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明: 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我生於1980年，贊育醫院出生，居於瑪麗醫院腳下的大口環的木屋，六歲搬到筲箕灣的明華大廈，十七歲搬到西灣河的居屋去。2009年三月置業，幾個月後，特首雖說樓市未出現泡沫，樓價未失調，但仍堅決賣樓，止賺離場，租屋現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我在一間官立中學讀書，以普通的成績原校升讀中六，再以普通的成績入讀中大哲學系，然後是碩士。母親想我做醫生，我不理會，兩安無事。畢業後，本想到外國讀書，沒有錢，也放棄不了這裏，結婚，在中學教書，兼讀博士。父親繼續間歇性呼籲我做公務員，我繼續不理，兩安無事。我沒有試圖強制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他們也沒有。
生活有愉快也有失意。雖然無權無位，但希望讀書不會只有輸入沒有產出，便嘗試投稿到雜誌、報章去，大都刊登了。寫了十年，但感覺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已為能暢所欲言快樂。教書呢，可能要做自己不認同的事，也發現薪金並不是與表現成正比的。你有不滿，只要你不擔心升職問題，大概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情況會依舊。人們會安慰你︰「盡了力便成。」
兩種八十後觀念
從個人角度，其實也真的沒有所謂，在香港你會相信「自由」，你仍然會抱着「東家唔打打西家」，你會相信有飯食、有屋住、可以旅行，生活已經過癮。始終要「上位」就意味競爭，可以是同一代人爭同一個位置，「階級成分」好些，文化資本多一點，都有助競爭。聽說不少人學音樂便是因為可以在上司的婚宴表演，升職也易一點。
同代人，其實大家都有矛盾。雖然，最近媒體都愛強調八十世代「上不到位」，把第二、三代視為阻住地球轉的罪魁禍首。「上不到位」其實也是很功利的說法，潛台詞是我們都很想玩你這個遊戲，但我們沒有份玩。你們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我們不會理會。
另一種八十後觀念，則不可以用「自由」或者物質生活來打發。他們是要想像另類生活︰香港不一定要發展，工不一定要返，耕田其實都是可嚮往的。如果你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這有點經濟基礎解釋，這一代早過了溫飽線，精神性的追求會多一點。我父母就仍堆得一屋是衣服，他們的解釋是，當年真的沒衣服穿，現在仍有恐懼症。
但這種八十後觀念，也不是可以單由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擺明想創造價值，他們認為他們會掌握生活的真理，上一代都是被資本主義地產商蒙蔽，他們投訴的是香港沒有容許另一種可能︰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但你們不容許。要實現他們的價值，社會要改變。他們要做的，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實現。但偏偏他們很多人都說耐不住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父母的人生周期卻就是圍繞在改善物質生活：返工、儲錢、買樓。他們深信不疑這個制度，他們不會改變。
失諸沒有路線圖
聽說，不想玩和玩輸了的，不少都在八十後的名義聚集於反高鐵運動裏，在動員群眾的立場，這似乎沒有問題。但青年有的動力，欠的是權力，說服不了上一代，還是徒勞。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我們的上一代，因為他們一日要玩這個遊戲，你要實現的東西是不會可能實現的。當整個城市是以房地產支撑，脫貧、消費、工作、生活質素，都是由樓價決定時，我們如何能說服群眾不發展？就算政府建高鐵的手段千錯萬錯，我相信不少人心目中，高鐵還是要興建的。
我們要告訴那些堅持要興建的人，不玩這個遊戲，我們可以玩什麼？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答案是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答案肯定不圓滿，但總算有一個建議。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一套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美國人。香港人呢？我們不可能一直用追求普選來用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要找更多公約數，部分青年人的價值可以充當此任嗎？而且，我們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一直是浮動的。我們很多都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一批是帶着資金來創業，一批是帶着勞力來，各得其所。但今天帶着資金來的，不再是做實業，而是來買磚頭，來享樂，他幫你的父母托住樓價，你則做sales服務他們。你的父母口說︰「國內人消費力很勁。」你不是味兒。你開始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你其實知道，工作是可以有意義的，只是你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
你要怎樣的工作？
你會去做農夫嗎？我真希望有一群年輕人會這樣生活，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有另類生活，然後把這信息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絕不應如勁翔建議減人口抗發展，我們要生仔改變社會（荒謬嗎？）。朋友見面唔會講買股票、買車、買樓、買船，但講結婚、生仔。既然父母已不可改變，我們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訴他們生活可以有其他模式。
這要時間，十年，二十年。緩慢，但踏實。
facebook的群組多了，每一種感覺幾乎都可以生產一個群組，但我們耐心少了，我們好像樂此不疲地追求量化的網絡力量。別人like你的post，很好。但不like你的，你預備怎樣去說服他們？我就不知道怎樣動搖我的上一代，但我有信心我們下一代會改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一代的權力會比現在大。我們會對下一代更民主，更寬容，而不是一上位就重蹈上一代覆轍？
慢慢來
九十年代懂事的我，經歷過「六四」悲痛的我，既恨坦克無情，也怨學生領袖急進。夾在裂縫的中間分子，左右做人難，卻在facebook的friends中的留言，驚見呂大樂和民主黨都已被判為保守分子，有一群人開始討厭中產，但如果你連他們都不願連結，真的有力量嗎？我支持參與反高鐵社會運動的各位人士，但我替我們「改變」的前途擔心，12月28日在立法會二千人連着的，是幾多的香港人？
12月28日那天，我聽說你們有人認為「不要第二次殖民」？你清楚知道，殖民不一定是要反中國這個「宗主國」，而是反對殖民舊制。我不反對要思考這個問題，但一次運動要承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港獨、主權這些更敏感的問題一旦有意或無意形成，運動能聯繫的人會更少。一旦中央以經濟手段扼死香港任何港獨聲音，香港那些追求政治權利的人和經濟利益的人肯定分裂開來，我們只會發現「身份政治」並不能讓我們邁向目標，只會分裂、分化。我們這一代有人覺醒了，但沒有實現我們的覺醒。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說過︰「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我知道你們全都是為香港未來奮鬥，但從陳那「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到今天「我們想發生一些東西」的一代，我們就失諸沒有路線圖，想一蹴而就而偏偏明知不何為而為之。這是我這個沒有代表性、保守的，只代表自己的「八十後」青年的肺腑之言。

