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重建香港——「河蟹」教會之「斷章取義」

「5區公投」因為建制派杯葛，至今仍是氣氛淡靜。

在低迷的政治氣壓下，「河蟹牧師」率先呼籲信徒投空票、白票，並高呼要一舉掃除立法會的「暴戾」風氣和言論。

此事曝光於媒體之後，引來教內教外廣泛討論。

其中最有趣的一個回應來自「明光社」的蔡志森。

他在自己製作的視頻中批評說有人「斷章取義」、「上綱上線」，

這種做法可能會令信徒回到害怕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使鼓勵信徒更多關心社會政治的目標適得其反。

蔡先生既未說明人家「所斷何章」、也未指出「所取何義」，

卻「三扒兩撥」把問題抽象化和一般化到「基督徒應否關心政治」的空洞層面，

自身已經示範了一種十分典型的「斷章取義」操作，甚至可作課堂經典。

不過，蔡先生的油滑口吻，卻令我對他這種基督徒參政頗有「信心」，

至少，這種可以「顧左右而言他」而毫不臉紅的手腕，雖然難成一名可以贏取人民真正信任的「政治家」，

但對一般政客來說，也算是合格的入門之技。

不過，在這個世代，要驗證「斷章取義」的指控能否成立其實毫不困難。涉事吳宗文牧師的發言，人人都可以在「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官方網頁找到，原汁原味，毫無刪剪。他的發言講稿，亦早已分發《基督教週報》（第2373期）和《國度復興報》（12.3.2010），這些都是公開資料。

事實上，在視頻錄像所聞見的吳牧師發言，的確令人印象猶深，至少吳牧師在當場並無半點油滑。相反地，他要闡述所推銷的，是巨細無遺，既有神學理論，也針對當下問題，相當揮灑和具備自信的一整套「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引用《羅馬書》闡述順服

按筆者所見，在這個由「華基聯」特別安排，名為「為香港求平安」的祈禱會上，主題就是引用《聖經》中《羅馬書》關於「順服」執政掌權者的經文作權威，為新時期下教會順服政權的保守主義主流路線鳴鑼開道。吳宗文牧師的講道角色，主要用德國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相關經文的註釋，為「順從」這一指導思想作解。

事實上，《羅馬書》歷代以來往往被親王權和建制力量的教會片面引用，作為一種「君權神授」論說的根據。近代各式的獨裁體制，包括德國納粹時期、台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歲月、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下，那些保守和親建制的新教教會，都有挾《羅馬書》以令信眾服從的前科。

前浸會神學院新約教授孫寶玲，就曾在她的著作《新約倫理》裏引述新約專家古爾曼（Oscar Cullmann）所言﹕「每當基督徒因為追隨基督而抗議國家政權的獨裁宣示，政權的代表或為他們跑腿的神學人通常會訴諸保羅這段經文，彷彿基督徒必須讚許、甚至縱容獨裁政權的惡行。」……而「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年日裏，前南非總統博塔（P. W. Botha）也曾引用羅馬書第十三章這段經文，嘉許那些「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信徒為「愛和尊敬主教、有真摯健康的生活、守法紀、服權柄……聖經給世界裏的政權和被管治者一個信息，所以我們在羅馬書第十三章讀到人人都當順服掌權者。」

一生反對納粹獨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苦思政教關係，多番註解和論述《羅馬書》，認為教會不可以為政權吸納，蛻化成一種「治民宗教」（civil religion），為的是教會可以持續批判政權，以確保政權可以行上帝的公義，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一些教會對《羅馬書》及基督教精神繼續「斷章取義」。可是弔詭的是，巴特本人的《羅馬書》解說本身，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斷章取義」。繼納粹德國、南非、台灣，現在到了香港。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公共旨趣的，還是吳宗文對這種「順服」思想的具體演繹。吳宗文認為香港參政人士必須從歷史現實出發，肯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尊重中國對香港的主、治權。他接着批評那些從「政治理想」出發的人，其實是把一些烏托邦的東西脫離實况地強加諸社會，把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理念絕對化和偶像化。但是，民主不代表沒有問題或能解決所有問題。

在他眼中，亞洲和東歐實行的成功民主，從沒有純西方色彩的，因此，強行移植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他又大力抨擊推動民主的人，只知理念，但不考慮民主理念的實施需要人心的教育和改造，那些都是一些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工程」。他又說到有政治學者認為，「不要講這麼高深的理論，這麼崇高的理念」，政治其實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是將社會資源切餅分配的遊戲，因此任何立場的議政和參政人士，都該以此為底線。那些不能以「妥協」和「分餅」作為底線的人，是挑戰權威和測試極限，將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民生置諸不理，他們需要對社會和個人良知負上政治和道德責任。

事實上，剛剛引用完巴特《羅馬書釋義》的吳宗文，忘記了巴特在《教會與國家》一書寫道，為了防止國家「惡魔本性」，基督教會正應以「國家的民主『理念』」（democratic conception of the State）作為新約精神的核心，教會應以付諸思想和行動的不同方式，確保國家以公義為本。吳宗文照搬（沒有名字的）所謂政治學者（當中一定包括了無神論者、權術至上的馬基維尼派等）的「妥協」、「分餅」的「政治」定義，說明了他不但拋棄了巴特，也拋棄了神學，以及拋棄了《聖經》的理念！

事實上，了解吳宗文的保守主義綱領，是不需什麼信仰，什麼神學訓練的。因為他說的和《文匯》、《大公》及民建聯等建制派每日重複的差別不大。例如，他針對香港立法會內某些議員仿效了韓國、台灣的打罵文化，與「暴民政治」（mob politics）只是一線之隔，他認為他們不能像先進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一樣，提問先後有序、「措辭溫文有禮」。一些宣揚「民主自由」的媒體，更存有「政治正確」的偏見，極盡語言誤導、煽動、卻又誨淫誨色、鼓勵賭博。年輕人目濡耳染，所以街頭示威盡訴軀體暴力，按他的說法，這又是受了西方後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

保守主義運動最詳盡綱領

雖然如此，吳宗文的發言可以說是香港基督教界領導香港保守主義運動迄今為止最詳盡的一套綱領和政策清單。上及宗教與政權的關係，下及對文化、媒體、思潮和青少年的批評方式及取態。只不過，這些內容都只是拼凑而來﹕除了有點過氣或讀不通的神學外，也混雜了「政治務實主義」的「反理想主義／反烏托邦」修辭，亦不時湊合了「亞洲文化特殊論」的「文化相對主義」論述，甚至諂媚地來一點中共合聽的「反西方」的語調。

這樣說的時候，吳宗文似乎忘記了基督教自己也是來自「西方」的「洋教」的事實。但是，他在佔取「非西方的現實」作為發言依據，炮轟他人的時候，卻仍不忘把「西方議會」的「禮貌」、「有序」肆意理想化、神話化和偶像化，以便嘲弄那些「擁抱西方民主」的人。再者，不無排他及種族主義意味地，吳宗文最後更認為其他打着基督教旗幟的群體和刊物，甚至那些「外國（教會）組織在香港設立的分會」並不一定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則，只有「華人基督教聯會」才是歷史悠久的華人信徒自發組織，才能代表香港基督教教會的聲音。

定於一尊，排除異己異端，訴諸人數位勢（而非真誠辯論）自封盟主，以天命或上帝旨意的代言者之名，把既享的權力合理化……雖然這些都是和基督新教的抗議精神和傳統大相逕庭，卻是共產黨人和西方古老一神教體系共享的惡劣文化習性。也是這些惡劣的習性，使兩者分別從「理想主義」和「神聖真理」墮落成「意識形態」。不過，何其恰巧地，這又是兩者目前可以眉來眼去的共同語言。

建制派急需保守意識形態

按照葛蘭西（Gramsci）所說，「意識形態」從來都是駁雜無章的。雖然華基聯／吳宗文這套論述是如此充滿矛盾、誤讀，但又有何相干呢？因為香港建制派目前急切需要的，只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吧了。

如果說，「明光社」、「性文化學會」等推出的是一種「道德保守主義」（有時它又要一種披上半吊子的「溫和民主派」面紗護航）；那麼華基聯、吳宗文等基督教界領袖今日要兜售的已是一種沒有半點保留的「政治保守主義」。時間可能是對的，因為這是香港一個「指鹿為馬」時代的開端。（「牧羊人」都去了「牧河蟹」？）

當今世自由主義巨擘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說都可以給說成是為「功能組別」護航的論據（多得「宗教右派」吹鼓手梁燕城近日在《信報》劃時代的偉論！），那麼給卡爾．巴特、給《聖經》、給基督教信仰來個時空倒錯的斷章取義又「有乜咁大件事」呢？

就讓我們由「君權神授」的合理，證明「功能組別」是香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最偉大貢獻開始吧！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第13章1-2》

鄧正健: 劇場是怎樣令人自閉的？(二之一)

