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May 21, 2010

沈旭暉: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非洲人做到的,香港人做不到﹖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6: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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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人,筆者習慣在上述框架內閱讀香港。有讀者建議比較香港功能組別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其實這是不好比的,因為真的要比,很傷感情﹕墨索里尼的制度雖然不民主,但某程度上,代表性也許比香港的功能組別更高。墨索里尼不同希特勒,他原來很理性,對意大利現代化貢獻很大,曾得到包括邱吉爾和甘地在內的領袖歌頌其強政勵治。法西斯合作社主義(corporatism)將全國國民都劃分進不同功能組別,這些組別顧及城鄉矛盾、貧富矛盾,並非單向商界傾斜。組別「選舉」當然由上而下,基本上也不用選,但法西斯一度大受歡迎,議員並非沒有群眾基礎。他們也不是百分百盲目,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法西斯大會罷免,功能組別就扮演了積極角色。法西斯政權覆亡後,意大利商界和教會在民主選舉有莫大影響力,沒有因為制度改變被淘汰。

假如香港功能組別代表性尚不如墨索里尼,那是不是說它們對香港沒有貢獻?那倒不是,只是他們的貢獻,不應繼續通過議會表達;把他們留在議會,只會限制他們服務社會的潛能,難為了他們。那可以如何光榮淡出?

筆者近年研究非洲,相信更合適與香港功能組別比較的切入點,其實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非洲部落酋長。英國不同法國,以間接管治為殖民原則,在非洲設有若干議會,委任部落酋長加入架構,以「維持社會穩定」。酋長代表的不止是部落主義,更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控制資源和工商業命脈,對外掌握和世界市場接軌,負責設計社會上向流動階梯,和香港功能組別一樣,聲稱以極少數人「代表」主要經濟生產力。

香港30個功能組別,在功能上,跟非洲英國殖民地某30個部落酋長沒有分別;在殖民計算中,李國寶或劉皇發,等同黃金海岸阿散蒂土王屬下王公,在檔案,他們是同類。非洲殖民地獨立後,部落酋長在議會的席位紛紛取消,但他們代表的利益沒有受影響;近年非洲民主化進一步落實,他們的影響力和穩定功能反而進一步鞏固。

新興政黨吸納部落領袖參與選舉

筆者把相關案例歸納為三類,希望支持保留、或「優化」功能組別的朋友參考﹕

一)在解殖過程中,不少非洲部落酋長和民族主義政黨達成共識,由得到群眾支持的新興政黨吸納傳統部落領袖,一併參與選舉,或將後者納入名單代表的安全範圍。像烏干達第一任總統,就是與民族主義政黨「烏干達國民大會」結盟的布干達卡巴卡(卡巴卡為國王頭銜),他建立了支持自己的「卡巴卡耶卡黨」。當然,我們可以批評這些政黨或會變成長期執政的獨裁黨,酋長有時會被盟友出賣,但整體而言,部落代表的經濟利益深深植根於政黨政治。那在香港,如何出現保障部落酋長心理的制度﹖方法之一是把直選的比例代表制改為混合代表制,例如把功能組別的30席按政黨的直選得票率分配,像台灣選舉的「不分區立委」。由於政黨可自行排列名單,往往會把那些在直選沒有競爭力的專業人士、又或因種種原因需特別照顧的人放進前列。假如香港是非洲,功能組別議員早就和直選政黨達成共識,支持取消組別,換取政黨將自己放在安全名單內,這樣民主化可以立刻開啟,政黨也可以建立吸納傳統精英的文化。這才是「醞釀共識」,而不是天天諮詢有多少特權分子願意保持特權,那結果誰也知道。

成立「酋長委員會」 無實權但影響力大

二)非洲人的另一個做法是將酋長干政的傳統正式保存,還予以制度化。制度化不是英國兩院制那樣的安排,因為並非來自普選的上議院始終不能跟下議院平起平坐。非洲的常態是成立「酋長委員會」,議員可以說沒有實權,又弔詭地有莫大影響力。我們可以南部非洲博茨瓦納為例﹕它在英國殖民管治時稱為貝專納蘭(Bechuanaland),自從1966年獨立,一直是西方公認最民主、管治最優良的非洲國家之一,在愛滋病嚴重破壞其經濟體系前,一度是非洲發展樣板,布殊在9.11後訪問非洲時特別到訪這小國,就是為了嘉許當地對人類民主化的貢獻。博茨瓦納政府有一個正式「酋長院」(House of Chiefs),成員包括八大部落酋長、四大部落區間選代表,及上述議員推選的代表,完全符合香港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精神。酋長會只是諮詢機構,但負責討論一切國家大事,甚至有法定權力傳召政府官員,對輿論有莫大影響力,極備尊榮。酋長院議員不能來自政黨,身分超然,在社會飾演清流角色,一言九鼎。只要懂得運作,酋長以建制化的「輿論否決權」施加影響,比沒有民選基礎而直接否決國會議案更易為人接受。加納、尼日利亞等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地方層面的酋長委員會,尼日利亞甚至有一名「酋長」是被吸納的中國商人,可見他們希望代表之利益所在。當部落間出現不能解決的利益衝突,非洲國家不會把酋長請回議會投票,而會委任「調解員」﹔最著名的非洲調解員,就是喀麥隆足球名宿米拿。假如香港功能組別議員組成酋長會,不但可以保留多掛勳章、多插羽毛的傳統,更可飾演類似目前泛民主派的角色﹕當商界放棄小圈子特權,民選議員再也沒有藉口對經濟議題不負責任,這才是前者有可能啟導輿論的開端。我們不能想像務實的香港社會,會接受一切議案均得不到商界支持。

