙交易,但方案的精神基本上與杜賓的理念一致:徵稅對長線投資者而言是不足掛齒的成本,但卻能杜絕目前過度活躍的金融市場中大部分頻繁買賣活動。
若金融市場過度活躍對生產有貢獻,徵稅是壞事。不過,經歷過去二年的災難後,外界普遍同意──我甚至想說大部分並非從事金融業的人都同意──杜賓的見解,認為華爾街及倫敦金融城大部分活動均「對社會毫無用處」。再者,交易稅可產生大量收入,有助紓減外界對政府赤字的憂慮,試問還有什麼可挑剔?
金融交易稅反對者的主要論點是,這樣做行不通,因為交易商總會有方法避稅。亦有人提出,課稅無助阻嚇破壞社會,引發當前危機的行為。仔細審視下,上述二個理由都站不住腳。
關於金融交易不能課稅這個問題,應知道,現代交易其實高度集中。就以杜賓的原意向外滙交易徵稅為例,外滙交易商遍布世界各地,如何徵稅?答案是,縱使交易商分散全球,但為他們進行交易結算(即付款)的,大多是同一家以倫敦為基地的機構。集中一處結算的好處是交易成本低廉,這不僅造就龐大的交投,同時亦令當局追縱交易並對之課稅變得相對容易。
金融交易稅不能對症下藥的說法又如何?的而且確,交易稅不會阻止貸款商貸出不良貸款,或令容易受騙的投資者遠離以那些貸款作抵押的有毒垃圾。不過,不良投資只是釀成當前危機的原因之一,令那些不良投資演變成災難的,是金融體系過分倚賴的短期資金。
減少倚賴超短期融資
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戈登(Gary Gorton)及梅特里克(Andrew Metrick)的研究顯示,至2007年,「回購」(repo)交易已成為美國銀行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回購交易是指金融機構向投資者出售資產,同時承諾短期內──大多一天──將之購回。次按及其他資產出現虧損所以觸發銀行危機,因為它們損害了回購制度──市場出現「回購擠提」(run on repo)。
金融交易減低交易商倚賴超短期融資的意欲,因此能減少回購擠提出現的機會。由此可見,與懷疑論者的理論相反,此等稅項有助阻止當前危機的發生,即是說可幫助我們避免將來歷史重演。
杜賓稅可以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嗎?當然不可以,但它可以成為收縮我們這個過度膨脹金融體系的方法之一。正如其他議題一樣,奧巴馬政府考慮杜賓稅時,必須擺脫來自華爾街的思想束縛。

November 25, 2009

韩寒: 这些狗真麻烦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9: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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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g03k.html

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当然,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国政府当年禁枪是有道理的,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一把气枪的,用于打鸟,后来突然有一天政府突然下令说所有的气枪猎枪都必须上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远见的,他意识到了在十几年后,社会矛盾将会加剧,届时如果老百姓配备了气枪,那政府拆迁部门只能配备火箭炮了。

第二是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

第三是肯定是政府很后悔的一个问题,早知道现在城市化进程这么有利可图,当时就不应该让农民们有宅基地和自己的房子,导致了现在很多的拆迁问题,想当年在建造监狱的时候,应该利用监狱的图纸顺便也给农民们把自己的村庄建好,一个村一个监狱,一户人家一个牢房,再利用人民日报灌输一下理念,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自己不用再花钱建房,政府直接送房给大家,家家户户都是水泥混凝土,门直接就是用钢筋做的。当然,钥匙还是要给人家的。这样操作的好处之一是虽然前期花了一些成本,但是后期再也没有拆迁的苦恼。好处之二是万一谁犯了罪,直接给丫钥匙没收了就行了。

 

这个事件中还有几个亮点,就是闵行区一些领导的言论。总所周知,闵行区的领导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真话给说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坦率的真情流露,总是我嘴说我心,比起那些面上一套私下一套的官员至少要强多了。比如闵行区执法大队队长之前就钓鱼事件发表的言论说“没有利益驱动,为什么要帮你”。这句话的深刻与坦诚,只有郑州官员的“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以媲美。