文：鄧正健

Honore de Balzac 

相對於文學，劇場更具有公共性。道理是這樣來的：歸根究底，文學始終仍是私人活動，作家埋首稿紙，讀者沉淪書香，其他所謂文學交流活動，似乎都是依附性的，不屬文學的核心範圍；至於劇場，本質上就是一群人在另一群人面前表演，即使大部份劇場作品並未達到「表演者跟觀眾直接對話交流」這樣的前衞級數，但劇場作為一個潛在的公共空間，在表演者籌劃排演和觀眾購票入場的過程裡，人與人之前間的交流一直在發生，這已經蘊含了相當的公共性。
當然，我是不同意這樣的區分的。最起碼，「文學缺乏公共性」這一想法顯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觀。在很久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經引用過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的觀點，指出很多香港文學創作者和讀者都缺乏世界主義精神，僅僅把文學視作私密活動，而忘記了文學的公共性面向。近日重讀此書，才發覺書中有另一個關於劇場的意象，那就是「社會作為劇場」。這當然不純粹是「人生如戲」的同義反覆，書中所分析的是十八、十九世紀巴黎都市生活的發展狀況，桑內特指出，在十八世紀的巴黎劇院裡，觀眾不會把舞台上的表演者視為表演者，而是視其為現實世界的一部份，他們會為舞台上發生的善舉而喝采，也會為角色的惡行而指罵。他們不會待表演結束後才鼓掌，在表演進行中，觀眾會一直在談天叫喊，就好像平日在街上生活一般。觀眾靜坐在觀眾席，直到演出最後一刻的社會習慣，是直到十九世紀才在巴黎市民的生活中養成，那時表演者與觀眾的世界開始分裂，表演者作為公共生活中少數的焦點人物，以表演個性(personality)為吸引目光的主要技倆，而大部份觀眾則只有在把目光集中在少數表演者身上時，才以沉默的方式，有限度地參與公共事務。

公共人，再會吧！ 

我把這個現象說成是意象，原因是桑內特所要研究的不只是當時的劇場生活，而是將表演者與觀眾對立，折射到當時巴黎的公共生活中。表演者跟觀眾的關係不只存在於劇場裡，更存在於街上和政治領域中。少數作為流行指標的布爾喬亞階級以衣著和行為展現其「個性」，少數經常在群眾面前曝光的政治人物則以演說和文章表現其個人魅力(charisma)。而其他廣大市民則擔當了這個社會劇場的觀眾，他們無法在公共領域中展示其「個性」，只透過觀看表演者的演出來窺視「個性」之為何物。
這個意象奇妙之處，在於它把劇場描述成一個消滅公共性的裝置，這跟我們原來的想法背道而馳。桑內特經常引用的法國文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在其《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這一現實主義文學史上最浩大的寫作計劃，卻展示了文學的公共性面向，當中說明了藝術的公共性，或藝術作品的公共性，除了體現於其藝術形式之外，也體現於藝術家的公共意圖。而這一公共意圖，卻同時又與社會環境密不可分。相對於同時代的另一文豪雨果(Victor-Marie Hugo)，巴爾扎克的小說沒那麼波瀾壯闊，他總是以描寫人物和場景細緻入微見稱，但正是這種現實主義所要求的筆觸，他在《人間喜劇》的九十多部作品，便能鉅細無地展示了十九世紀巴黎都市的眾生風貌。用哈維(David Harvey)在《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一書中的說法，巴爾扎克就好像透過描寫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繪製出一幅巴黎的心理和道德秩序地圖，以此揭示巴黎公共生活的醜陋。巴爾扎克曾寫道：「無產階級辛苦勞動，中產階級貪得利益而退化，墮落，藝術家階級遭受精神折磨，以及達官顯貴耽於享樂，這些現象說明了巴黎人日常生活的醜惡。」
可惜的是，即使最最現實主義的劇場作品，也難以製造巴爾扎克式的公共場景。某種對戲劇的經典定義是：戲劇製造幻象，因此我們才有諸如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或波瓦(Augusto Boal)這樣一類戲劇家，以消滅戲劇幻象為己任。他們的作品通常往往被視為深具政治性的作品——好了，這劇場的「政治性」又是什麼東西？它與劇場如何成為「消滅公共性的裝置」又有什麼關係呢？
用一種最籠統，卻又最容易展開討論的說法，「政治性」就是「權力關係」。譬如導演與演員之間，觀眾與表演者之間，賴以維持他們之間關係的就是權力。導演操控演員的身體，而表演者控制著觀眾的情緒等等。而布萊希特們之所謂要揭穿戲劇幻象，正正是要揭穿劇場的權力關係，也就是這些作品的政治性來源。至於「公共性」呢，套用內地著名學者汪暉的說法：「『公共性』首先是對一切不平等的等級關係的否定和對社會多樣性的肯定，而不應是這樣一種普遍主義的命題：用某種普遍的共同的東西去瓦解這個世界的各種文化特徵，摧毀一切爭取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社會運動，以換取由資本控制的高度同質化的世界。『公共性』應該成為一種爭取平等權利的戰鬥的呼喚。」可見，作為一種政治性的要求，「公共性」的規格其實是頗高的，我們首先要揭露普遍主義的權力迷思，進而爭取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在桑內特所討論的歷史場景裡，十九世紀的巴黎正好是嚴重缺乏這樣的公共性：在社會中，「個性」和「品味」被少數表演者所壟斷，公共領域中的多樣性在沉默被動的觀眾之間消失了。

(二之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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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 中環價值的反面

如果說香港中環價值昭示一切皆向錢看，它的反面則是讓失敗者失敗下去的赤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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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位於香港鬧市土瓜灣馬頭圍道一幢樓逾五十年的舊樓倒塌，造成四死兩傷。我的住所離塌樓現場僅有大約五分鐘腳程，平日每星期總有一兩天，我會在舊樓隔鄰的快餐店吃早餐。事發後，滿目瘡痍的塌樓現場作為這宗轟動香港的大新聞的「地點零」(ground zero)，既是警方如臨大敵、重重封鎖的「案發現場」；也成為了一個遍布記者與看熱鬧人士的「新聞熱點」和「旅遊景點」。 當天下班後我走到現場，隔著鐵馬，望著給電視台鎂光燈照射得發光發亮的頹垣敗瓦，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那時大概是晚上八點鐘左右，但我有一種在嚴冬凌晨五點鐘仍無法入睡的絕望——腦袋空空洞洞，什麼都是模糊和不真實、瑟縮和靠不住。 一整幢樓在片刻間化成瓦礫，住在裏面的人「好彩的」無家可歸，不幸的從此再沒有呼吸。這對於香港人來說，不僅難以置信，簡直無法想像。事件發生後，很多人的即時反應是「這種事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it couldn’t happen here)。從這件事對香港人的「他者性」(otherness)可見，我們對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本質和實相，仍然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確，只要我們將自己從自欺欺人的「否認狀態」(state of denial)中抽身出來，自然會在震驚之餘，明白到這宗令人目瞪口呆的鬧市塌樓事件，包括它的前因後果，以至社會的反應和政府的處理方式，其實都不過是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奉行的主流社會價值的極端呈現(an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our prevailing social value)而已。 自台灣作家龍應台幾年前提出「中環價值」以來，這個名詞成為了理解香港社會價值的其中一個關鍵詞。殊不知「中環價值」其實只是一個委婉詞(euphemism)——它強調了香港人所重視和珍惜的，卻忽略了他們不屑一顧，甚至賤視和鄙夷的。一套完整的價值系統，必須由正反兩面構成，否則將無法取得始終如一、前後一致的清晰度(clarity)和連貫性(consistency)。是故，香港人除了深信賺錢至上、地產萬歲的「中環價值」之外，還暗地裏不自覺地認為，應該讓被社會標籤為失敗者的失業者、低收入人士和弱勢社群自生自滅(left for dead)。一如唱片的反面(flip side)收錄的樂曲往往不及正面上的樂曲流行，「中環價值」的反面——由今日開始可稱之為「馬頭圍價值」——由於在政治和道德上皆不正確，因此沒有人會宣之於口。可是這套令人毛骨悚然的價值觀，卻是政府制定政策和理出優先次序(prioritize)，以至香港的運作模式(what makes Hong Kong tick)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含蓄假設(implicit assumption)。 難怪市區重建局在香港已經成立了將近九年，旺角、灣仔和尖沙嘴不少地段也早已重建為豪宅和商場，但紅磡、土瓜灣、大角咀等舊區的最基層市民仍然要住在裂痕處處的危樓裏惶惶不可終日。香港市區重建的首要考慮是市場價值和發展價值，而非樓宇的殘舊和危險程度。居民的生活質素，甚至生命安全，並不會計算入方程式之內。這不僅彰顯了一切皆向錢看的「中環價值」，也是「讓失敗者失敗下去」和「不管窮人死活」的「馬頭圍價值」的赤裸裸呈現。 總理溫家寶要特首曾蔭權著手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然而這是特區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因為香港政府本身就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香港的表面繁榮，以及香港人的紙上富貴，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政府高地價政策的結果。作為全港的最大 地主，特區政府成為了它自己政策最大的受惠者。在這個意義上，特區政府非但沒有被地產商脅持，反而地產商在賺取天文數字利潤的同時，無時無刻都在為特區政府的利益服務。積重難返，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走上不歸路﹔就連市建局和港鐵(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些官方的公共服務機構，也以影子地產發展商(shadow property developer)的模式和原則運作。 換句話說，在現今香港社會貧富對立、有樓階級與無殼蝸牛、激進派與保守派日益尖銳的衝突中，特區政府扮演的並不是維持社會公義的公證人角色，而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參與者(key player)，以及其中一方的強硬支持者(partisan)。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它又何來足夠的道德權威去奢談社會的整體利益﹖ 前特首董建華最罪無可恕的，是提出「八萬五」的建屋計劃，導致樓價大跌。這大概就是曾蔭權從他的前任身上得到的最大教訓。於是，沒有可能在這裏發生的事情也在這裏發生了。想深一層，這其實不足為奇。在香港，樓可以塌，但樓價不能倒(Buildings can collapse, but property prices can’t)，這就是香港政府運作的指導性原則(guiding principle)。■

