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December 21, 2009

Kwuntung Tse: (九龍城書節)呂大樂、羅永生、陳士齊精彩演講摘要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1: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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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六),筆者到Roundtable與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九龍城書節」,參與了兩個演講環節:

11.00-13.00
與呂大樂對談﹕教育還有用嗎?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報紙及雜誌專欄作家)
台上還安排了六名中學、大學生共同研討

18.30-20.00
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無間道》等書)
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

演說均非常精彩,以下是發言選錄摘要:

呂大樂演說

學生:上大學的,是因為慣了服從marking scheme,才成績好,他們都服從性強,結果大學全是綿羊,政府說甚麼就甚麼。

呂:聽了六位學生發言,他們對學校教育都沒有一句正面的評價。學生對學校的期望高了。以前我的偶像是那些用很少時間就讀好書,然後用很多餘下的時間看課外書的人。那個年代我們會積極避免參與學校的事。低度投入是重要指標。同時也不期望老師嘉許,反正低度投入。也沒想過要改變老師,反過來也不會受其價值觀灌輸。對待學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積極投入和期望獎勵,否則你就只有積極服從。

不過我同意這些年來考試制度是很重大的改變,以前答題可以自由發揮,發表見解,因而令我們不用太努力讀書,可較容易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我還記得歷史科答題時,我完全忘記了問題所要求評價的歷史事件,只記得那和帝國主義有關;我答題時就這樣說:歷史不應只討論個別事件,而應談宏觀,所以題目本身是錯的,讓我們談帝國主義的問題吧。這樣也得了個B。

昔日在學校的最大得著是搞讀書小組,互相presentation,互相學習。我忠告大家要想清楚,自己想在學校得到甚麼。與其叫學校給你自主性,不如自己儘量尋找空間,你根本沒可能說服校長和老師,以及其他想服從、慣於服從的同學。而說到上課苦悶,其實教學一樣苦悶,我做教授改卷,會發現為何所有答案都一樣,都在猜度我想要甚麼答案?一模一樣的答案令我沉悶。但如果有一個學生,能引用一本book list裡沒有的書,我即時眼前一亮,即使他答得不太好,我也會頓生好感,通常也會給較高分數。

學生:我們在讀書以外,還花時間關心社會,是因為愛這個地方,才關注,不然眼不見為淨。

學生:我愛菜園村和大角咀的居民,我用這個方法來作為我愛國的概念。而且,中國真的很好了嗎?一個強大的國家會在國慶之日實行戒嚴的嗎?

學生:談愛國或愛一個組織是很危險的事,究竟愛國的定義是甚麼?很容易會因此被人利用和宣傳,例如愛德國就要殺猶太人。取而代之我們應愛周圍的人民。

呂:以前同輩中有三成幾的人無法升中學,那考試制度其實比今天還殘忍得多,那在更早的階段就淘汰人。只不過當年如果你生存得到,在中六中七卻比現在自由。其實,你們現時可以在互聯網做很多廣播,得到的自由也是我們當年所不能想像的,當年要寫字、執字粒,再印刷、找報攤發行來傳播訊息。

不過現在大學學期比以前長好多,以前每年上課只是二十周。不過反過來現在功課減了一半。我認為大家說服市民你的社會運動重要,比說服老師來得有用。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學生:通識本來是鼓勵批判思考,為甚麼還要用marking scheme來限制學生的思考?

學生:現在的大學生已不想參與任何教育以外的活動,大家只心想GPA過3,生怕畢業後找不到有錢的工作。

呂:但無論如何,我不會鼓勵大家完全放棄考試,那對你將來很吃虧。如果你今年考高考,那你就犧牲這四個月吧,到未來你會有選擇。你就在考試的期間暫時把理想擱一擱吧。不過,我覺得新高中有問題,它多了一些projects和portfolio,那是由學校老師評分的,於是老師對你的影響大了。例如你可能要在project內也支持淫審條例。