这次闵行区领导的真心话大冒险接力接到了华漕镇。

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说: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另外,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其中的差价为什么就归当地政府了呢?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吴仲权的观点就比较新颖,他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你是不是觉得闵行区很可恶呢?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位置还那么稳呢?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嫩了,因为他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得力干将。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要买一个市场价是1000的打印机,于是你给了你的一个员工1000元整,结果你的员工花了300块钱就把这个打印机给强行买来了,还给你开了一张1000的发票,又给了你400,他自己拿走300。不光如此,你还不用负责这个员工的伙食,因为他饿了可以自己钓鱼吃。这个员工唯一的问题是开车赶路的时候压死的几条狗,导致你的办公室外面经常有一堆狗对着你吼,你说,你会不会开除这个员工呢?当然不会。你只会想,这些狗真麻烦。

是的,那些倒霉蛋就是那几只狗,而我们就是那一堆狗。

 

練乙錚: 中央政府還能怎樣解釋「普選」?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9: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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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政改爭拗,要點之一,便是何謂普選。

當權派頭痛之處,在於如何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仍然符合「普遍」和「平等」二原則。這個「頭痛」,是《基本法》規定的:六十八條講特區立法會須「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三十九條講香港特區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必須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此公約二十五條指明,公民有權「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且「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由此可見,除非當權派可以繞過《基本法》,否則「頭痛」不會消失。政治上並沒有方圓之術。

設想:泛民大不了輸掉立會否決權,當權派長驅直進,推出他們的二○一七、二○年「雙普選」方案,最終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或全面代之以區議會議席。但是,泛民仍可要求司法覆核;除非到時「三權合作」了,不然當權派的終極方案過不了終審庭。

圖窮匕現,「老幹部」譚惠珠昨天終於道出最後一道板斧:「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如常,對付終審庭的「核武選項」是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有此絕對權力,乃是不爭之實,但當權派連「普選」這樣一個簡單名詞也要勞駕人大常委會解釋,未免太不像話。如果北京要解釋此詞,該是在九七年回歸之前,而不應是在○七年人大常委嚴肅地宣布香港可於一七及二○年實行「普選」之後。一個嚴肅兮兮「說話算數」的國家,賜予小民的一件禮物,打開總不能只是一件性質待定的虛物罷?

假設有一天人大常委真的就「普選」一詞釋法,能釋出什麼內涵呢?大家不妨看看資料。《憲法》九十七條定義兩種各級人大選舉辦法:其一是直接選舉,用於縣級或以下的人大;其二是由下級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這種間選用於省級或以上人大。首先要注意的是,大陸用哪一種辦法選人大代表,視乎該人大組織的層級,低級的用直選,高級的用間選,不存在一個人大組織同時用兩種辦法產生代表的做法,故特區政府欲以「區議會方案」產生部分立會議席,並不符合國情,若人大透過釋法產生之,無疑是為了某種原因替香港「度身訂造」。另外要注意的,是《憲法》無「普選」字眼,較詳細的《選舉法》亦然;若人大要解釋「普選」一詞,雖視此詞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的一般用法。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五四年五月,全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國內對這件大事的所有官方報道,用的都是「普選」這個詞。不僅如此,以後各屆基層人大直選,有關官方網站資料,都稱之為「普選」。這些資料多得很,信手拈來,在在證明大陸全國各地官方慣用語「普選」,指的就是地方基層人大五三年以來舉行的歷次直選。相反,如果是縣以上人大組織的間選,內地官方都是用「換屆選舉」或「選舉」等籠統稱謂,而不用「普選」一詞。因此,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替特區政府把「普選」一詞解釋為可涵蓋立會功能界別特別是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所提的那些間選辦法的話,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釋法」,而是「創法」。如此替特區創法,人大常委不僅有越權之嫌,當權派便是「得直」,也因為吃相太壞,引起港人強烈反感。