Ho Shuet Ying: 別以犬儒蓋過正義 (任鬧任share請自便)

from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436088065170&id=508403281&ref=mf

覃純健出手，加上essay死線迫在眉睫，本來已經不必我等小薯補充。但行家看法紛陳，令我不能心安，而且在msn跟友人討論了這麼久，不整理一下留個紀錄，似乎對不起自己。我明白行家工時長會有疲態，而且親身接觸可能會有不同想法，我人不在現場，或者沒有太多發言權，但我想，以下的論點，倒不受有沒有親身接觸影響。

先將高鐵撥款議案是否該即時通過擱下不談，覃健都談過了。我以為最讓我關注的，倒是行家們的一些想法。

一些觀點認為，拉布是孩子氣，明知沒有結果卻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其實拉布不能阻礙議案通過，不是策略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香港議會組成太畸型。Filibuster作為阻止議案通過的手段，不只是拖時間，而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引起社會更廣泛的討論，凝聚更多反對議案民意和力量，迫使民選議員投下反對票。那不是無賴的小家遊戲，而是正當的議會obstructionism手段，美國參議院的官方網頁也詳述filibuster在議會中的歷史和用法，並非見不得人的幼稚行徑。我對filibuster沒有研究，相信Alex說得會更詳細。但話說回來，既然filibuster其中一個目的是讓社會有更多討論，那今次也算是成功了；而明知議案會通過而拉布，那明顯是因為有些議員根本不必聽從民意投票，不是拉布的原罪。

也有人說認為有些示威者暴力，甚至用「今次真係見識到咩係暴民」來形容，並以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比喻之。不必認真地拋書包，搬出Reign of Terror和Robespierre來，只須簡單問一句，當中沒有人以令對方受傷為目的，那裡稱得上暴力? 何以見得是暴民? 在成千上萬人聚集的場面，我想只要有百分之一是以暴力為手段和目標的，結果一定不會是現在這樣，大家安安全全回家。亦有不少意見指同樣反對高鐵不明不白上馬，但以為示威者太暴力激進，並搬出當年七一遊行的經驗，說這才是文明的香港，稱之為和平理性。難道社會運動只有遊行一途? 記者工作時不時被要求進入以鐵欄圍起的採訪區(又稱豬欄)，記者發現離太遠，影不到相，抄不到筆記，也會將鐵欄移開一點，或者步出採訪區方便工作。這樣怎算是暴力，只算是不守主辦單位訂下的秩序。示威者情況看來亦是一樣。甚麼是秩序，從來不是中立或不證自明，而是一種權力關係，本身而是由主辦單位/政府訂立的。而且示威者只是搬鐵馬，沒有掟鐵馬，又何來暴力? 我是似乎是過分擴大暴力的涵意，正如Alex而言，將不守秩序和暴力混淆了。

更有趣的是，有稱香港警察十分克制，胡椒噴霧用得太遲，並以他居於民主大國數年的經驗說，外國在這情形下一早用到橡膠子彈。保安beat(兼在高登紅咗)的友好陳朗昇已補充警方使用武力的策略，不必我班門弄斧。這段話倒是讓我立時想起Max Weber在他的演講Politics as a Vocation為state(這詞不好中譯)所下的定義: a state is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Specifically,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right to use physical force is ascribed to other institutions or to individuals only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permits it. 大家同意讓警察擁有武器，但普通人擁有槍械是違法，既然我們賦予了警察這麼重要的特權，更加應該加倍規管他們是在甚麼情況下使用胡椒噴霧、流彈等。

又有說他們講粗口、狂煲煙、唱歌跳舞，十分不像樣。其實誰說抗爭一定要嚴肅安靜，就像坐在靈堂裡? 誰說社運不能快樂? 抗爭和社會運動有一萬種可能性，愈有趣愈多樣的抗爭，反而可以吸引更多人，在持久戰中也特別重要。見識過菲律賓的學生運動，兩個人拿著結他自彈自唱，唱得比Soler還好，其他人圍圈跳舞，這不代表他們態度不認真。曾探訪過馬尼拉市郊的picket line，被跨國企業剝削的工人罷工持續數年，在工廠對面興建了自己的小社區，他們商討大計之餘，自然也要食飯唱歌跳舞搞gag，人不是也要生活嗎? 抗爭是不必如死老豆，跳舞也不損社運的正當性。記者不喜歡跳舞，被邀時可大方拒絕，但別人邀請你跳舞起碼是友好舉動，何必動氣?

講粗口或煲煙，這點或許有爭議，但我這等虛無之士倒覺無傷大雅，很多人包括我私下也爆粗。但講粗口跟沒有粗口的責罵一樣，都應該對事不對人，不該用粗口問候不關事的人，正如一般罵人不能無理取鬧。粗口的定義並是非常contested和constructed，有很多灰色地帶，但我倒覺得應不應講粗口未必是重點。Manson Chum說我們集中批評示威者的行為，而忽略了運動的正面意義，是「正如有幅油畫很好，我們卻花了七成時間去品評畫框有多差，那是言不及義。我們該有足夠底氣更有品位」。我換個角度地想起Harry Frankfurt的On Bullshit的說法: 我們將誠懇、態度這些東西，掩蓋了真相和不公義；「我尊重反高鐵的理據，但他們沒有禮貌、講粗口、不夠decent」；我們不去討論議案本身的是非和公義，因為不容易說得清，而更重視所謂的態度、禮貌和誠懇，這是很危險的犬儒。講粗口、推鐵馬、煲煙，這些都是顯然而見的，肢體和言語暴力，都非常容易挑起別人情緒的；但symbolic violence，如議會中聽上起有禮貌但內容空洞的歪理、基建項目諮詢政府拒絕披露技術細節，令民間難以請專業人士scrutinize，這些才是更大更危險的不公義。與其著眼示威人士爆粗食煙跳舞，我們應該看得到相比起天星和皇后，今次又是社運的新一頁。今次有更多的非傳統社運分子走出來，以新的形式抗爭。回顧歷史，每個年頭都會冒出新的民主鬥士，被冠上光環: 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本土行動，他們頭上的光環被摘下後，又有新的民主鬥士。且看inmedia民中反高鐵陣營中的爭拗，可見又有比本土行動走得更前更激的一班同志走出來。香港的政治光譜正在不斷拉闊，意識形態的討論才剛剛開始，是走向正常健康政治文化的第一步，為何要在這一刻把他們扼殺? 香港不是夠多崇尚和平理性的黨派嗎? 他們反對高鐵的理據，固然可以商榷，但若以所謂爆粗煲煙來否定他們，這是捨本逐末。

有記者被罵，感到不受尊重，這固然惹人生氣。社運排他性高，經常事事本質化，這些都是事實。但主流傳媒和社運的對立不是一時之事。細心想想本港報章，有多少份是親政府、親財團，並以中產或投資之類為定位，這些行家都比讀者更清楚。六零年代開始的媒體研究批評主流傳媒偏袒power bloc，媒體固然以揭發政府醜聞的第四權自居，但當是非黑白看似不是太清晰之時，主流傳媒總愛報導power bloc的新聞，於是領導人放個屁也是頭版；一般人絕食要餓死才報導，這就是著名的hierarchy of credibility。不是想否定每位記者們的工作，也無意指大家都是河蟹，只是檢視媒體的日常整體運作和整體的機構(即係睇埋你老細同老細的老細)，還有現時大行其道的spinning，將數十小時的集會剪成一分鐘的衝突場面，那Stuart Hall、Gitlin等人的批評到在香港主流媒體還是十分適合。行家中不乏有心人站在草泥馬一方，但明顯地身為一般讀者，螢光筆等膠言膠論當然令人印象更深刻。這些批評不一定正確，少不免有點以偏概全，但工作時拿來提醒自己倒十分有用。記者是有趣的行業，但不必以為自己是皇帝，別人一定要接受訪問，也請不要用中立客觀自居。News is constructed，由第一天你選擇去哪單assignment，已經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決定，我們不能做到中立，只能合理(fair)、尊重事實。Howard Becker的說法是人人都有立場(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問題只是Whose side are we on，而且如何力求不讓自己的立場discredit報導。新社會運動尊重個人自主，重視自發，抗拒組織和標籤，以後行家們更要適應沒有組織發言人讓你打電話攞料的情況。

