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周五1 月8 日，立法會進行高鐵撥款審議續會。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乃政府推銷高鐵時所營塑的港人生活願景。但民間學者馬國明清晰指出，這種廣告式的政策推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昨天特意透過媒體催促撥款通過），不過意在刺激我們的消費意欲，然後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馬氏分別援引門禁城區和「滾動中的石頭長不了青苔」的西諺，封閉意象砸碎官僚口中多采自足的、「解決兩地家庭團聚問題」的願景——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而香港一班年輕人在政策促銷之聲中，以青春去持守「慢」之法則，與「時日無多」、為便捷所醉惑的人們直面對話。
雖然政府興建高鐵的計劃出乎意料地未有在去年12 月18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但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和功能組別的「獨立」議員支持下，興建高鐵的計劃仍將會有驚無險地得到立法會的撥款而動工。連同剛正式動工的港珠澳大橋，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似乎已漸漸成形，再過數年更會成為現實，《明報》便專誠由去年12月15 日開始一連六日派記者親身考察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的各環節。12 月15 日的報道大標題是「珠三角城際車程減半」，並以圖表清楚列出往返九條鐵路或通道所需的時間。打開當日的《明報》讀到相關的報道時，腦海裏不期然浮起一些經常會在報章見到的樓盤廣告……文．馬國明
這些廣告一方面標榜樓盤鄰近港鐵車站， 另一方面則同樣以圖表方式顯示從樓盤所在的港鐵站出發，花多少分鐘便抵達九龍市區或港島。這些標榜交通方便快捷的樓盤廣告一般會把樓盤包裝成豪宅般模樣，而事實上這些佔據整版報章的廣告，當中推銷的樓盤，其呎價之高昂，一般中產人士也未必能負擔。這些樓盤廣告當然不能跟《明報》的客觀報道相提並論，但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基本上跟樓盤廣告推銷的概念沒有分別。如果佔去整版報章的樓盤廣告無非是對準中產以上的上層人士，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亦同樣只適用於香港和內地的上層人士。
「門禁社區」的融合遊戲以廣深港高鐵為例，興建這條高速鐵路須動用超過六百億公帑，但卻只設西九一個車站，新界數百萬居民如果要乘搭這條據說只需四十八分鐘便抵達廣州的鐵路便要先花至少三十分鐘到達西九。負責項目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回答為何不在新界設車站的質詢時表示由於西九到廣州的車程將增加十分鐘，政府因此不會在新界設車站。在新界設車站，車程增加十分鐘，但不設車站，新界的居民卻要多花三十多分鐘才抵達西九再轉乘高鐵。很明顯高鐵不是為新界居民興建的，那是為誰而建的呢？答案十分顯淺，高鐵連接的其實不是香港和廣州，而是西九這片和鄰近的油麻地、大角嘴分隔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和廣州。
這片由地產商打造的門禁社區是九七之後的新事物，與香港原有的事物格格不入，就連當中的建築物也用了大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名字。這片門禁社區與大角嘴、油麻地、官涌等舊區為鄰，但卻不歡迎人們從這些舊區步行抵達，選擇步行的人必須跨越重重障礙。花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只設西九一個車站與其說是為了貫徹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嶄新概念，不如說是延續九七後董建華年代商人治港種下的偏重地產商的扭曲和不合理的政策。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名義上是為了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但其實不過是將西九這片不曾和香港固有社區和固有事物融合的門禁社區搬到廣州和內地高速發展的地域融合而已。
不少評論認為高鐵是曾蔭權取悅中央的政策而已，但中央政府大力發展高速鐵路，內地和香港的地產商將會大大得益。得益於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珠三角地區的樓價大幅上升，根據《明報》的報道，中山的樓價過去一年內升了一半。12 月16 日《明報》B1 頁更如此說： 「內地樓價高企，幾演成全民聲討現象，連中央副部級官員亦聲言『買不起』。」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內地或香港，似乎未有任何評論將樓價高企和大力發展高速鐵路相提，但二者的關係極其密切，西九便是最好的示範。如果沒有鐵路接駁，西九豪宅的樓價會下跌多少？現時那些單聽名字便令人感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豪宅卻確是有其過人之處，機鐵、西鐵和港鐵東涌線全都在西九設車站， 再加上高鐵，西九簡直是天之驕子，也是名副其實的「君臨天下」。政府提出興建高鐵的計劃後，民間自發組成的專家小組向政府建議把車站由西九改為新界的錦上路，既可不拆菜園村，亦不會影響大角嘴、象山邨和華景山莊的居民，而且工程的造價可以減半。不過政府對專家小組的建議完全不加考慮，原因十分簡單，車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時，輪到居於西九豪宅的人先花三十分鐘到達錦上路才能轉乘高鐵。所謂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是政策打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要達到發展的目的便要把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材源源不絕的送到，因而需要興建高鐵。高鐵運送的是居住於西九那些「君臨天下」的社會菁英，是消費能力極高的一群。
這一群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消費能量的人士所到之處有如點石成金，因此興建高鐵必會刺激樓價上升，高鐵所到之處樓價不但高企，而且不斷看漲。另一方面高鐵既專誠為這群高消費的菁英而興建，當然要度身訂造，這群高消費的人卻又偏偏是時間匱乏的專業人士，不在新界設車站可以為他們省下十分鐘，假如他們把這省下來的十分鐘用作消費（消費首先是消費一己的生命），GDP 說不定會增長零點一到零點二個百分點。高鐵之為高鐵就是要省下這十分鐘，至於是否適合其他人根本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長青苔