學生如果有機會exchange,也可考慮去特別的地方,例如阿根廷,僱主和我一樣,看到每人的CV一樣,也想睡,突然看到你是阿根廷的,心想你去了阿根廷一年也仍未死,應該有料到,也對你有興趣。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社會討論的學習的,大多是十年前的事,你只是在跟隨別人,不如想想自己想做甚麼。如果我1975年穿低腰喇叭褲,那時是領導潮流,但只要我不變,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便可以再領導潮流,你不變,起碼有自己的位置,這比你不斷變,不斷追隨別人為好,那樣你永遠不會有重要性。

聽眾:香港的問題已很嚴峻,那不只是教育有無用的問題,是整面社會有問題。即使你成績很好,做了精算師會計師,但加入公司後,他多是請合約制,每人做到十二時甚至凌晨二時,盡情榨乾員工。我是精算師,但我覺得如果繼續在公司努力效力,其實是做壞榜樣,害了下一代新來的員工也要這樣做,我要用腳來做決定,離開這家公司。

學生:教育制度一時三刻也改變不了,大家要清楚自己喜歡做甚麼,去做就是了。

羅永生演說

羅永生:香港人不管在性觀念還是政治取態方面都是保守。但以前香港人並非保守,例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引發大型工潮。為何今天進步價值在香港並不常見?有兩個因素。在殖民歷史裡,令香港保留了傳統主義,殖民者在香港有意扶植了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尤其在全中國都邁向激進之時,也就是五四時代。第二是戰後問題,香港人口以難民組成,已厭倦了政治對抗。香港政府以非政治化的做法,令市民趨向保守。殖民地的做法是剝奪我們的主體意識。

今天我想介紹一本書《反動的修辭》。作者分析了近幾個世紀的反動論述。他說反動通常都是用幾種修辭方式:第一、悖謬論。任何改革都是適得其反,因為它總會帶來反作用,所以越改革越壞。社會如果想幫窮人,最後只會令窮人更窮。。第二、無效論。改革總是白做的,它永遠克服不了人性和社會定律,那是無法改變的,所以怎樣做都只會徒勞無功。你以為選了一位進步的政治人物,就有優良改變?其實誰做都差不多。他們根本不可能違反社會定律。第三、危害論。改革雖然有效,但它會帶來另一種代價。改革會帶來A,卻會令你失去B。風險太大了。例如說民主會破壞繁榮安定,那你要民主還是安定?保守派永遠用上述幾種論調來反對改革。

改革派如何回應?回應危害論,可以說,因為危害,所以非改不可,否則危害很大。例如八十年代,有人會說中國如果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地球的會籍)。回應無效論,可以說既然要遵從世界定律,就要找出那定律。歷史證明,只要站在潮流的一邊,就是遵從了定律。回應悖謬論,可以說,你說改革會變壞,但我們的情況還可以更壞嗎?我們其實已走投無路,沒甚麼可輸,所以需要更激進的改革。

八九六四後,香港有一種屬於民主派的改革論述:民主拒共保自由。只要那做法能讓香港與共產黨保持距離,那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殖民體制很多被保留甚或讚揚,例如公務員、專業特權、精英主義、消費文化,這些都被視為與共產不同的事物。事實上,他們這套「民主拒共」的概念,是缺乏反省的,對於民主怎樣做,也缺乏詳細的論證。民主派駕馭這種運動,但同時卻過於依戀這種運動,不願意踩出界線,並成為議席迷,對政制反思不足。所以民主運動內其實也有保守主義。他們害怕失去否決權,害怕失去議席。其實我們真的擁有甚麼呢?不過第二代的中產可能的確覺得現在擁有不少,所以不想改變。

香港的保守主義有組織、有目的。這些組織會河蟹化,想把更多人納入保守派。宗教組織也是其一。不過他們會用進步的修辭,例如談危機,政府會不斷說我們正處理危機、正面對邊緣化,所以各種東西都要改變。還批評說大家這樣保守,竟然去保護耕田的人。這種包含進步修辭的保守主義可說作是新保守主義,而這股勢力在香港也越來越強。

陳士齊演說

陳士齊:我想先定義一個重要的字:膠。膠人像吃了三聚氰胺,因而無法對人生作出反應。結果有膠能組別、膠特首、半膠立法會、膠鐵等。原來化學真的很重要,這個世界已經膠化了。