說了這麼久，其實是對今次有些行家的言論令我驚訝。辛苦工作時被辱罵固然不好受，罵的人也不對，用粗口罵不關事的人更不對，一場運動參加者良莠不齊，也應該是事實。但身為記者，更應該細想社運和傳媒的敵對關係的由來，檢視整場運動本身的意義，而不是以粗口、煲煙、暴力、罵記者否定參加者，以中立客觀自居自我感覺良好，並滿足於「踩鞋踭精神勝利法」。我期望自己一方面有虛心檢視自己工作的反思，也有理解別人行為和社會現象的視野。以日常生活經驗和個人感受判斷是非，無可厚非，但這種近乎動物反射式(alex語)的直覺只能是思考的開端，決不是終結，不能讓它變成立場。新聞行業往往最快面對社會變化，新聞觸覺更是要有系統的分析社會來支撐。程序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自由主義，道德哲學… 這些數不完的理論，總有它超越時空的價值，幫我們理解社會上種種現象，包容不同的意見。書本重要，新聞工作者也許太忙，不能時時翻閱，但常常自省，已是厲害的武器。最後讓我又引用近來好濫，村上春樹著名的蛋牆之論。雖然異見者不一定是蛋，蛋也可以錯，蛋也會變成牆，但以卵擊牆，我還是會站在蛋的一方，私下告訴蛋做錯了甚麼。

陳雲︰菜園村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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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茅舍，一群人靜靜耕種，是很令某些人氣憤的事。遠古的中國帝王，卻很喜歡這種景象，認為所謂治世，亦不外如此。帝堯之世，老農唱《擊壤歌》，以頌帝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古詩流傳不絕，歷代帝王亦不禁止。讀外國文學，找不到同類民謠。

集權政府．奪地為先

王朝中國有授田與永業田之制。授田是王朝分授田地予無地之農戶，死後田地歸還公家，如夏代的貢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徹法、唐代的授田法，均屬此類制度。另有永業田之制，北周、隋、唐時所施行的田制之一，每丁授予桑田若干，依法課稅，因可世代承耕，故稱為「永業田」。寺院道觀之永業田地，供養僧道；宗族之公田，維繫祭祀及供養士子；私人之田地，維護家族世系之永繼。士人擁有家業，則有退隱之餘地，可以不必趨炎附勢。

王朝中國戰亂頻仍而民間穩定，乃由於氏族有恒產而有恒心。近代之殖民政權、共產政權，乃至金融資本主義之政權，都計謀取消人民之恒產，使之失去恒心，心浮氣躁，任由政府或財閥驅策。

英國未佔領新界之前，新界鄉民擁有的是永業田，佔領之後，一九〇〇年三月，立法局三讀通過《新界田土法庭法案》，其中第十五條「……現謹宣布新界全部土地為皇家財產，按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所訂年期內，任何人……未經授權，俱屬霸佔皇家官地……」，本來屬永久業權的地契，一下子變成承租契。民間擁有土地乃自由之保證，取消永業田，是英國殖民者限制華人自由之法。共產黨建立政權，第一件大事便是剝奪土地擁有權，使平民、僧道、士人皆無田園庇蔭。

港英的社會主義善政

然則港英政府面對大量湧來香港之大陸難民，也要採用仁政。菜園村居民現在被特區政府鄙視的非法寮屋，殖民地時代叫「平房」，是港英容忍搭建的臨時居所，連帶一個耕作的田園，是典型的戰後歐洲社會主義遺風。例如，德國在戰後百廢待舉，政府無錢照顧工人福利，很多市政府便在市郊分配工人土地，容許建設平房及耕種田園，使勞苦大眾可以安居，得享家園之樂。港英當年除了容許港人散落鄉郊，安居田園，還協助修築水坑及提供蔬菜供銷合作社之服務。同時期，港英建築公屋及居屋，令大部分貧民可以安居或置業，令民心安定而歸屬香港。

菜園村現在的百多戶人家，有些是退休田園的老夫妻，也有是一大家人老少同住的，在外邊打一份卑微的工，回家種菜幫補糧食，田園生活偶然也治療工作場所的挫折和傷痛。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工廠的人嘲笑手腳不夠勤快的同工，會說﹕「你返鄉下耕田吧！」當年，耕田確是一條退路，半工半農，更是很多村民的生路，不必離棄鄉村的家園，又可享受現代工業社會的好處。往昔香港雖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卻可承受震盪和衝擊，鄉村半耕半工的社區、城市的家庭式工廠和作坊，都充當過緩衝與轉化的角色。

然而，進入官商勾結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港府限制土地供應，又不以資產增值稅及物業空置稅來遏止炒風，市民的土地及住所已經變成炒賣對象，很多業主面憧憬物業價格持續上升而不斷更換住宅或炒賣物業，即使擁有產業，也不再是恒產，開口是樓市，閉口是地產，終日謀算資產增值，於是便對生活和香港失去恒心。所謂恒心，就是平靜而高遠的心。

為什麼菜園村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是因為當地的村民是以恒產的心態來對待田地和物業的，一家人溫暖地住在一起，種植蔬菜果樹，山環水抱，生活簡樸實在，食物新鮮而有機，鄰舍關懷照應。即使家財萬貫，也不能如此生活。一般人辛苦累積財富，追求的也不外乎是這種生活罷了。拼命追求財富，是因為不安全感，例如，遇到疾病和意外而破財，陷入貧困。假若政府為平民承擔社會保障，例如歐洲發達政府的做法，平民是不會陷入貧困，於是沒有多少人會拚命追求財富。

最合乎人性生活方式

菜園村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展示了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而且顯示前朝政府的社會主義作風。菜園村這種耕住結合的樸素生活，一點也不落伍，歐美國家，隨處可見。它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最穩定可靠的、最合乎人倫道德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發達之後，嚮往的也不過是這樣的田園生活，只是多了一份財產保證的安全感而已，而這種安全感，其實是可以用政府的社會保障和鄰舍親友的照應來代替的。

香港新一代的年青人見多識廣，富有想像力和同理心，見到菜園村自然欣喜，視如珍寶。只有財迷心竅而致心靈閉塞的人，才會嘲笑年青人未種過菜、耕過田，怎會走去保衞菜園村的。

無人性的、千方百計驅策平民進入樓宇信貸和商場消費社會的財閥和財閥授權的政府，見到菜園村會氣憤難平。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貧民竟然可以如此愉快地生活，不用買他們的「發水樓」，也不必依賴他們的商場和超市。他們要鏟平菜園村，抄窮人的家，自是可以理解的。

高鐵困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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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bert Lai
 