然而,當權派及北京的眼光是長遠的。筆者設想,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幾乎是唯一可讓香港特區立會與大陸立法機構最終順利實現「兩制統一」的辦法。「統一」之後,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為香港最基層人大;由區議員投票產生的代表進入立法會,不僅取代功能界別議席,還最終取代現有立會直選議席(這個最遲二○四七年便可做到,因為到時《基本法》失效)。那樣全部由區議會間選產生立法會的做法,相當於省和直轄市的人大產生辦法。然後,再由如此產生的立會議員間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兩制」的立法體制便達至統一。這大概就是北京心目中的香港立會選舉「終極方案」。大家心寒否?

有趣的是,「普遍」和「平等」的普選,並非聯合國文件首創。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第一三四號文件〈關於普選權〉列明:「對於還沒有取得普選權的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為所有達到選舉年齡的人(不分種族性別)爭取普選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這一鬥爭。」跟,第二國際一九○○年巴黎大會第一五一號文件〈為實現普選和直接立法而鬥爭〉列明:「選舉執政人員時,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投票,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及首要條件之一。大會號召沒有實行議會代表制的國家,以及議會制還是以其他某種原則為基礎的國家,開始為普選權而鬥爭,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不必侈談什麼築牢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銅牆鐵壁,人大如果還要解釋「普選」,只能如此解釋,否則便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徹底背叛。

註:例如《江都新聞網》九月八日文章〈第一次普選:民主進程的開始之舉〉,《江蘇檢察網》○八年八月一日文章〈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中國人大》雜誌○五年第三期劉洪科文章〈永不逝去的足跡: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1953年)〉;見《福建省情資料庫》的〈福建省十次普選〉資料集,記有關五三至九二年的十次市級人大直選結果;又《吉林通化縣人民政府網》〈民政第一章:普選〉,記五三至八五年共九次市直選結果。

練乙錚: 反對普選的歷史原因和現在做法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8: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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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錯誤敵視議會道路和民主選舉特別是普選,有深刻歷史原因,今天先解釋一下。

昨文提到第二共產國際(1889-1916)的一些綱領性文件,清楚顯示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非常重視議會道路,強調「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投票,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而且指出當時歐洲「爭取普選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還未實現普選的地方,社會主義政黨必須「開始為爭取普選權鬥爭,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

大家知道,年輕馬克思相信議會道路,並因此在第一國際中與無政府主義派不和,後來因為歐洲資產階級搞假民主,他的看法遂趨向悲觀,更多強調暴力革命;不過,經歷巴黎公社(1848)及觀察了英國憲章主義運動(1838-1850)取得的成績之後,他最後對議會道路和普選重新評價。馬克思去世之後,恩格斯晚年更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成績,深受鼓舞,不僅予以充分肯定,還因此認為,通過大規模罷工及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既無必要亦愈發不可能,暴力只應作為一種備用手段,或須在關鍵一刻產生作用(見一八九五年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再版導言)。

第一國際因為馬克思與較激進的無政府主義派分道揚鑣而解散,其後成立的第二國際,全面繼承恩格斯關於普選的觀點,只不過後來列寧領導的暴力革命在俄國成功奪權,由俄共領導的第三國際(1919-1943)遂反對議會道路。這個轉變,另有個人原因:當時第二國際的領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考茨基,認為俄國一九一七年經歷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因為當時的俄國工人階級還處於初步成長階段;若要強行搞社會主義,唯一辦法便是靠暴力奪權然後實施獨裁專政,但這個做法長遠來說對俄羅斯會是一場災難。考茨基這個判斷極有遠見,但列寧接受不了,反指暴力革命及其後由共產黨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勝者為王,此論點遂成「正統」。中共於一九二一年成立,當時俄共已執國際共運牛耳,考茨基被打成「叛徒」,議會道路和普選成為「毒草」;中共那時既是社會主義運動小學生,看法只能照搬蘇俄,敵視民主普選便由此起。