保留領地內特權

三)對個別安全感特別薄弱的部落,非洲人會以兩種方式安撫,底線是不能以沒有共識為由,為了保護一小撮人利益,而延緩整體進步。例如不少非洲酋長在殖民地獨立時得到新政府保證,他們在領地內的儀式性特權、特殊社會功能,乃至經商特權、土地持有權和稅收權,都得到保留,此所以非洲各共和國內部依然存活大批「國王」,性質像民國初年的清室優待條款。有些國會更保留個別議席給酋長,前提是他們的比例不足以影響大局,像穆加貝治下的津巴布韋。當然,當事人心裏明白,這只能是過渡。在香港,退萬步,就是真的有功能組別擔心民主化令利益完全喪失,就是當局真的決定特別照顧,就是上述前提被社會接受,邏輯上,也不可能以此為由推遲民主化進程,只能通過特別條款,像容許酋長在公眾場合裸體跳求雨舞那樣,暫時把問題個體化地區別起來解決,而不是因為有酋長要裸體跳求雨舞來維持社會穩定,就要把所有酋長留在議會監督天文台。

假如支持功能組別的聲音,只是擔心代表的利益能否在民主化後延續,西方固然有大量例子反駁,就是我們平常看不起的非洲,也證明了上述利益不但和民主化並存,而且過渡期並不痛苦。我不相信尼日利亞約魯巴酋長、肯尼亞吉庫尤酋長做得到的,擁有不少約魯巴人和吉庫尤人也會「修讀」的「修蘭大學法學博士」頭銜的黃宜弘議員會想不到。唯一解釋,就是功能組別只是一個偽議題、一堆稻草人,說穿了,關鍵從來不是代表的利益,而是它們的政治功能。假如是那樣,說明白不就是了?那麼近來那些關於功能組別存廢的辯論,什麼6%人貢獻60%GDP等,都是廢話,這些非洲酋長早就解決了。難道50年前非洲人的政治智慧,真的遠遠超前21世紀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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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6, 2010

王文彥: 樓市現在有沒有泡沫﹖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5: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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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8  |   理財投資  |   專家之言  |   By 王文彥  
 
2010-05-13

樓市現在有沒有泡沫﹖

 
現在樓市有無泡沫十分有爭議性,弄清楚對錯意義重大,這個課題值得探討。政府有關高官及不少樓市評論員矢言樓市不存在泡沫,歸納起來,他們的主要論據有四:1. 豪宅市場沒有泡沫,年來香港樓價屢創世界紀錄,買家多來自內地,並且是多以現金一次過付款,毋須做按揭。所謂泡沫是高槓桿操作的結果,既然現金買賣,沒有槓桿,自不可能出現泡沫;2. 中下價樓沒有泡沫,屢創天價的豪宅是富豪的玩意,豪宅市場是一個獨特市場,不會影響中下價樓市場;3. 普羅大眾會購買的樓宇,樓價與1997年高峰期仍有相當距離,普遍約為20%;4. 市民現在供樓的負擔能力較1997年為高,根據統計,市民供樓負擔比率不足四成。
 
第一點說法不大成立,大部分買家不是來自內地,他們一般都需要做按揭,內地買家亦有部分要借助按揭,以部分內地買家不用做按揭來得出整體豪宅市場沒有槓桿操作因而沒有泡沫的結論,不是以偏概全嗎?更何況,內地買家沒有在香港做按揭,不等於他們沒有在內地做按揭。
 
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著名管理學家成思危透露,內地在去年第一季貸出的4.58萬億元人民幣,有2.1萬億元流入房地產和股市,在香港購買豪宅的內地資金,很可能就是來自那樣的內地貸款。
 
第二點的潛台詞,是說豪宅市場和中下價樓市場是兩個絕不通電的絕緣體,這種說法絕非事實。某個住宅單位(特別是著名大廈)的成交價自有指標作用(天匯頂層事件鬧大,原因在此),它會影響同一座大廈其他單位的叫價及成交價,某座大廈的成交價又會影響同區其他大廈的叫價及成交價,之後是不同地區,最後波及整體樓價。
 
總而言之,不同單位、不同大廈及不同區域,一手與二手樓,豪宅與中下價樓,既有獨立性,又有互動性,豪宅市場的泡沫最終一定導致中下價樓市場的泡沫。第二點看法片面強調獨立性而忽略互動性,不是存心誤導,就是缺乏常識。
 
 
中下價樓超97年價格
 
1997年的樓價是空前的資產大泡沫下的產物,大泡沬樓價的80%(亦即目前普羅大眾會購買的住宅平均樓價),不等於這個價格沒有泡沫。與現在比較, 1997年香港的整體經濟更好,不說別的,過去十三年港人的實質平均工資不升反跌(目前只為1997年的94%)。更值得注意的,比較1997年與現在相同物業的樓價,我們得將物業折舊的因素考慮在內。
 
經過十三年的風吹雨打,現在物業較1997年相同的老了這麼多年,價格大抵總有20%折舊吧。果如此,中下價樓目下的價格已與1997年相同物業的並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資料為例,太古城、康怡花園、香港仔中心及美孚新邨【表】,它們的呎價其實已超過1997年,太古城尤其如此。經濟大不如前、工資倒退及折舊三個因素加起來,現在中下價樓的價格,其實已明顯超越1997年的大泡沫價,我們還能說現在的樓市沒有泡沫?
 