有論者把高鐵爭議一分為二：一是究竟建還是不建；二是支持興建，但分歧在於走線和總站選址。其實兩項爭議既牽涉價值判斷——即為何發展和為誰發展，亦關乎成本效益和工程利弊。如果各方能夠找出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案，滿足經濟繁榮、環境保護和社會公義的「三」，這兩種爭議都可以同時化解。
那麼過去多年，香港社會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尋找這個來之不易的永續發展方案？由於政府是項目倡議者，焦點自然落在它身上。
早於2000年，政府完成了「鐵路發展研究」第二號報告書，當中提出了興建一條連接香港至廣州的區域快線。隨內地逐步落實全國高速鐵路網的規劃，這個區域快線的概念演變為全國高鐵香港段，政府集中研究與西鐵「共用通道」的可行性。反覆多年，政府只是斷斷續續地向立法會作出簡報。直到曾蔭權出任特首，在2007年8月，政府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宣布放棄共用通道構思，改用專用通道。當時未有明確表示總站選址或走線，本來是動社會討論，與各界持份者共同制定永續發展方案的最佳時機，可惜政府選擇了閉門造車。
2007年10月，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宣布高鐵項目列入十大基建之內，選址西九為總站，但沒有邀請社會討論，錯失了第二次公眾參與的機會。
2008年3月，公共專業聯盟完成了「重構城市佈局」的研究報告，建議高鐵總站選址改為錦上路，政府接收了報告後沒有回應，再錯失了第三次公眾參與的機會。行政會議反而在2008年4月，委任港鐵公司開展西九站方案的設計工作，然後政府在2008年11月向菜園村發出收地通知，一往直前，直至今天。
究竟政府錯失了三次與民共議，制定永續方案的機會，責任誰屬自有公論，但原因何在？
公眾參與淪為口號
政府自2003年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首4年由曾蔭權出任主席。委員會的最大成就，在於確立了公眾參與制定決策，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此制訂的一套5階段式的公眾參與機制，為所有策略性項目提供典範。曾蔭權對此知之甚詳，曾經在首長級官員內會上推介這套機制，並在2007年競選連任時公開承諾，將公眾參與作為決策的核心。
事實上，一些政府部門已經在實踐中累積了較為成功的經驗，例如中九龍幹線和中環至灣仔繞道工程，在規劃階段推行公眾參與，吸收持份者意見而修訂走線和優化設計，從而化解了保育油麻地警署古蹟，保留廟街地區特色，和既要滿足各類銅鑼灣避風塘使用者的需要，又要把填海規模減至最少等種種矛盾。
既然如此，為何一個特區成立以來耗資最多、政府認為策略意義至為巨大的高鐵項目，竟然在構思和規劃階段完全沒有公眾參與？
合理解釋似乎只有兩個：其一是曾蔭權政府的一眾高層，在行政權力日益膨脹的蒙蔽下，以為長官意志足以凌駕一切，公眾參與不外乎裝飾門面；其二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文化變質，一言堂氾濫成災，專業職系的官員和外聘顧問無法提出獨立意見，凡是由上而下的決策，出錯時只能一錯到底。
事到如今，政府硬銷高鐵西九方案的努力，已經蛻變為一場市民大眾對行政和立法機關的誠信的審判。
市民對政府誠信的審判
政府兩年來對項目細節秘而不宣，把選擇性地發放信息視為理所當然的公關手段，直至2009年中，才通過傳媒放風，暗示工程造價會從300多億上升至500多億元。正是如此令人「震驚」的消息，促使公共專業聯盟在9月中組成專家組，在10月7日公布替代方案，隨後再不斷深化。有人埋怨民間團體為什麼不早提意見，暗指它們別具用心。顛倒黑白至此，夫復何言？
政府聲稱花了27億元進行項目研究和設計，報告詳盡自不待言。但這些用公帑支付的報告，市民卻無權一睹，反而淪為政府愚民的工具。例如現今披露了九龍區大塞車「願景」的《西九龍填海區發展交通研究》報告，是在團體和議員三番四次要求下，才在1月8日的會議上公開的。公共專業聯盟在去年10月2日致函要求政府公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運輸局在11月20日覆函，表示因為「第三者」反對而不能披露，鄭汝樺局長卻在本周三的電台節目上聲稱「可行性研究報告不存在」。這樣簡單不過的事實尚可歪曲，市民對政府訴諸權威的推銷語言，還剩下多少信心？
政府過去3個月來鋪天蓋地的宣傳，動用千萬元公帑刊登隱瞞身分的疑似「新聞專輯」，再向傳媒老總閉門發放失實材料。儘管如此，仍然有近半市民支持替代方案，究竟說明了民間智慧的提升還是長官意志的不濟？
西九站方案的「五座大山」
根據政府官員在議會上的答覆，足見高鐵西九站方案面前起碼有「五座大山」，基於工程技術、法律和程序的障礙，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找出解決辦法：
一、「一地兩檢」難產 高鐵功能變質
要在香港境內實施「一地兩檢」，需要修改法律，甚至觸動《基本法》，而兩者均不可能在幾個月內完成，或至少獲得中港兩地的行政及立法機關確認可行方案。一旦「一地兩檢」無法落實，即使中港行政機關願意考慮電子預檢制度、列車內邊檢制度或流動檢查制度，仍然需要面對不確定的法律風險和操作障礙。屆時，高鐵的性質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條主要服務香港至深圳和廣州之間的區域快線，如果不及早調整方案、降低成本造價以維持營運效率，必然成為尾大不掉的大白象。
二、九龍區交通擠塞和環境惡化
政府顧問的研究報告顯示：高鐵西九總站建成後，新增交通會嚴重影響九龍區內18個路口，佐敦道須拓寬至13條行車線，彌敦道上多個路口不准轉彎，強制車流駛入橫街，11條內街交通流量大增，馬路切入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大舉破壞社區環境。報告承認部分建議改善措施在技術上不可行，但並無提出解決方法。由於部分建議的改善措施（例如廣東道與柯士甸道交界的行車隧道）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兼且上述措施均未開始向居民進行諮詢，未知市民是否接受。
三、西九文化區環境破壞和工程延誤
由於廣東道和柯士甸道西需要永久佔用西九文化區土地，同時列車緩衝區插入文化區地底，使地面不能興建高標準的文化表演設施。在高鐵施工期間，更須徵用文化區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一半海岸線，使文化區難以按照原定2014至2015年的時間表落成。運輸局尚未把上述各種影響，正式知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更未有通過諮詢會向文化界和公眾諮詢。
四、大角嘴居民欠缺完整賠償機制
政府官員在1月8日的會議上首次披露，大角嘴區共有47棟樓宇的居民，加上華景山莊等數萬名居民，將會因建設高鐵隧道而損失潛在發展權益。鑑於終審庭在2003年的裁決，這些居民即使向政府索償，也難以取得等同於正常更改地契、重建發展時所獲得的「期望價值」。更何這些居民在索償前，先要付出大筆顧問費用，難言公允。
五、遷拆菜園村違背環境公義原則
菜園村村民堅持「不遷不拆」的訴求，正好印證了政府至今未有就不同收地方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的缺失。按照環境影響補償的優次原則，凡是對環境和社區有重大影響的工程，應先考慮替代方案，完全避免該項影響；只有在替代方案不可行而避無可避時，才考慮紓緩和補償措施。遷拆菜園村顯然屬於重大環境影響，上述優次原則應適用。政府拒絕補足欠交的評估，以及研究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踐踏了國際公認的環境公義原則。
發展模式的分水嶺
在今天被特權扭曲的政治格局下，政府有能力通過撥款，更有能力用強大的話語權「證實」民間方案「粗疏」，但無法不面對這「五座大山」的後遺症。菜園村和大角嘴等弱勢社群的抗爭，只會突顯社會公義的不彰。將來九龍區塞車、西九文化區淪為笑柄、「一地兩檢」難產、營運報告揭示低效益：每一次事件都會提醒市民，政府的決策是何等粗暴，立法會的審批是何等傾斜。
高鐵爭議在內地網民中引發熱烈討論，他們以這個活生生的事例，對比香港與內地在管治體制和人民權利之間的差異。顯然，香港所行的每一步，對內地發展都有千絲萬縷的影響。
20年後回首，高鐵事件很可能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重商輕民的發展觀，在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面前崩潰。年輕人的苦行，一步一腳印地提醒我們：在土地面前虔敬、在人民面前謙卑、在挫敗面前轉念。

[刊於 明報 2010年1月15日]

拉赫兹：哲学还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吗？

字号:  小 中 大 | 打印 发布: 2010-1-11 00:11    作者: John Lachs    来源: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查看: 1次

约翰·拉赫兹 著 吴万伟 译

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在本文中批评了哲学家缺乏公共服务意识的情况。

柏拉图应邀担任锡拉丘兹国王的顾问。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竞选议会议员，并担任了一届议员。伯特兰·罗素参与了当时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他鼓吹试婚并创造了声名狼藉的术语“与其死不如赤化”。在理性辩论奇缺，伦理学以缺席而著名的今天，哲学家作为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都从公共场合消失了呢？

当然，有些哲学家在文化讨论中踌躇不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暂停自己的研究，孤注一掷地发动对滥用毒品的战争，还编辑了一本关于美德的通俗书。但在此过程中，他成了一名政客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柯林·韦斯特（Cornel West）支持候选人参选，试图用说唱艺术的方式搞一个哲学思想听证会。但他的主张的可预测性和在公共表演中的重复性使得他很难赢得人们的信赖。

为什么哲学退回到象牙塔，抛弃了作为信念和实践的批评家的传统角色呢？为什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积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

怀疑和自我确认

我们可以用当今哲学核心的某种模糊性来解释。该领域受到静悄悄的恐惧的感染，它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那超越逻辑普遍规则的方法不是寻求真理的可靠指南，因此并没有为探索提供确定无疑的结果。尽管哲学家热衷于概念游戏的刺激，但在其心灵深处，他们许多人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些不严肃的成分。毕竟，在做了和说了一切之后，世界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正如常见的情况，不安全感往往产生对出类拔萃的过分追求。我们有些同行挑衅性地宣称哲学是科学之母，心理学家及其他都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不用彻底考察其局限性和基础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思想深刻者的傲慢可以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理解的眼神中看出来，尤其是在其他学科的同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候。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

在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时，哲学家被这种模糊性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信念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不安全感造成了哲学家相信，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而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美德的承诺则导致他们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要么哲学家无话可说，要么他们提出的东西晦涩难解，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这两种观念都为我们逃避寻找社会灵魂的斗争，满足于大学里的舒适生活的方便的借口。

在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哲学家逃避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照章纳税、投票、尽力遵守法律。有些人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行动，有些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明确的哲学推理没有关系。他们甚至悍然违背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批评视角，正如在1960年代，著名的认识论学者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滔滔不绝地鼓吹盲目的列宁主义。这种个人信仰和哲学批判的明显割裂仍然非常普遍。我们非常忧虑地发现许多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其公开发表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冲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比如对化学家来说，言行不一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观点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违反法律的律师、不信神的牧师、破产的金融顾问、肥胖的医生、不理性的哲学家等理所当然地让人产生怀疑。