有說香港的特首制度是美國總統的加強版。又說立法會是高級審議委員會,但其實是白果審議委員會,永遠有膠能組別來阻路。九七年七月一日只是換了新殖民主子,仍然是殖民制度,可是比以前的更差,因為官員的才能比以前差,越搞越膠了。

另外,宗教在香港很有活力,那應可成為第七大產業。香港應可發展宗教中心。可是九六後,基督教急劇膠化。高鐵事件和五區總辭令人傷心,宗教直至近年歷史都是進步力量,但今天不只沒有貢獻,甚至是反貢獻。在高鐵事件,教徒去了哪裡?宗教完全失場。政制方面,更是反貢獻,例如蔡志森,他是叛場,還和權力分子結合,說「狗話」。

九六起,宗教突然去慶祝國慶,支持八九民運的中產感到非常吃驚。九八年開始搞明光社,推出反同志運動。然後到蔡志森反對五區總辭,那是宗教向民主發的第一炮。現在我一定要反他,這是一場戰爭。幸好反他以後,他開始收聲,不然教會會有更多狗出來講狗話。

但現在有兩極的問題,教會內的人視我為狗熊,教會外的人視我為英雄。教會內的人已確認自己是保守的,並說「我保守,你吹咩」,而教會內外的人竟然這樣南轅北轍。我懷疑人類社會會在二十一世紀因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擴大而分裂。

談背後的因素。首先是現代化。現代化講的是經濟發展,現在人人可去旅行和買手機,可是那會造成矛盾,當大家有錢了,就想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造成霸權。例如瑞士有人想建回教祈禱塔,社會決定舉行公投,當中出現反響,他們怕回教徒會令他們的生活方式受改變。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政策圍堵也是例子。以色列建牆自堵,把巴勒斯坦人圍出去更是上例。科技也令世界觀轉變,而舊有世界觀會強烈抗議,同性戀是一例。近代科技才證實同性戀和基因有關,於是那是天生的「悲劇」,不可稱作罪。二十世紀很多事物都變異得很急速,因此一定會產生兩派。

保守派事實上也有存在價值,要達到合理的政治決策,一定需要兩派的討論,決定究竟是要進取一點還是保守一點。但那問題是出在政治動作。保守主義是否與自由主義公平競爭?例如意大利會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反對墮胎。可是香港卻由教徒掌權,教會學校成行成市,大部分人自小都「膠膠地」,如果投票年齡降至十六歲,教會學校會要求逢中四以上的學生投票反對同性戀,因此教會一定贏。基督徒壟斷了特權,靠攏特權,和政權合一,組成神聖同盟,並選出合神心意的人選例如梁美芬為你捉老鼠。

這些特權者只擁抱舊習慣,一直只顧發「錢」,其實沒有改變。可是青年反對高污染、高損耗、高基建,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繼續下去,下一代將無法生存。美國的保守主義的高潮是小布殊,這個膠人總統搞了八年,提早令美國國力衰退。他要出兵伊拉克,是為了保障石油利益,可是最後既保不住石油,卻反而花了好多錢,這悲劇背後反映智慧問題,究竟通過保守是否就能維持社會?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高排放、高貧富懸殊。如果全世界都這樣發展,如果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變成高排放、資本家俱樂部,那不只中國會受害,全亞非拉的人民都受害。其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直接令菲律賓受害。

香港的問題是,中方曾承諾民主,但卻食言。而保守勢力為了保守,發現可犧牲民主訴求,尤其返教會的人都願意接受屈辱生活,他們認為不需要政改,只要為曾蔭權祈禱就可以了,搞甚麼祈禱一百小時的活動來解嘲,結果不和中方抗爭,並變成了和中方的有默契式同盟,不斷叫人不要爭拗,令香港民主不能走下去,是一個悲劇。

聽眾:民主會否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也不算是公平競爭?

陳:所以我們必須同時談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瑞士的公投是失敗例子,設立祈禱塔是宗教自由,何以需要公投?他們太隨意公投了。公投前我們必須有一套好的憲法「墊底」,而且那套憲法不可隨意修改,香港的《基本法》基本上也是operative的,比內地好。

羅:是的,我們不可以只說民主優先,還要建立其他要素。那是民主派把民主活動自我邊緣化,沒有處理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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