市民目前的供樓負擔比率不足四成,這種說法有很大的誤導成分!為甚麼說它誤導?因為這個比率是建基於空前超低的按揭利率上的。人無近憂,必有遠慮,供樓是一個二十至三十年的作戰計劃。目前超低的按揭利率(2.1厘或以下)是一個數十年難得一見的特例,絕非常態,現在供得綽綽有餘,說不定三、四年後,因為利率上升而捉襟見肘。如果我們以過去二十五年的平均按揭利率5.5厘去計算每月供款,一個截然不同的處境將告出現。
 
以家庭月收入中位數(17500元)去驗定市民的供樓能力,無泡沫派可能不服,我們且看看中產階層屆時的供樓能力會怎樣。根據民間團體「中產動力」定義,在港家庭月入25000至50000元為中產階層。從資料看到,在5.5厘按揭利率及月供不可超過收入50%的條件下,月入37500元的家庭(中產收入中位數)僅可購買五百呎的康怡花園、杏花邨、駿景園及其他呎價在6357元以下的屋苑單位,七百呎的德福花園、美孚新邨、沙田第一城及其他呎價在4427元以下的屋苑單位,和一千呎的麗城花園(五百呎、七百呎、一千呎及一千三百呎等單位面積並不真實存在於所列屋邨,目的是為了說明問題而虛擬)。
 
月入50000元(中產收入的高位數)的家庭僅可購買五百呎的嘉亨灣、太古城及其他呎價在7812元以下的屋苑單位,七百呎的康怡花園、杏花邨、駿景園和其他呎價在6357元以下的屋苑單位,一千呎的德福花園、美孚新邨、沙田第一城和其他呎價在4389元以下的屋苑單位,以及一千三百呎的銀禧花園和麗城花園。
 
 
樓價與購買力嚴重脫節
 
樓市有沒有泡沫,取決於樓價有無泡沫,而樓價有無泡沫及泡沫大小,取決於樓價與購買力的脫節有多嚴重,這是最過硬的檢驗標準,其他的檢驗標準(例如物業市場有沒有槓桿操作)都是其次。處於中產階層收入高位數的家庭(50000元月收入)竟然連五百呎的雍景台(呎價10568元),遑論質素更好的擎天半島(呎價11874元)、凱旋門(呎價16080元)及君臨天下(呎價19815元),連七百呎的太古城單位(呎價7812元)也買不起,人們若要住進較好的七百呎勉強豪宅(所謂勉強,皆因真正豪宅動輒要每呎3、5萬,甚至6、7萬元),雍景台需要家庭月入71266元,擎天半島80028元,凱旋門108438元,君臨天下133574元。至於一千呎單位(仍只是中型!),太古城需要月入75214元,雍景台101794元,擎天半島114314元,凱旋門154858元,君臨天下190874元。
 
別忘了,家庭月收入為50000元或以上的,僅佔總家庭數目的11.9%,月收入為100000元或以上,僅佔2.8%。從上述資料去看,特別是月收入100000元的家庭(已是全港收入最高的2.8%分子之一),竟然連一千呎不那麼豪的雍景台也供不起,你認為現在的樓價與購買力脫節嚴重嗎?如果你答案是Yes,現在樓市有沒有泡沫,答案不是已經寫在牆上?
 
股票有市盈率,為股票市值與股票每年盈利之比,亦即投資該股票的回本(年)期。同樣道理,物業亦有市盈率,它是該物業(或該等物業)的市價與每年租金收益之比,也就是投資物業的回本(年)期。若以公式表達如下: 物業市價
物業市盈率 =
每年租金收入
物業市價
=
租金回報率x物業市價
1
=
租金回報率以中小型住宅單位的租金回報率來說,港九一般為3.8%至4%;新界為4.1%至4.6%;豪宅一般為2.5%至3.3%;超級豪宅為1.5%。以上述租金回報率計算:中小型住宅單位市盈率約為二十一點七倍至二十六點三倍;豪宅市盈約為三十點三倍至四十倍;超級豪宅市盈率約為六十六點七倍。
 
七十年代以還,香港物業市盈率十倍以下為偏低,十倍至十五倍為合理,十五倍以上至二十倍為稍高,但可接受,二十倍以上為偏高,三十倍為極其偏高。一般來說,市盈率愈低(亦即租金回報率愈高),物業的增值潛力愈大,投資價值愈高:反之,市盈率愈高(亦即租金回報率愈低),物業的增值潛力和投資價值就愈小愈低。
 
 
港住宅市盈率偏高
 
由此觀之,香港中小型住宅市盈率屬於偏高;豪宅極度偏高;超級豪宅極、極、極度偏高,它們的價格亦因此可分別視之為偏高、極度偏高及極、極、極度偏高。此等樓價有沒有泡沫,泡沫有多大,不言而喻!
 