保持纯洁

专业哲学当今存在的三个特征使得逃避公共事务的欲望进一步加强。除了个别哲学家撰写科学文章外，他们一般都讨厌事实。本专业的年轻人在读研究生时得到的教导是论证为王，对事实的了解可有可无。连那些并不热衷争论的现象学家也认为，对哲学来说，纯粹经验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关键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若要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对时事和社会经济过程等非常熟悉，难怪哲学家要感到头大了。许多人为哲学家在这些事上的无知辩护，说他们在追求比稍纵即逝的现实所能提供的东西更辉煌的真理。我年轻时拒绝看报纸，因为我相信它们与我追求的永恒真理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这个专业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第二个特征是其颠倒的激励机制。从进入研究生院第一年起，学生们就被教导要重视用专业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那些在哲学织物上编织出新皱褶的人，或者用新服饰复活旧观点或者难以置信的立场的人得到赞许和奖励。技术上的出类拔萃者在研究生院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再去复制曾经使其成功的研究套路。院长或系主任则以本专业的判断为基准，为炮制晦涩理论的人提供因捐赠而新增的教授岗位和令人艳羡的薪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那些专业上的创新很快就无人问津，除了引起争议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命题。相反，教学水平高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教授岗位，这些人还往往遭到著名思想家的蔑视。

让哲学家呆在大学内的第三个专业特征是对该领域的错误认识。大学的系部结构错误地同等对待哲学、物理学、人类学。科学拥有可靠的方法和一套经过确认的结论等优势；但哲学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期待哲学像科学一样为人类知识总量做贡献是错误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但是，就像研究和发现的理想主宰了微生物学领域一样，它们同样定义了哲学领域。这使得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阅读、对话、反思、和写作上，所有这些最好在大学的安全领地内进行。

接下来是勇气问题。大学教授们天生胆小怕事，很容易受到系主任和校长的吓唬，很少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没有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在面对抗拒或者嘲笑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在征集要求更换无能校长的签名时，许多同事赞同这个人应该滚蛋，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资格，也不再需要为余生涨工资了，究竟在怕什么呢？安全的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许在教室里发表大胆的言论，但是若要把抱怨变成行动，他们往往就退缩了。

求职伦理学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是可以被称为“主流”的哲学，也就是在大学哲学系研究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漏掉过去30年来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那么我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应用伦理学的增长已经让本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学之外的地方，关注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记者伦理学、甚至会计伦理学等不仅在从业者数量而且在文章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单单这一因素本来就足以让哲学偏离20世纪前70年的路线，转向更多产的方向。它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学院的模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元伦理学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核心，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流浪的难民。他们觉得应用伦理学是冒牌哲学而不是该领域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它是在你无法在艰苦的概念推理中有杰出表现时才去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自己看作医药或其他专业的闯入者，也就是还没有赢得话语权的人。这种印象被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进一步强化，他们把伦理学家看作多余人，拒绝以礼相待。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进步缓慢，因为它要求哲学家获得在批评这个领域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公共哲学的需要

美国总统有个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单独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但是他没有用来提供伦理学建议的独立委员会，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能提供有关健康和生命问题的专门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严重政治化的，无论眼界还是功效都相当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正义和道德准则是商业交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假设经济生活就比那些美德更重要。让人奇怪的是，政客似乎认为道德问题的解决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宗教感受就能对付。如果这些失败了，常常如此，各领域的领袖自然会求助于律师，而这些人往往很难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最近伊利诺斯州长要出卖参议员席位（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出来的参议员席位空缺—译注）的企图反映了政府最高层迫切需要伦理学家指导的现实。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政治竞选中的公然撒谎和不能区分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都应当引起对道德问题敏感的人和接收过推理训练的人的严重关切和评论。我们该如何鼓励哲学家来满足这种需要呢？该如何帮助社会领袖看到个人行为准则和公民美德是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呢？

我们不能指望天生的洞察力或者即刻的行为改变。如果我们试图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拉出来，它是会抗拒的。相反，如果你打开笼子的门，它就愿意飞出来，尝试自己的翅膀行不行。大学之门需要向社会开放，必须有足够的刺激来鼓励哲学家拥抱实践其艺术的自由。毕竟，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至少，部分人有足够的冒险精神靠敏感性、辩证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人生实践进行批评性考察。

但是，从大学笼子里出来的小鸟相对来说非常罕见，甚至亚里士多德都知道一只燕子并不代表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众多哲学家关心社会生活问题，必须向他们显示参与课堂之外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是适当的。这只能由哲学系主任或者大学管理者来做，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相信哲学的研究/发现范式是判断错误的、无效的。但是谁来采取必要的最初几步来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呢？

系主任认为自己是全系的冠军。他们和大学的其他单位竞相争取学校的支持。如果他们参见院长时说，哲学家们从来不发现新的事实，因为他们擅长批评他人，可这个系需要增添三个岗位，这肯定是非常奇怪的。反过来，院系主任还需与大学内的其他学院或与其他大学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对不同院系的科研成果的微妙差别不感兴趣，也不怎么理解。他们渴望新的发现、众多的论文和成果、著名的教授（他们自己也竭力成名）。对他们来说，哲学作为批评代理人听起来具有模糊的腐蚀性，哲学系主任若和院系领导谈话，人家很快就可能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需要做什么？由谁来做？

谁来教育那些教育者呢？我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不过，它不大可能实现。

美国哲学协会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界最著名的协会：其工作就是推动该领域在所有零散的多样性情况下的发展。因此，不是在竞选会长的时候炫耀其专业能力和名望，而是需要花费精力研究和拓展应用哲学的领域。到现在为止，它明显是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的东部分会的年会根本就没有提到欣欣向荣的医学伦理学的存在。即使现在，康德得到的关注仍然比徒劳的医疗多，虽然千百万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时是否继续治疗下去的艰难决择，虽然只有哲学家才对于形而上学的演绎感到痛苦。

美国哲学协会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哲学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这个考察的结果将依靠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现有领域众多派别的代表，千万不能是保守派占大多数。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兴趣，最起码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和院系主任。如果它确认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这将打开修改哲学奖励和期待的大门。这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抽掉对传统领域的支持或否认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的价值。相反，我们的希望在于哲学界能够朝着曾经自豪地承认的目的和完善的方向扩张。

美国哲学协会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如果从它们过去的表现来看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意味着那些对哲学的公共作用感兴趣的人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我们不得不说服同行，如果需要，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在这种努力中，我们有谨慎乐观的理由。我们面临数不清的道德问题，无论是公共问题还是私人问题。人们在盲目地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很少人看到奉献和自我控制的人生意义。一个本来具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力的领域却畏缩在大学里，对这些问题袖手旁观，这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简介：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范德堡大学哲学百年庆典教授。2001年负责美国哲学协会的世纪庆典。

译自：“Can Philosophy Still Produce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John Lachs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24-27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上海社科院的主办的《社会科学报》

2009年12月24日总第1195期第7版。译者得到作者约翰·拉赫兹教授和原刊《哲学此刻》（Philosophy Now）的授权，特此致谢

Kwuntung Tse: （九龍城書節）呂大樂、羅永生、陳士齊精彩演講摘要

12月19日（六），筆者到Roundtable與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九龍城書節」，參與了兩個演講環節：

11.00-13.00
與呂大樂對談﹕教育還有用嗎？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報紙及雜誌專欄作家）
台上還安排了六名中學、大學生共同研討

18.30-20.00
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無間道》等書）
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

演說均非常精彩，以下是發言選錄摘要：

呂大樂演說

學生：上大學的，是因為慣了服從marking scheme，才成績好，他們都服從性強，結果大學全是綿羊，政府說甚麼就甚麼。

呂：聽了六位學生發言，他們對學校教育都沒有一句正面的評價。學生對學校的期望高了。以前我的偶像是那些用很少時間就讀好書，然後用很多餘下的時間看課外書的人。那個年代我們會積極避免參與學校的事。低度投入是重要指標。同時也不期望老師嘉許，反正低度投入。也沒想過要改變老師，反過來也不會受其價值觀灌輸。對待學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積極投入和期望獎勵，否則你就只有積極服從。

不過我同意這些年來考試制度是很重大的改變，以前答題可以自由發揮，發表見解，因而令我們不用太努力讀書，可較容易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我還記得歷史科答題時，我完全忘記了問題所要求評價的歷史事件，只記得那和帝國主義有關；我答題時就這樣說：歷史不應只討論個別事件，而應談宏觀，所以題目本身是錯的，讓我們談帝國主義的問題吧。這樣也得了個B。

昔日在學校的最大得著是搞讀書小組，互相presentation，互相學習。我忠告大家要想清楚，自己想在學校得到甚麼。與其叫學校給你自主性，不如自己儘量尋找空間，你根本沒可能說服校長和老師，以及其他想服從、慣於服從的同學。而說到上課苦悶，其實教學一樣苦悶，我做教授改卷，會發現為何所有答案都一樣，都在猜度我想要甚麼答案？一模一樣的答案令我沉悶。但如果有一個學生，能引用一本book list裡沒有的書，我即時眼前一亮，即使他答得不太好，我也會頓生好感，通常也會給較高分數。