Kwuntung Tse: （九龍城書節）呂大樂、羅永生、陳士齊精彩演講摘要

12月19日（六），筆者到Roundtable與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合辦的「九龍城書節」，參與了兩個演講環節：

11.00-13.00
與呂大樂對談﹕教育還有用嗎？
呂大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報紙及雜誌專欄作家）
台上還安排了六名中學、大學生共同研討

18.30-20.00
香港保守主義的崛起與警號
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殖民無間道》等書）
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導師）

演說均非常精彩，以下是發言選錄摘要：

呂大樂演說

學生：上大學的，是因為慣了服從marking scheme，才成績好，他們都服從性強，結果大學全是綿羊，政府說甚麼就甚麼。

呂：聽了六位學生發言，他們對學校教育都沒有一句正面的評價。學生對學校的期望高了。以前我的偶像是那些用很少時間就讀好書，然後用很多餘下的時間看課外書的人。那個年代我們會積極避免參與學校的事。低度投入是重要指標。同時也不期望老師嘉許，反正低度投入。也沒想過要改變老師，反過來也不會受其價值觀灌輸。對待學校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積極投入和期望獎勵，否則你就只有積極服從。

不過我同意這些年來考試制度是很重大的改變，以前答題可以自由發揮，發表見解，因而令我們不用太努力讀書，可較容易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我還記得歷史科答題時，我完全忘記了問題所要求評價的歷史事件，只記得那和帝國主義有關；我答題時就這樣說：歷史不應只討論個別事件，而應談宏觀，所以題目本身是錯的，讓我們談帝國主義的問題吧。這樣也得了個B。

昔日在學校的最大得著是搞讀書小組，互相presentation，互相學習。我忠告大家要想清楚，自己想在學校得到甚麼。與其叫學校給你自主性，不如自己儘量尋找空間，你根本沒可能說服校長和老師，以及其他想服從、慣於服從的同學。而說到上課苦悶，其實教學一樣苦悶，我做教授改卷，會發現為何所有答案都一樣，都在猜度我想要甚麼答案？一模一樣的答案令我沉悶。但如果有一個學生，能引用一本book list裡沒有的書，我即時眼前一亮，即使他答得不太好，我也會頓生好感，通常也會給較高分數。