人們所住的居所,價格怎樣才算合理,有一個國際認可標準,一般為該家庭年收入的六倍。以這個標準及假設目前香港家庭平均月供為其月收入的50%去計算,七百呎單位的價格,雍景台應為513萬、嘉亨灣應為430萬、太古城379萬、康怡花園309萬。將2010年3月的樓價與之比較,前者全為後者的一點四四倍。這個價格比,放諸主要不同屋苑及不同面積的住宅單位而皆準。這就是說,香港的樓價普通高過國際合理樓價標準44%。
 
當比較香港與國際標準樓價,我們必須認識,那只是比較香港與外間不同地方兩個家庭所住單位的價格,而不是比較兩個家庭所住相同面積單位的價格。換言之,在比較時,面積大小這個因素是沒有加入考慮的。先別說歐美澳等先進國家,那些地方的市民居住空間普遍大過香港許多,就說說在亞洲罷。
 
根據一份2003年的報告,在亞洲主要發達城市中,香港市民的平均居住空間最小,只有42方米(452呎),低於台北的104方米(1119呎)、新加坡的97方米(1044呎)、東京的62方米(667呎)及上海的52方米(560呎)。把平均居住空間一併考慮,香港樓價將顯得高不可攀!
 
樓價高不可攀,居住空間狹小,這不純粹是經濟性問題,更是市民生活質素的反映!市民住得毫無尊嚴,較高的GDP和人均所得,以及樓價居世界第一位又怎值得我們驕傲呢?
 
大家如果同意香港樓價處於泡沫,而且是大泡沫,那就得小心了。過往多次樓市泡沫爆破,樓價少則跌45%。多則65%(1997年那次)。如果這個經歷雖不中亦不遠矣地重演,縱使目前的樓價能再飆升30%,一旦見頂回落,跌45%亦足以使屆時樓價低於目前樓價差不多三成!
 
 
兌現時間不易拿捏
 
在樓市大泡沫中參與投機(還可以是投資嗎?),是參與音樂椅遊戲。經濟學家凱恩斯說:「當音樂停止時,手中別拿着人家傳給你的股票」,凱恩斯的說法一樣適用於物業,仍想繼續乘搭資產升值順風車的朋友,千萬要記取智者的忠告!過去大半年,泡沫不但久久沒爆,還節節上升。
 
在此,我想引凱恩斯另一則名言:「市場偏離理性的時間,可能遠遠較你想像的長」。我相信,我分析所得的趨勢和結論大抵是對的,但兌現的時間性可能有錯。時間性不容易拿捏準確,因為市場通常不大理性,並且往往長時間延續,長得出人意表。
 
 
作者為怡居地產常務董事

January 28, 2010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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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2010-01-25
作者: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 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 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
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January 10, 2010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2: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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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陳景輝:香港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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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陳景輝

2009年1月9 日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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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城熱炒80後:5區公投的爭論、反高鐵運動,羅湖抗議重判劉曉波事件,以致元旦遊行的推撞……都好像發現了「80後」的身影。雖然當中有些確有其事,有的想當然耳,有的更是張冠李戴,但「80後」這三個字,彷彿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解讀角度。匯集起來,便成了一個目前熱炒的「80後」現象。