上述只是中共的一組歷史基因,和現時黨內一些保守派因為身處統治地位,成為既得利益者,按一己利害計算而敵視民主普選,是兩回事,但也清楚說明,左派反對議會道路,並指普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照搬,根本就是數典忘祖;一些本地左派為了幫助守護既得利益,不惜要求中央政府釋法,希望中央替「普選」下一些不知所謂的定義以阻港人爭取民主普選,更是喪失原則。

講了歷史觀點,現在把視線移回現實,再談政府二度提出的增加立會區議會議席方案(及民建聯版本)。昨文指出,若不斷增加此類議席,最遲於二○四七年《基本法》失效之時,香港立會體制便可變身,與區議會體制及經適當變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機制一道,無縫融入中國大陸的人大體制,讓立法層面的「兩制」達致統一(所謂適當變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機制,指的是由立會成員間接選舉這些代表,取代現時中聯辦在此方面角色)。筆者不反對「兩制」最終統一,但假如上述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對特區政改終極方案的完整構思,便有問題,因為這樣統一,最終是要通過凍結、壓縮乃至取消直選議席達成的。如此統一之日,香港只會有一層直選,即區議會直選(到時區議會或稱區人大);立法會(或稱市人大)將由區人大成員投票的間選產生;而香港全國人大代表亦由市人大間選產生。這是削足就履、倒退到一種低度民主的做法。

相反,若按現時泛民爭取取消功能界別、增加直選議席的方向改革,則最終「兩制」統一之時,香港會有兩層的地方人大直選、一層間選,總體民主程度較高,可作全國樣板。泛民眼長遠,不爭朝夕,或應是這個意思。

若朝這個「終極方案」走,北京必須首先逐步壓縮、取消傳統功能界別議席,這對現時的商界及自由黨而言,十分不利。那不僅僅是一些商界議席的喪失,而是反映北京不再願意無了期為香港的資產階級吃政治免費午餐「埋單」,既要背負支持既得利益的惡名,並得忍受現存體制之下產生的社會矛盾和政治不和諧。然而,北京不會把事做絕,一定留一手;政改諮詢文件中,故意不提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便可以是留給商界的一條靈活後路,特別如果政府最終採用民建聯版本。

誠然,中央政府以不斷擴大立會區議會議席作為政改終極方案的核心內容,只不過是筆者的一個「合理猜測」,不一定成真。事實上,設置立會區議會議席,也不符合普選的「普遍」和「平等」原則;就算是民建聯版本(開放該類議席候選人資格給全港公民),雖具備「普遍」性,卻因為此做法賦予區議員以超額政治比重而違反「平等」原則,故若成為終極方案的一部分,不符《基本法》。

練乙錚: 算算五區總辭的人均成本和政治代價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8: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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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談談公投和變相公投。《基本法》三十九條列明港人有享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後者第二十五條甲款規定每個公民應有機會「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公投是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但港人目前無此權利,只能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表達一己政治或政策意見。不過,由於《基本法》六十二條和七十四條的規定,提出立法草案的權力屬於行政系統而不屬於立會議員(此所謂「行政主導」),故市民在某一議題上就算有相當清楚的多數意見,那些由他們「自由選擇的代表」也沒辦法替他們在立會發聲,把他們的意見寫成議案,通過議會程序變成法律。因此,在「沒有公投權利」及「行政主導」此二規定之下,特首的權力很大,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在政制民主化事上,政府一方面廣設路障,另一方面盡量拖延,忽視大多數市民的願望,故部分在野立會議員提出藉辭職和補選進行變相公投,的確合乎情理。當然,任何行動必有代價,如此搞變相公投,是否值得,須仔細分析。我們先看看金錢代價。