學生：我們在讀書以外，還花時間關心社會，是因為愛這個地方，才關注，不然眼不見為淨。

學生：我愛菜園村和大角咀的居民，我用這個方法來作為我愛國的概念。而且，中國真的很好了嗎？一個強大的國家會在國慶之日實行戒嚴的嗎？

學生：談愛國或愛一個組織是很危險的事，究竟愛國的定義是甚麼？很容易會因此被人利用和宣傳，例如愛德國就要殺猶太人。取而代之我們應愛周圍的人民。

呂：以前同輩中有三成幾的人無法升中學，那考試制度其實比今天還殘忍得多，那在更早的階段就淘汰人。只不過當年如果你生存得到，在中六中七卻比現在自由。其實，你們現時可以在互聯網做很多廣播，得到的自由也是我們當年所不能想像的，當年要寫字、執字粒，再印刷、找報攤發行來傳播訊息。

不過現在大學學期比以前長好多，以前每年上課只是二十周。不過反過來現在功課減了一半。我認為大家說服市民你的社會運動重要，比說服老師來得有用。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標。

學生：通識本來是鼓勵批判思考，為甚麼還要用marking scheme來限制學生的思考？

學生：現在的大學生已不想參與任何教育以外的活動，大家只心想GPA過3，生怕畢業後找不到有錢的工作。

呂：但無論如何，我不會鼓勵大家完全放棄考試，那對你將來很吃虧。如果你今年考高考，那你就犧牲這四個月吧，到未來你會有選擇。你就在考試的期間暫時把理想擱一擱吧。不過，我覺得新高中有問題，它多了一些projects和portfolio，那是由學校老師評分的，於是老師對你的影響大了。例如你可能要在project內也支持淫審條例。

學生如果有機會exchange，也可考慮去特別的地方，例如阿根廷，僱主和我一樣，看到每人的CV一樣，也想睡，突然看到你是阿根廷的，心想你去了阿根廷一年也仍未死，應該有料到，也對你有興趣。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社會討論的學習的，大多是十年前的事，你只是在跟隨別人，不如想想自己想做甚麼。如果我1975年穿低腰喇叭褲，那時是領導潮流，但只要我不變，三十四年後的今天便可以再領導潮流，你不變，起碼有自己的位置，這比你不斷變，不斷追隨別人為好，那樣你永遠不會有重要性。

聽眾：香港的問題已很嚴峻，那不只是教育有無用的問題，是整面社會有問題。即使你成績很好，做了精算師會計師，但加入公司後，他多是請合約制，每人做到十二時甚至凌晨二時，盡情榨乾員工。我是精算師，但我覺得如果繼續在公司努力效力，其實是做壞榜樣，害了下一代新來的員工也要這樣做，我要用腳來做決定，離開這家公司。

學生：教育制度一時三刻也改變不了，大家要清楚自己喜歡做甚麼，去做就是了。

羅永生演說

羅永生：香港人不管在性觀念還是政治取態方面都是保守。但以前香港人並非保守，例如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引發大型工潮。為何今天進步價值在香港並不常見？有兩個因素。在殖民歷史裡，令香港保留了傳統主義，殖民者在香港有意扶植了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尤其在全中國都邁向激進之時，也就是五四時代。第二是戰後問題，香港人口以難民組成，已厭倦了政治對抗。香港政府以非政治化的做法，令市民趨向保守。殖民地的做法是剝奪我們的主體意識。

今天我想介紹一本書《反動的修辭》。作者分析了近幾個世紀的反動論述。他說反動通常都是用幾種修辭方式：第一、悖謬論。任何改革都是適得其反，因為它總會帶來反作用，所以越改革越壞。社會如果想幫窮人，最後只會令窮人更窮。。第二、無效論。改革總是白做的，它永遠克服不了人性和社會定律，那是無法改變的，所以怎樣做都只會徒勞無功。你以為選了一位進步的政治人物，就有優良改變？其實誰做都差不多。他們根本不可能違反社會定律。第三、危害論。改革雖然有效，但它會帶來另一種代價。改革會帶來A，卻會令你失去B。風險太大了。例如說民主會破壞繁榮安定，那你要民主還是安定？保守派永遠用上述幾種論調來反對改革。