可是,雖然「80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覺,但解讀的方式,不少卻是陳腐老套,瞎子摸象。
年輕世代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趨勢惡化,金融海嘯使其變本加厲,這是「80後」青年人對時局不滿的大氣候。可是,當你真正走近那些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的「80後」,你又會發覺他們並無意像那些年長世代的中產階級,爭取補貼緩助、優惠退稅,以政治表達來牟取短期利益。這種「非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單令政府束手無策,也令老朽的「泛民」政黨感到錯愕,因為這些政壇老手自己所習慣的政治手段,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爭取利益,以功利計算。
西方世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可是,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往往被人視為富裕和發達國家的現象,因為那些地方溫飽不愁,所以中產階級的年輕下一代可以付得出時間精力,爭取改善「生活質素」。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來了解香港當前的「80後現象」,只說對了一半。因為「80後」雖然動搖香港既有的「發展大晒」的價值觀,要求保育大自然、守護瀕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們絕非只是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相反地,「80後」一開始就靠近基層,出入草根,積極的參與者來自不同階級背景。他們由反對拆天星、保衛皇后碼頭、反對拆喜帖街,以致保衛菜園村運動所走的社會運動方向,動力更多來源自對香港歷史的蒼白、家園感覺的缺失、主體性的被長期貶抑所作的反抗。
犬儒和消極有極限
當然,令「80後」社會運動壯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香港並無一個公正和開放的政治體制渠道,讓不滿可以化成理性辯論和真正的議會角力。相反,社會廣泛的政治無能感不斷為民間憤怨火上加油,青年的強烈反彈只是其中一種反應方式。香港的年輕人原來普遍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情,不過冷淡的背後不完全是馴服和接受,而是無奈和犬儒。他們不是不認識問題的原因在哪裏,而是感到就算知道了也做不了什麼。不過,這種犬儒和消極其實有個極限。當一切都變得太過虛偽,體制的權威就會蕩然無存。那個時候,嘲弄都會變成一種反抗的行動。
事實上,近年來香港掌權者的低水平表現,已經積累到一個侮辱正常人智慧的程度。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提供了政治資訊、嘲弄,和各式各樣顛覆性文化創作不斷流傳的地方。青年人在網上顛覆性文化創作經驗日積月累,愈來愈向專業水平邁進,並形成強大的反抗性次文化與藝術創作的無形團隊。當一個社會的體系權威(例如政府、議會、學校),被社會上存在的另一個空間不斷瓦解的時候,這個社會的常態運作,其實已變得非常脆弱。
香港年輕一代探索非主流的價值觀是一種促成「80後」現象冒現的動力,然而如果你去觀察網上世界最能夠動員「80後」反叛情緒的,往往是香港權貴權層源源不斷的「廢話」和令人沮喪的表現。因為這些「高貴但空洞的廢話」,令哪怕是較少學識的人都覺得自信增強。社會運動之能夠愈是鬥爭、愈是令反抗者增強反抗信心,從而使運動可以擴大延續的,其實就是因為反抗者看見當權者「不外如是」而漸漸揮去了無能感。這是任何物質性的收買都換取不回來的。
反抗廢話謊言
簡單來說,「80後」不是社會學上一個嚴格的世代劃分,你要怎樣從人口構成的劃界去捕捉或推斷他們的走向都只是徒勞,因為「80後」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愈來愈頑強的跨階層、跨領域的反抗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到底要反抗什麼呢?答案就是「廢話」、「謊言」、「假權威」、「父權專橫態度」和「犬儒主義」等等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體制下的必然現象。
《七七憲章》的起草人(也是後來民主捷克的總統) 哈維爾定義說:專權底下的消費主義加上體制性的謊言和廢話,就是一種令人消沉沮喪、犬儒無力的「後極權主義」。在香港,為了反對「後極權體制」下令人窒息的犬儒文化氣候,「80後」的致勝武器是「致命的認真」——認真到以血肉之軀去以數日數夜的苦行去喚醒大眾;認真到在每個角落都不惜以肢體去捍衛說話和表達的權利;認真到一票一票地做專業「政治公關」公司都會汗顏的議會游說工作,在各種官僚程序與官樣文章的迷宮中,找尋權力運作的秘密和漏洞。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制度條文公道正義,而是要突顯它的荒謬。
「80後」是不是一種激進主義呢?當然是。不過,「80後」的激進主要不在其偶然敢作肢體衝擊的男兒豪氣,付出代價的決心,而在其敢想敢試敢為,耐心而持久地與荒謬作頑戰的勇氣。而香港日益荒謬的政治環境,正是培養這種秉持快樂頑鬥原則,與犬儒主義和無力感開戰的激進主義者的龐大溫。所以,「80後」反抗性次文化的興起,正是方興未艾。
要香港掌權的階層,真正解決社會存在的不公、政治制度的腐朽、人民生活的困苦,誠懇地聆聽反對的聲音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過分長久的特權,已使他們變得無可救藥地庸劣和卑鄙。但對於種種民間出現的異動,不合體制規範的動作,都視為病態或離軌的現象,然後加以打壓、規管與「治療」,卻又是駕輕就熟。這就是為什麼「青年」總是和「青年問題」扣在一起才能被討論。官樣文章地把青年捧為「未來主人翁」之餘,就是對青年人爭取個性自由和自主權的打壓。
1960年代香港貪腐橫行、貧富分化,釀成六六和六七暴動,當中有不少青年人的身影。但暴動之後,殖民政府主要的政策改動就是大搞消費主義的「香港節」和「青年舞會」,務求將青年反叛導向「精力發泄」。
不要以為這只是英治時期殖民政府自欺欺人的下策。在荒謬的香港,時間是反覆循環,歷史是進步向後行的。就如《明報》李先知日前報道:「官場耳語透風謂,面對『80後』日益壯大這樣的形勢發展,曾班子已開始思索對策,例如資助更多進修課程,引導我們的年輕人回歸學習正途,或者提供更多文娛康體活動,讓他們忙於打band、唱K、跳街舞,以確保他們無暇上街抗議。」
筆者暫且相信《明報》報道的「公信力」,但你天天讀一讀這類時空倒錯,荒謬而又幼稚的「廢話」,30後都會變成80後!「80後」能不壯大嗎?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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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January 7, 2010

張銳輝﹕倒退20年——衝擊中聯辦、衝擊警權,從來不是新鮮事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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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也弄不清中聯辦的確實位置,那天元旦遊行到西區警署前的電車路旁,才驚覺對面馬路那棟無名無姓的灰銀大樓就是中聯辦:怎麼連國徽也沒有一個?然後,聽到遊行到此結束,請遊行人士把黃絲帶繫在中聯辦外的呼籲;不禁再問:對面馬路才是中聯辦,但馬路兩旁已是重重鐵馬及數不清如臨大敵的警察,怎過去繫絲帶?還未想得清是什麼回事時,又已被不斷的遊行人潮簇擁往前走,同行的5歲女兒也喊累了,也就繼續前行乘電車離開了。

不是說遊行到中聯辦嗎?為什麼只到了中聯辦的對面馬路?及後才對「連國徽也沒有一個」這愚蠢的問題恍然:因為電車路對面只是中聯辦的後門,「有名有姓」的大門在干諾道西那一邊!