學生：我們在讀書以外，還花時間關心社會，是因為愛這個地方，才關注，不然眼不見為淨。

學生：我愛菜園村和大角咀的居民，我用這個方法來作為我愛國的概念。而且，中國真的很好了嗎？一個強大的國家會在國慶之日實行戒嚴的嗎？

學生：談愛國或愛一個組織是很危險的事，究竟愛國的定義是甚麼？很容易會因此被人利用和宣傳，例如愛德國就要殺猶太人。取而代之我們應愛周圍的人民。

呂：以前同輩中有三成幾的人無法升中學，那考試制度其實比今天還殘忍得多，那在更早的階段就淘汰人。只不過當年如果你生存得到，在中六中七卻比現在自由。其實，你們現時可以在互聯網做很多廣播，得到的自由也是我們當年所不能想像的，當年要寫字、執字粒，再印刷、找報攤發行來傳播訊息。

不過現在大學學期比以前長好多，以前每年上課只是二十周。不過反過來現在功課減了一半。我認為大家說服市民你的社會運動重要，比說服老師來得有用。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學生：通識本來是鼓勵批判思考，為甚麼還要用marking scheme來限制學生的思考？

學生：現在的大學生已不想參與任何教育以外的活動，大家只心想GPA過3，生怕畢業後找不到有錢的工作。

呂：但無論如何，我不會鼓勵大家完全放棄考試，那對你將來很吃虧。如果你今年考高考，那你就犧牲這四個月吧，到未來你會有選擇。你就在考試的期間暫時把理想擱一擱吧。不過，我覺得新高中有問題，它多了一些projects和portfolio，那是由學校老師評分的，於是老師對你的影響大了。例如你可能要在project內也支持淫審條例。

學生如果有機會exchange，也可考慮去特別的地方，例如阿根廷，僱主和我一樣，看到每人的CV一樣，也想睡，突然看到你是阿根廷的，心想你去了阿根廷一年也仍未死，應該有料到，也對你有興趣。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社會討論的學習的，大多是十年前的事，你只是在跟隨別人，不如想想自己想做甚麼。如果我1975年穿低腰喇叭褲，那時是領導潮流，但只要我不變，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便可以再領導潮流，你不變，起碼有自己的位置，這比你不斷變，不斷追隨別人為好，那樣你永遠不會有重要性。

聽眾：香港的問題已很嚴峻，那不只是教育有無用的問題，是整面社會有問題。即使你成績很好，做了精算師會計師，但加入公司後，他多是請合約制，每人做到十二時甚至凌晨二時，盡情榨乾員工。我是精算師，但我覺得如果繼續在公司努力效力，其實是做壞榜樣，害了下一代新來的員工也要這樣做，我要用腳來做決定，離開這家公司。

學生：教育制度一時三刻也改變不了，大家要清楚自己喜歡做甚麼，去做就是了。

羅永生演說

羅永生：香港人不管在性觀念還是政治取態方面都是保守。但以前香港人並非保守，例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引發大型工潮。為何今天進步價值在香港並不常見？有兩個因素。在殖民歷史裡，令香港保留了傳統主義，殖民者在香港有意扶植了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尤其在全中國都邁向激進之時，也就是五四時代。第二是戰後問題，香港人口以難民組成，已厭倦了政治對抗。香港政府以非政治化的做法，令市民趨向保守。殖民地的做法是剝奪我們的主體意識。

今天我想介紹一本書《反動的修辭》。作者分析了近幾個世紀的反動論述。他說反動通常都是用幾種修辭方式：第一、悖謬論。任何改革都是適得其反，因為它總會帶來反作用，所以越改革越壞。社會如果想幫窮人，最後只會令窮人更窮。。第二、無效論。改革總是白做的，它永遠克服不了人性和社會定律，那是無法改變的，所以怎樣做都只會徒勞無功。你以為選了一位進步的政治人物，就有優良改變？其實誰做都差不多。他們根本不可能違反社會定律。第三、危害論。改革雖然有效，但它會帶來另一種代價。改革會帶來A，卻會令你失去B。風險太大了。例如說民主會破壞繁榮安定，那你要民主還是安定？保守派永遠用上述幾種論調來反對改革。

改革派如何回應？回應危害論，可以說，因為危害，所以非改不可，否則危害很大。例如八十年代，有人會說中國如果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地球的會籍）。回應無效論，可以說既然要遵從世界定律，就要找出那定律。歷史證明，只要站在潮流的一邊，就是遵從了定律。回應悖謬論，可以說，你說改革會變壞，但我們的情況還可以更壞嗎？我們其實已走投無路，沒甚麼可輸，所以需要更激進的改革。

八九六四後，香港有一種屬於民主派的改革論述：民主拒共保自由。只要那做法能讓香港與共產黨保持距離，那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殖民體制很多被保留甚或讚揚，例如公務員、專業特權、精英主義、消費文化，這些都被視為與共產不同的事物。事實上，他們這套「民主拒共」的概念，是缺乏反省的，對於民主怎樣做，也缺乏詳細的論證。民主派駕馭這種運動，但同時卻過於依戀這種運動，不願意踩出界線，並成為議席迷，對政制反思不足。所以民主運動內其實也有保守主義。他們害怕失去否決權，害怕失去議席。其實我們真的擁有甚麼呢？不過第二代的中產可能的確覺得現在擁有不少，所以不想改變。

香港的保守主義有組織、有目的。這些組織會河蟹化，想把更多人納入保守派。宗教組織也是其一。不過他們會用進步的修辭，例如談危機，政府會不斷說我們正處理危機、正面對邊緣化，所以各種東西都要改變。還批評說大家這樣保守，竟然去保護耕田的人。這種包含進步修辭的保守主義可說作是新保守主義，而這股勢力在香港也越來越強。

陳士齊演說

陳士齊：我想先定義一個重要的字：膠。膠人像吃了三聚氰胺，因而無法對人生作出反應。結果有膠能組別、膠特首、半膠立法會、膠鐵等。原來化學真的很重要，這個世界已經膠化了。

有說香港的特首制度是美國總統的加強版。又說立法會是高級審議委員會，但其實是白果審議委員會，永遠有膠能組別來阻路。九七年七月一日只是換了新殖民主子，仍然是殖民制度，可是比以前的更差，因為官員的才能比以前差，越搞越膠了。

另外，宗教在香港很有活力，那應可成為第七大產業。香港應可發展宗教中心。可是九六後，基督教急劇膠化。高鐵事件和五區總辭令人傷心，宗教直至近年歷史都是進步力量，但今天不只沒有貢獻，甚至是反貢獻。在高鐵事件，教徒去了哪裡？宗教完全失場。政制方面，更是反貢獻，例如蔡志森，他是叛場，還和權力分子結合，說「狗話」。

九六起，宗教突然去慶祝國慶，支持八九民運的中產感到非常吃驚。九八年開始搞明光社，推出反同志運動。然後到蔡志森反對五區總辭，那是宗教向民主發的第一炮。現在我一定要反他，這是一場戰爭。幸好反他以後，他開始收聲，不然教會會有更多狗出來講狗話。

但現在有兩極的問題，教會內的人視我為狗熊，教會外的人視我為英雄。教會內的人已確認自己是保守的，並說「我保守，你吹咩」，而教會內外的人竟然這樣南轅北轍。我懷疑人類社會會在二十一世紀因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擴大而分裂。

談背後的因素。首先是現代化。現代化講的是經濟發展，現在人人可去旅行和買手機，可是那會造成矛盾，當大家有錢了，就想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造成霸權。例如瑞士有人想建回教祈禱塔，社會決定舉行公投，當中出現反響，他們怕回教徒會令他們的生活方式受改變。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政策圍堵也是例子。以色列建牆自堵，把巴勒斯坦人圍出去更是上例。科技也令世界觀轉變，而舊有世界觀會強烈抗議，同性戀是一例。近代科技才證實同性戀和基因有關，於是那是天生的「悲劇」，不可稱作罪。二十世紀很多事物都變異得很急速，因此一定會產生兩派。

保守派事實上也有存在價值，要達到合理的政治決策，一定需要兩派的討論，決定究竟是要進取一點還是保守一點。但那問題是出在政治動作。保守主義是否與自由主義公平競爭？例如意大利會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反對墮胎。可是香港卻由教徒掌權，教會學校成行成市，大部分人自小都「膠膠地」，如果投票年齡降至十六歲，教會學校會要求逢中四以上的學生投票反對同性戀，因此教會一定贏。基督徒壟斷了特權，靠攏特權，和政權合一，組成神聖同盟，並選出合神心意的人選例如梁美芬為你捉老鼠。