公投是人民向政府披露意願資訊的一個辦法,資訊有價,政府有所付出,是應該的。據特區政府計算,「五區總辭」引致的補選,公帑開支約為一點五億元。假定這個銀碼正確,這個變相公投是否太昂貴呢?回答這個問題,可先參考外國的一些經驗:(一)去年四月,英國司法部就一位公民的提問作答,透露政府每主辦一次與歐盟有關的公投,總開支約為十一億英鎊。英國人口六千萬,所以辦一次公投的人均公帑成本是一點八英鎊,折合二十四港元。(二)九九年,澳洲舉行全民公投,議題有兩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澳洲應否更改政制,變成一個共和國,由一位國會委任的總統領導。結果兩個議題都沒有通過。那次公投的公帑支出是六千六百八十萬澳元,約為九八年議會換屆選舉總開支的三分之二。當年澳洲人口一千九百萬,故是次公投人均公帑成本為三點五澳元;若以一澳元兌六港元折算,人均成本為二十一港元。(三)加拿大卑斯省民間組織Canadians For Direct Democracy的一份九七年文件指出,該省主辦一次公投,公帑成本約為一千八百萬加元。卑斯省九七年人口為四百萬,故公投人均公帑成本為四點五加元,折港幣二十七元左右。

(四)今年十月,紐西蘭政府決定於二○一一年及二○一四年就選舉規則應否重訂(從比例代表制改回九三年之前的簡單多數制)舉行兩次公投,每次的公帑開支約為二千三百萬紐元。紐國人口四百萬,故每次公投的人均公帑成本為五點七五港元,折合港幣二十五元左右。 這個銀碼比較高;如果議題簡單,政府不必多費唇舌解釋的話,成本低得多。○七年,紐國通過法案禁止家長體罰小孩,但家長有意見;今年八月,紐國搞的全民「打屁股公投」,以八二之比把該法推翻,公帑總開支僅為九百萬紐元,人均成本二點二五紐元,即港幣十元左右。現作一批較:香港若搞「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政府總開支為一點五億港元,香港人口七百萬,故人均成本為二十一元四角。這個銀碼,與西方國家幾乎一樣,只比上述最便宜的紐國「打屁股公投」貴。值不值得呢?筆者認為,議題重要,相當值得。上述西方國家的公投,有的議題十分重要,如英國有關歐盟、澳洲有關政體、紐西蘭有關選舉規則等公投,公民花二十多港元,即一個飯盒的價格,便可把自己的重要意見告訴政府。有些公投,如加拿大卑斯省有關搜獵棕熊、紐國有關打小孩子屁股的公投,港人看來也許不那麼重要,懷疑是否物有所值,但當地人的看法不一定如此。

金錢代價之外,當然還有各黨派的政治代價,後者如何精算,筆者不是專家,難以置喙,但想提出一個分析,供有關人士參考。近日當權派一反前說,指政改若於二○一二無所作為,二○一七╱二○二○仍可雙普選。立場如此急轉彎,後面的謀略是什麼?政府拋出「有毒」方案,迫在野派否決,今年如是,二○一六年立會改選之前再提更毒方案,亦當如是。若選民為要民主,不惜飲鴆止渴,怪責在野派多次否決政府方案而離棄之,則在野派在二○一六年的立會選舉可能失去關鍵幾席;當權派一旦取得三分之二大多數,便可按新說法不必「循序漸進」,快刀斬亂麻極速通過他們的「假普選」方案,立即於一七╱二○年實施,在野派萬劫不服。換句話說,就算在野派不作「五區總辭」,只是不斷堅持「真普選」原則,二○一六年那一局也可能難以保住關鍵二十席少數而在政改事上全輸。筆者認為這便是當權派忽然不再要求「循序漸進」的要害底因。如此,對在野派而言,「橫輸掂輸」,不如「五區總辭」;若更能爭得市民明白議題之重要而人均公帑成本甚低,說不定還有絕地餘生之機。

註:見○八年四月一日英國司法部Nnenna Orji題為〈Cost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的回信,網上可看到;見澳洲選舉事務公署(AEC)文件〈Cost of Elections & Referendums 1901-Present〉;見Otago Daily News ○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題為〈Costly MMP Referendum Has Support〉的報道;見澳洲ABC電台網頁今年七月十日題為〈NZ referendum to decide child discipline law〉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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