往後知道有年輕人們爭取要到真正的中聯辦門外示威,衝擊阻撓的警員,引來連日的討論與爭議。這些場景,恍如回到20年前,只是當日中共政權的代表,不是西環中聯辦,而是灣仔的新華社(今天大道東的麗都酒店)。

1990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後,過百大專學生繼續到新華社集會抗議,當時的警察同樣封鎖了新華社大門前的道路,把學生阻撓在大道東的另一面。當時學生們認為遊行示威的對象,是象徵中共政權的新華社,當然要到門前表達,而不是荒謬地被堵在皇后大道東的馬路旁。最後,學生們還是嘗試以非暴力擠壓的方法越過警方的防線,雖然失敗告終,但學生與警方的肢體衝突引來了傳媒及大眾的關注與討論。

新華社門前的衝擊自此不斷。

1991年2月1日,300多名大學生為抗議學運領袖王丹被判入獄,發起遊行到新華社,遊行人士同樣被阻撓在馬路彼方,部分學生同樣衝擊警方對示威權利的阻攔,肢體衝突同樣引來了關注。

香港社會重現20年前的風景

1992年六四晚會後的新華社集會,大學生與警方的衝突更激烈,有學生嘗試攀過鐵馬走到新華社門前,警方也就以更粗暴的方法阻止,因而導致多人受傷。

20年前新華社門前的大學生以肢體衝突,表達對警權過大的不滿、對中共政權的批判,固然引來了「過分激進」、「擾亂秩序」、「破壞穩定」等的非議,但當電視鏡頭播映警察「千軍萬馬」擠壓十數手無寸鐵的抗議學生之時,確實令更多市民驚覺「我們的」政府,竟有那麼大的權力、花那麼多的資源,去阻撓這基本的公民權利——站在示威對象面前,和平地表達不滿的權利;再者,當年能將「平反六四」、「釋放王丹」等的標語,豎立在新華社——中共在香港的象徵的門前,也確是不少市民大眾在無力感瀰漫的政治氣氛下的一絲慰藉。

20年後的衝擊,當然是不一樣的故事,80後年輕一代的分析,還需時間。但20年前,當港英政府漸被視為「跛腳鴨」,不論對國內事件還是香港前途問題的不滿,青年大學生均將批判矛頭指向中共象徵的新華社。今日,香港社會重現了20年前的風景:社會問題的矛頭重新指向了中共在港的權力象徵,警察在中共政權象徵的門前如臨大敵地威懾數十年輕伙子。

批評年輕人激進,批評政黨煽動等的論者,不如反省為何回歸後香港普羅大眾的政治參與空間沒有寸進,而要新一代的年輕人,要重回20年前的舊路?

註:記憶的重拾,源自書本的紀錄;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20年前大學生的抗爭,可參閱:蔡子強、黃昕然、蔡耀昌、莊耀洸等著(1998)《同途殊歸》。