改革派如何回應？回應危害論，可以說，因為危害，所以非改不可，否則危害很大。例如八十年代，有人會說中國如果再不改革，就會被開除球籍（地球的會籍）。回應無效論，可以說既然要遵從世界定律，就要找出那定律。歷史證明，只要站在潮流的一邊，就是遵從了定律。回應悖謬論，可以說，你說改革會變壞，但我們的情況還可以更壞嗎？我們其實已走投無路，沒甚麼可輸，所以需要更激進的改革。

八九六四後，香港有一種屬於民主派的改革論述：民主拒共保自由。只要那做法能讓香港與共產黨保持距離，那都是有價值的。同時，殖民體制很多被保留甚或讚揚，例如公務員、專業特權、精英主義、消費文化，這些都被視為與共產不同的事物。事實上，他們這套「民主拒共」的概念，是缺乏反省的，對於民主怎樣做，也缺乏詳細的論證。民主派駕馭這種運動，但同時卻過於依戀這種運動，不願意踩出界線，並成為議席迷，對政制反思不足。所以民主運動內其實也有保守主義。他們害怕失去否決權，害怕失去議席。其實我們真的擁有甚麼呢？不過第二代的中產可能的確覺得現在擁有不少，所以不想改變。

香港的保守主義有組織、有目的。這些組織會河蟹化，想把更多人納入保守派。宗教組織也是其一。不過他們會用進步的修辭，例如談危機，政府會不斷說我們正處理危機、正面對邊緣化，所以各種東西都要改變。還批評說大家這樣保守，竟然去保護耕田的人。這種包含進步修辭的保守主義可說作是新保守主義，而這股勢力在香港也越來越強。

陳士齊演說

陳士齊：我想先定義一個重要的字：膠。膠人像吃了三聚氰胺，因而無法對人生作出反應。結果有膠能組別、膠特首、半膠立法會、膠鐵等。原來化學真的很重要，這個世界已經膠化了。

有說香港的特首制度是美國總統的加強版。又說立法會是高級審議委員會，但其實是白果審議委員會，永遠有膠能組別來阻路。九七年七月一日只是換了新殖民主子，仍然是殖民制度，可是比以前的更差，因為官員的才能比以前差，越搞越膠了。

另外，宗教在香港很有活力，那應可成為第七大產業。香港應可發展宗教中心。可是九六後，基督教急劇膠化。高鐵事件和五區總辭令人傷心，宗教直至近年歷史都是進步力量，但今天不只沒有貢獻，甚至是反貢獻。在高鐵事件，教徒去了哪裡？宗教完全失場。政制方面，更是反貢獻，例如蔡志森，他是叛場，還和權力分子結合，說「狗話」。

九六起，宗教突然去慶祝國慶，支持八九民運的中產感到非常吃驚。九八年開始搞明光社，推出反同志運動。然後到蔡志森反對五區總辭，那是宗教向民主發的第一炮。現在我一定要反他，這是一場戰爭。幸好反他以後，他開始收聲，不然教會會有更多狗出來講狗話。

但現在有兩極的問題，教會內的人視我為狗熊，教會外的人視我為英雄。教會內的人已確認自己是保守的，並說「我保守，你吹咩」，而教會內外的人竟然這樣南轅北轍。我懷疑人類社會會在二十一世紀因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擴大而分裂。

談背後的因素。首先是現代化。現代化講的是經濟發展，現在人人可去旅行和買手機，可是那會造成矛盾，當大家有錢了，就想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並造成霸權。例如瑞士有人想建回教祈禱塔，社會決定舉行公投，當中出現反響，他們怕回教徒會令他們的生活方式受改變。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政策圍堵也是例子。以色列建牆自堵，把巴勒斯坦人圍出去更是上例。科技也令世界觀轉變，而舊有世界觀會強烈抗議，同性戀是一例。近代科技才證實同性戀和基因有關，於是那是天生的「悲劇」，不可稱作罪。二十世紀很多事物都變異得很急速，因此一定會產生兩派。