興建高鐵，最受影響的是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的居民，菜園村村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卻在新界一隅建村紮根長達五、六十年。他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新界是他們的家，是他們農耕生活的家。大角嘴的居民同樣以大角嘴為家，這一點浸大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便已在12 月17 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細緻地分析過。興建高鐵是為了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方便西九的社會菁英往返整個珠三角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不過，一小時生活圈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強調快速移動，另一方面卻不外是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而已。無論如何，正如西諺所言，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生長青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一小時生活圈不是菜園村或大角嘴那樣是人們的家。或許從刻意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邏輯而言，為了興建高鐵而拆毁菜園村和挖空大角嘴舊樓的地基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使有其他不會影響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可行方案也不會被接納，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下，興建高鐵就是為了淘汰菜園村和大角嘴這些讓人們紮根五、六十年的農耕社區和舊區。
說得學究一點，興建高鐵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恰好是後現代社會理論裏所說的時空壓縮（space-timecompression）的具體表現。時空壓縮意味着當中某些事物被擠掉，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而被擠掉的卻不僅是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家園，時空壓縮亦意味着社會上大多數的事物都變成一瞬即逝。不錯時空壓縮令人們在短時間內便可以遊遍整個珠三角甚至整個中國，但當事情來得這麼快的時候，當然是應接不暇，頂多是走馬看花而已。在時空壓縮的處境底下，那些歷久不衰的事物，那些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裏提及的： 「要求人們不計較時間，點滴功夫累積而成的」事物，還有那個毋須顧慮花多少時間的世代都全被擠掉。
青春告別匆匆
怪不得整個香港社會裏一力承擔反對興建高鐵的是一群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六名八十後的年輕人更一連三日繞立法會苦行，希望可以打動建制派的議員們。年輕人風華正茂，他們不似自知青春不再的中年人，他們不會急於要完成這，要完成那。他們希望的是慢慢，並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體會這個世界各種美好或令人心酸的事物。一小時生活圈是那些時日無多卻仍一味貪圖方便快捷的人醉心的，不是青春無限的年輕人的一杯茶。如果以為年輕人反對興建高鐵是因為他們憤世嫉俗，那不但是莫大的誤解，而且像校園驗毒計劃一樣，根本就是侮辱年輕人。據說興建高鐵是避免香港被邊緣化，是為了香港的將來，但高鐵打造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其實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在這個非人生活的所謂生活圈裏，任何事情都變成浮光掠影、稍瞬即逝。以為自己事業有成、見過世面的中年社會菁英或許不會介意自己不停在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裏滾動，總是行色匆匆，趕頭趕命。年輕人卻從骨子裏知道這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他們明白在菜園村紮根，雖然不是白手興家，但卻是白手興建家園的村民生活出來的才算得上是人的生活。又或者是大角嘴的居民，即使樓宇破舊，但卻是他們畢生積蓄換來的，是他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換取的。對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居民來說，菜園村和大角嘴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是花了五、六十年時光建立的，不是高鐵打造出來的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可比擬。年輕人站在人生的起點，希冀的是足以付託終身的事物，絕對不是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在目前畸形的政治架構下，高鐵終會上馬，但高官們不要再吹噓什麼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了，香港的年輕人早已知道這不過是西九那種明益地產商的土地發展模式在中國大陸全國蔓延的非人生活圈而已。
世紀．Info
反高鐵．停撥款集會
In Search of Justice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Tags: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10-01-25
作者: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 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 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
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