December 28, 2009

曾瑞明: 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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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於1980年,贊育醫院出生,居於瑪麗醫院腳下的大口環的木屋,六歲搬到筲箕灣的明華大廈,十七歲搬到西灣河的居屋去。2009年三月置業,幾個月後,特首雖說樓市未出現泡沫,樓價未失調,但仍堅決賣樓,止賺離場,租屋現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我在一間官立中學讀書,以普通的成績原校升讀中六,再以普通的成績入讀中大哲學系,然後是碩士。母親想我做醫生,我不理會,兩安無事。畢業後,本想到外國讀書,沒有錢,也放棄不了這裏,結婚,在中學教書,兼讀博士。父親繼續間歇性呼籲我做公務員,我繼續不理,兩安無事。我沒有試圖強制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他們也沒有。
生活有愉快也有失意。雖然無權無位,但希望讀書不會只有輸入沒有產出,便嘗試投稿到雜誌、報章去,大都刊登了。寫了十年,但感覺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已為能暢所欲言快樂。教書呢,可能要做自己不認同的事,也發現薪金並不是與表現成正比的。你有不滿,只要你不擔心升職問題,大概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情況會依舊。人們會安慰你︰「盡了力便成。」
兩種八十後觀念
從個人角度,其實也真的沒有所謂,在香港你會相信「自由」,你仍然會抱着「東家唔打打西家」,你會相信有飯食、有屋住、可以旅行,生活已經過癮。始終要「上位」就意味競爭,可以是同一代人爭同一個位置,「階級成分」好些,文化資本多一點,都有助競爭。聽說不少人學音樂便是因為可以在上司的婚宴表演,升職也易一點。
同代人,其實大家都有矛盾。雖然,最近媒體都愛強調八十世代「上不到位」,把第二、三代視為阻住地球轉的罪魁禍首。「上不到位」其實也是很功利的說法,潛台詞是我們都很想玩你這個遊戲,但我們沒有份玩。你們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我們不會理會。
另一種八十後觀念,則不可以用「自由」或者物質生活來打發。他們是要想像另類生活︰香港不一定要發展,工不一定要返,耕田其實都是可嚮往的。如果你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這有點經濟基礎解釋,這一代早過了溫飽線,精神性的追求會多一點。我父母就仍堆得一屋是衣服,他們的解釋是,當年真的沒衣服穿,現在仍有恐懼症。
但這種八十後觀念,也不是可以單由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擺明想創造價值,他們認為他們會掌握生活的真理,上一代都是被資本主義地產商蒙蔽,他們投訴的是香港沒有容許另一種可能︰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但你們不容許。要實現他們的價值,社會要改變。他們要做的,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實現。但偏偏他們很多人都說耐不住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父母的人生周期卻就是圍繞在改善物質生活:返工、儲錢、買樓。他們深信不疑這個制度,他們不會改變。
失諸沒有路線圖
聽說,不想玩和玩輸了的,不少都在八十後的名義聚集於反高鐵運動裏,在動員群眾的立場,這似乎沒有問題。但青年有的動力,欠的是權力,說服不了上一代,還是徒勞。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我們的上一代,因為他們一日要玩這個遊戲,你要實現的東西是不會可能實現的。當整個城市是以房地產支撑,脫貧、消費、工作、生活質素,都是由樓價決定時,我們如何能說服群眾不發展?就算政府建高鐵的手段千錯萬錯,我相信不少人心目中,高鐵還是要興建的。
我們要告訴那些堅持要興建的人,不玩這個遊戲,我們可以玩什麼?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答案是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答案肯定不圓滿,但總算有一個建議。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一套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美國人。香港人呢?我們不可能一直用追求普選來用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要找更多公約數,部分青年人的價值可以充當此任嗎?而且,我們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一直是浮動的。我們很多都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一批是帶着資金來創業,一批是帶着勞力來,各得其所。但今天帶着資金來的,不再是做實業,而是來買磚頭,來享樂,他幫你的父母托住樓價,你則做sales服務他們。你的父母口說︰「國內人消費力很勁。」你不是味兒。你開始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你其實知道,工作是可以有意義的,只是你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
你要怎樣的工作?
你會去做農夫嗎?我真希望有一群年輕人會這樣生活,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有另類生活,然後把這信息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絕不應如勁翔建議減人口抗發展,我們要生仔改變社會(荒謬嗎?)。朋友見面唔會講買股票、買車、買樓、買船,但講結婚、生仔。既然父母已不可改變,我們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訴他們生活可以有其他模式。
這要時間,十年,二十年。緩慢,但踏實。
facebook的群組多了,每一種感覺幾乎都可以生產一個群組,但我們耐心少了,我們好像樂此不疲地追求量化的網絡力量。別人like你的post,很好。但不like你的,你預備怎樣去說服他們?我就不知道怎樣動搖我的上一代,但我有信心我們下一代會改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一代的權力會比現在大。我們會對下一代更民主,更寬容,而不是一上位就重蹈上一代覆轍?
慢慢來
九十年代懂事的我,經歷過「六四」悲痛的我,既恨坦克無情,也怨學生領袖急進。夾在裂縫的中間分子,左右做人難,卻在facebook的friends中的留言,驚見呂大樂和民主黨都已被判為保守分子,有一群人開始討厭中產,但如果你連他們都不願連結,真的有力量嗎?我支持參與反高鐵社會運動的各位人士,但我替我們「改變」的前途擔心,12月28日在立法會二千人連着的,是幾多的香港人?
12月28日那天,我聽說你們有人認為「不要第二次殖民」?你清楚知道,殖民不一定是要反中國這個「宗主國」,而是反對殖民舊制。我不反對要思考這個問題,但一次運動要承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港獨、主權這些更敏感的問題一旦有意或無意形成,運動能聯繫的人會更少。一旦中央以經濟手段扼死香港任何港獨聲音,香港那些追求政治權利的人和經濟利益的人肯定分裂開來,我們只會發現「身份政治」並不能讓我們邁向目標,只會分裂、分化。我們這一代有人覺醒了,但沒有實現我們的覺醒。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說過︰「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我知道你們全都是為香港未來奮鬥,但從陳那「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到今天「我們想發生一些東西」的一代,我們就失諸沒有路線圖,想一蹴而就而偏偏明知不何為而為之。這是我這個沒有代表性、保守的,只代表自己的「八十後」青年的肺腑之言。

December 8, 2009

一個電台節目與一場民主抗爭運動/文﹕馬家輝 ——兼論泛民總辭的行動五部曲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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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THK 也可以是中國的公共廣播

香港電台一直聲稱「正在公共廣播」,平常大家或許沒有太大感覺,可是一旦出現重大的社會爭議,譬如最近的政改諮詢和5區總辭,聽眾便會特別感恩於RTHK所提供的討論平台,試想如果沒有這個百花齊放的公共空間,僅靠其他商業頻道的支離破碎甚至偏頻設限的節目時間,香港市民極不容易對此事在大氣電波作出意見交鋒。

梁家永和周融的《千禧年代》上兩周便撥出特別時段,一連五天就此議題舉行烽煙大會,一方面請來各黨各派的各路英雄現場候教,另方面開放電波歡迎市民 聽眾來電質詢,在表達意見時,有人溫文,有人激昂,但都認真對待政改,這正是香港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可愛可喜,我們難以想像在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或 溫家寶作出了政策宣示後,CCTV或中央廣播電台能讓中國老百姓烽煙回應。RTHK網站在內地被封殺多年,但最近幾個月突然重見天日,能被內地網民收聽直 播或節目重溫了,劉延東此番來到香港沒有跟泛民陣營公開見面溝通,沒關係,如果她及她的中央同僚真的有興趣了解香港政情和民心,大可返回北京上網常聽香港 電台,說不定比花錢派人長途跋涉來港更為有效而且有代表性。

由這角度看,香港電台所做的「公共廣播」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是「香港的公共廣播」,針對香港市民而設;二是「中國的公共廣播」,針對內地與香港的溝通交流而設。明乎此,既然曾蔭權已經決定讓RTHK「升呢」承擔公共廣播重責,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地有地,廣播處長麒伯便應調撥合乎比例的資源給普通話台,讓普通話台除了文娛戲曲亦能兼顧時事國事,讓RTHK在兩個層次上皆能勝任出色,讓香港的輿論智慧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其中一個火車頭。

某天早上於開車途中收聽《千禧年代》的政改專輯,其中一位嘉賓是自由黨的劉健儀,用一些我完全沒法明白的所謂邏輯來替功能組別的「代表性」護航辯護,正當我聽得一頭霧水兼呵欠連連,一位市民的烽煙意見令我騎騎聲笑出來,幾乎笑得抓不牢ɜ盤,跟另一輛車發生擦撞險象。

2.劉健儀到底代表了誰?