這些特權者只擁抱舊習慣，一直只顧發「錢」，其實沒有改變。可是青年反對高污染、高損耗、高基建，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繼續下去，下一代將無法生存。美國的保守主義的高潮是小布殊，這個膠人總統搞了八年，提早令美國國力衰退。他要出兵伊拉克，是為了保障石油利益，可是最後既保不住石油，卻反而花了好多錢，這悲劇背後反映智慧問題，究竟通過保守是否就能維持社會？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高排放、高貧富懸殊。如果全世界都這樣發展，如果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變成高排放、資本家俱樂部，那不只中國會受害，全亞非拉的人民都受害。其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直接令菲律賓受害。

香港的問題是，中方曾承諾民主，但卻食言。而保守勢力為了保守，發現可犧牲民主訴求，尤其返教會的人都願意接受屈辱生活，他們認為不需要政改，只要為曾蔭權祈禱就可以了，搞甚麼祈禱一百小時的活動來解嘲，結果不和中方抗爭，並變成了和中方的有默契式同盟，不斷叫人不要爭拗，令香港民主不能走下去，是一個悲劇。

聽眾：民主會否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也不算是公平競爭？

陳：所以我們必須同時談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瑞士的公投是失敗例子，設立祈禱塔是宗教自由，何以需要公投？他們太隨意公投了。公投前我們必須有一套好的憲法「墊底」，而且那套憲法不可隨意修改，香港的《基本法》基本上也是operative的，比內地好。

羅：是的，我們不可以只說民主優先，還要建立其他要素。那是民主派把民主活動自我邊緣化，沒有處理其他問題。

熊一豆: 樽裝飲品？咪再飲﹗

樽裝飲品？咪再飲﹗ 熊一豆 著

今日《明報》有一則非常不起眼的新聞，在版面中只佔了左下方一小角︰「停飲樽裝水也可以減碳」。

但其實，地球溫化的其中一個惡果，就是食水將面嚴重短缺。氣溫持續上升使冰川不斷融化、萎縮，即時的影響是泛濫成災，但長遠的後果則是水位下降，水流量劇減，嚴重威脅食水的供應。

水是地球最寶貴的資源，也是生命的根本，若我們繼續追求現有的消費生活模式、漠視地球暖化與水污染早已大響的警號，那麼，下一代、再下一代，將面臨非常堪虞的生存境況。而環境的災難，在人類世界又行將以不公與剝削呈現。事實是，一些跨國公司早在進行把一些發展中國家水源私有化的計劃(通過與當地政府的合作，要麼把供水這種公共事業變成私營，要麼把當地的水資源變成自己產品的原材料)，結果，世代傍水而居的原居民分分鐘反而要付錢予外來資本以獲取水源。

Elizabeth Royte 去年出版的《Bottlemania》，追縱了樽裝水的整個生產過程，驚人地揭示原來僅生產數樽水即已需耗費一樽石油的能源代價。把這本書中譯本的簡介轉貼於此︰

「Bottlemania
別喝瓶裝水！？-關於瓶裝水的深層省思

喝一口瓶裝水，不只是方便、解渴這麼簡單。

向侍者點一瓶進口水是高尚品味的象徵？原來，我們都中了商業行銷的計！
製作四瓶水需要耗用一瓶石油，
瓶裝水市場創造出巨大的環境傷害與能源消耗。
礦泉水真的比自來水潔淨、健康？用水的權利是誰的？
透過本書，您將對自己喝的水有不同的感想！

瓶裝水的品牌多得令人眼花撩亂，卻很少人知道僅有少數是真正的天然泉水。瓶裝水在美國銷售已超越牛奶和啤酒，飲用成本卻是自來水的兩千倍。在台灣，瓶裝 水擁有年銷60億的市場，平均每人每年喝掉48瓶。全球瓶裝水年銷超過一億五千萬公噸並持續成長，然而消費者漸漸開始質疑對於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藉由本書仔細追尋瓶裝水由深山林澗至超級市場的歷程，爬梳出其間商業和文化背景。她以洞察入微的妙筆，敘述不起眼的「水」如何被經營成獲利最高的 「瓶裝水」。書中帶領讀者前往緬因州波蘭泉水泉源地，實際了解鎮民對抗跨國企業的艱辛爭戰，以及隱藏其中的背叛、欺騙和貪欲。在全球水源普遍缺乏的情勢 中，類似爭取水權的努力與你我息息相關。

作者親身參訪各種瓶裝水廠，並與「瓶裝水達人」一同品水，邀請讀者一起思考最基本的問題：何 人擁有水的權利？企業賣水賺錢是否符合社會正義？製造、運輸、處理寶特瓶對於環境有何衝擊？生飲自來水安全嗎？認為喝自來水不安全的人該怎麼做？水權落入 私人企業之手對我們有何影響？

本書特色

台灣瓶裝水及瓶裝飲料市場營業額屢創新高，近來在環保識與水資源的意識提升下，在媒體與網路討論中，不時出現相關討論，已有議題空間。」

其實，不只是樽裝水，消費者應該從根本上減少購買樽裝飲品。一來，任何飲品，說到底，也都需要用到水這個寶貴資源；二，膠樽是其中一樣最日常被棄置的大量膠製品，而塑膠廢料已嚴重威脅海洋生態，根據最近的調查發現，共有幾百種海洋生物的胃中長期出現塑膠，而在以魚類為食的鳥例如信天翁與海燕等的胃中，則充斥著塑膠瓶蓋、打火機、塑膠片、聚苯乙烯球……；三，包裝飲品的添加劑、防腐劑對健康絕對有害無益。

只需簡單自備一個水壺／水樽上街，就完全可以解決戶外飲水的問題。而除了減買減棄之外，我們還可以做的，就是把這類信息傳播開去，讓更多人知道事態之嚴重，從而可望改變消費習慣。這也是我們在個人層面僅可以做、也必須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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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的《巴不得爸爸》，有這樣一幕︰為阻止神憎鬼厭的差佬牛精榮成為同屋住，包租婆與一眾房客難得地同心協力，跑到街上把招租廣告撕毁；但當泉記扔掉最後一張街招時，被牛精榮發現，並欲以亂拋垃圾的罪名屈佢五蚊雞。這個時候，若大家繼續同心協力、口徑一致地向牛精榮，大有機會可以過骨。但偏偏其他人的計算是，只要隊咗泉記出黎大家就無風險亦無損失，於是竟然和議牛精榮齊齊指證泉記亂拋垃圾；向來縮骨的泉記當然唔肯食呢隻死貓更加唔會肯俾個五蚊雞，於是一拍兩散，踢爆那張是街招、佢地間屋實情有房出租……

結果，當然就是引狼入室，大家齊齊當災。

彷彿，近來處處可見「哥本哈根」，度度可聞Prisoner’s dilemma的日常演繹。

葉蔭聰: 廣州垃圾處理背後的官商勾結

廣州番禺區的垃圾焚化問題，在今年以來鬧得火熱，關於是否該繼續擴建垃圾焚化發電設備，引發一輪民間與官方的爭辯。最近，相關爭議更繼續蔓延下去，有官員被揭露涉嫌勾結企業，利期輸送，相關醜聞震驚地方市民，令廣州市政府的「垃圾焚化」立場變得可疑。

這次火頭又是由互聯網上點起的。廣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呂志毅，曾任環衛局局長，互聯上有人指，由2005年開始獲得垃圾焚燒特許經營的廣日集團，內有部門負責人為呂志毅弟弟呂志平，而且，其兒子亦是垃圾焚燒項目投資商廣州環投公司的部門經理，更有市民指，廣日集團送了兩部轎車給環衛局領導使用。廣日集團對有關指控含糊其詞，甚至在廣日集團下屬公司網站上刻意刪去呂志平的名字。而呂志毅亦沒有澄清相關指控，只說是「胡說八道」，但是，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原環衛局副局長）已承認，廣日集團有「借車」予局方使用。

而呂志毅較早前在11月22日的新聞通報會上，強烈地指出，「推行垃圾焚燒發電堅定不移」，而且，把特許經營給予廣日，是「戰略部署」。

有傳媒估計，廣日集團在廣州番禺區垃圾焚化的特許經營中，每年可獲16億元的收入，然而，該集團本身是沒有垃圾焚化的技術經驗的，它原來是專門生產「日立」電梯的，而廣日集團其實已把49%的特許經營股份給了一家名為誠毅科技的民企（廣州立信的子公司）。網上更有人指，此乃違反《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18條規定，特許經營企業不得擅自轉讓經營權，至於是否真的違法，則需要進一步法律澄清。

不過，在官員親屬關係之外，廣日集團的背後靠山亦非常強大。它是廣州國資委直屬的國有企業，是廣東重點扶持的企業之一。而16億元的的收入中，6億便是直接來自廣州市政府的補貼費，廣州市政府給予這樣的特許經營予廣日，似乎很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味道。

大約兩個月前，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進行民調，從番禺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30萬居民中抽樣，發現100%的受訪者知道該項目，但有97.1%的人反對。

資料出處
＜广州电梯企业获一年16亿元垃圾发电大单受质疑＞2009年12月05日 《中国经营报》
周东飞＜番禺垃圾焚烧之争，关于利益纠葛还请吕志毅现在就说＞
史哲＜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人民日报》人民时评，2009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