話說該市民劈頭讚了一句劉女士「你在立法會做 得好好呀」,劉女士正欲用喜悅的聲音回應多謝,聽眾接下去說的卻是「之但係你唔代表我喎!我係航運界的打工仔,但我冇份投票選你出鈬,你代表鮋只係該界別 鮋大老闆和大企業喎……」。慘遭駁窒,在咪高峰前,劉女士即時吞了一下口水,把那句已經說到了紅唇旁邊的「多謝」吞回肚內。

然而劉女士畢竟是見過場面的政治人,不會吃悶虧,吞完口水立即把聲線抬高八度反問聽眾﹕「你對我鮋政見有乜意見,唔該你具體講出鈬!如果你有意見,唔該你打電話去我議員辦事處講清楚!」

兩人舌劍唇槍了十秒鐘後,節目主持人出面打圓場,聽眾掛斷了電話,劉女士則繼續坐在咪前發言,而在該輯節目內,另有烽煙聽眾表示贊成取消功能組別,她竟責怪對方﹕「你一定係聽得梁家傑講太多№。」

是日梁家傑亦在現場,稍後回應了一句,「支持普選只是基本常識,唔駛聽梁家傑講№都明白……」。

聽到這裏,我把車子駛進了停車場,由於接收不良,聽不下去了,但已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樣的公共廣播非常具備娛樂性和啟蒙性。

娛樂性也者,在於節目充分展現了香港各階層在語言交鋒上的機智與幽默,正言反說,長話短說,三言兩語即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品格修養展露無遺,不像內地的時評節目,內容必是溫吞的,修辭必是刻板的,總能市民聽得有胃病。

啟蒙性也者,在於輕輕鬆鬆的語言交鋒即可令人深刻明白,為什麼不應再讓香港立法會存在功能組別,若論代表性,功能組別再怎樣選來選去都只是小圈子選舉而沒法符合普選之名與之實,拜託,當連唐英年如 此保守被動的政治人都認為現存的功能組別不符合「普及」和「公平」原則了,其他人還有什麼好異議呢?難道你自認比唐英年更保守、更被動?而也正因功能組別 只代表小圈子利益,選出來的議員才有膽量和氣焰左一句「唔該你打電話去我議員辦事處」、右一句「你一定係聽得梁家傑講太多№」,完全不尊重普羅市民的獨立 判斷和人格識見。

由這角度看,一連五天的《千禧年代》雖然讓左中右各派意見都有表達機會,但由於保守分子在發言時通常自曝其短到不得之了,如果有聽眾一連聽足五天, 很容易被其惹怒而由不支持5區總辭而變成支持、由不反對政改方案而變成反對。也只好如此了,否則再讓立法會「功能」下去,再讓小圈子選出一批又一批或根本 不去開會或即使去開會也不發言或即使發言亦是胡言的功能代表,香港實在再無資格自稱文明進步的「國際城市」了。

3.所謂「變相公投」的行動五部曲

有聽眾打電話到《千禧年代》自稱泛民擁躉但反對5區總辭,認為風險太高、回報太低,划不來。主持人問他,反對總辭是一回事,但如果總辭成事,你閣下會否投票支持泛民?

聽眾斬釘截鐵地回答,會,當然會,不可以見死不救嘛。

若類似的「泛民心理」具有代表性,不管坊間目前的民意調查反映了香港市民如何不支持總辭,一旦總辭去馬,泛民的得票風險不一定如想像般高。因此,應 該有人做做調查,別只看民眾贊不贊成總辭,要更具體地看看民眾(尤其泛民支持者)會否在總辭成事後投票支持。這才是重點。選舉確如戰爭,不願上戰場是一回 事,臨到開戰了會否全力打仗又是另一回事,這就是我在上周欄內所說的,「補選是爛仗一場,打不打都艱難,這正是香港人的悲哀」。

好吧,如果真的打得成這場仗,泛民應該如何提高勝算?推動政改有由特首向人大提案到再由特首向人大備案的所謂「五部曲」,其實,推動「變相公投」亦應有五部曲,缺一不可﹕

一、要有具體而務實的所謂「公投議題」,絕對不能抽象空泛;

二、要有最具戰鬥力的人選,絕對不能讓二線人物濫竽充數;

三、要修補這陣子的內鬥傷痕,絕不能以分裂的泛民山頭對抗團結的建制集團;

四、要對2017、20年的路線圖提出具體的建議,也要對2012 的政改方案有最務實的建議;

五、要在總辭前後鼓動民心民情,元旦大遊行固然非辦不可,但這只是例牌菜,或可考慮長期輪流絕食以示悲壯,我絕非有意鼓吹泛民做絕食烈士,只是既然 泛民口口聲聲指這是「民主關鍵一仗」,便應做出民主抗爭運動的壯烈姿勢,香港的後生仔女連保衛天星皇后都敢絕食,你們保護香港人的普選權利,還有什麼好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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