保守派事實上也有存在價值，要達到合理的政治決策，一定需要兩派的討論，決定究竟是要進取一點還是保守一點。但那問題是出在政治動作。保守主義是否與自由主義公平競爭？例如意大利會舉行公投決定是否反對墮胎。可是香港卻由教徒掌權，教會學校成行成市，大部分人自小都「膠膠地」，如果投票年齡降至十六歲，教會學校會要求逢中四以上的學生投票反對同性戀，因此教會一定贏。基督徒壟斷了特權，靠攏特權，和政權合一，組成神聖同盟，並選出合神心意的人選例如梁美芬為你捉老鼠。

這些特權者只擁抱舊習慣，一直只顧發「錢」，其實沒有改變。可是青年反對高污染、高損耗、高基建，因為他們知道這樣繼續下去，下一代將無法生存。美國的保守主義的高潮是小布殊，這個膠人總統搞了八年，提早令美國國力衰退。他要出兵伊拉克，是為了保障石油利益，可是最後既保不住石油，卻反而花了好多錢，這悲劇背後反映智慧問題，究竟通過保守是否就能維持社會？不可能，因為美國的保守主義就是高排放、高貧富懸殊。如果全世界都這樣發展，如果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變成高排放、資本家俱樂部，那不只中國會受害，全亞非拉的人民都受害。其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直接令菲律賓受害。

香港的問題是，中方曾承諾民主，但卻食言。而保守勢力為了保守，發現可犧牲民主訴求，尤其返教會的人都願意接受屈辱生活，他們認為不需要政改，只要為曾蔭權祈禱就可以了，搞甚麼祈禱一百小時的活動來解嘲，結果不和中方抗爭，並變成了和中方的有默契式同盟，不斷叫人不要爭拗，令香港民主不能走下去，是一個悲劇。

聽眾：民主會否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也不算是公平競爭？

陳：所以我們必須同時談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瑞士的公投是失敗例子，設立祈禱塔是宗教自由，何以需要公投？他們太隨意公投了。公投前我們必須有一套好的憲法「墊底」，而且那套憲法不可隨意修改，香港的《基本法》基本上也是operative的，比內地好。

羅：是的，我們不可以只說民主優先，還要建立其他要素。那是民主派把民主活動自我邊緣化，沒有處理其他問題。

熊一豆: 樽裝飲品？咪再飲﹗

樽裝飲品？咪再飲﹗ 熊一豆 著

今日《明報》有一則非常不起眼的新聞，在版面中只佔了左下方一小角︰「停飲樽裝水也可以減碳」。

但其實，地球溫化的其中一個惡果，就是食水將面嚴重短缺。氣溫持續上升使冰川不斷融化、萎縮，即時的影響是泛濫成災，但長遠的後果則是水位下降，水流量劇減，嚴重威脅食水的供應。

水是地球最寶貴的資源，也是生命的根本，若我們繼續追求現有的消費生活模式、漠視地球暖化與水污染早已大響的警號，那麼，下一代、再下一代，將面臨非常堪虞的生存境況。而環境的災難，在人類世界又行將以不公與剝削呈現。事實是，一些跨國公司早在進行把一些發展中國家水源私有化的計劃(通過與當地政府的合作，要麼把供水這種公共事業變成私營，要麼把當地的水資源變成自己產品的原材料)，結果，世代傍水而居的原居民分分鐘反而要付錢予外來資本以獲取水源。

Elizabeth Royte 去年出版的《Bottlemania》，追縱了樽裝水的整個生產過程，驚人地揭示原來僅生產數樽水即已需耗費一樽石油的能源代價。把這本書中譯本的簡介轉貼於此︰

「Bottlemania
別喝瓶裝水！？-關於瓶裝水的深層省思

喝一口瓶裝水，不只是方便、解渴這麼簡單。

向侍者點一瓶進口水是高尚品味的象徵？原來，我們都中了商業行銷的計！
製作四瓶水需要耗用一瓶石油，
瓶裝水市場創造出巨大的環境傷害與能源消耗。
礦泉水真的比自來水潔淨、健康？用水的權利是誰的？
透過本書，您將對自己喝的水有不同的感想！

瓶裝水的品牌多得令人眼花撩亂，卻很少人知道僅有少數是真正的天然泉水。瓶裝水在美國銷售已超越牛奶和啤酒，飲用成本卻是自來水的兩千倍。在台灣，瓶裝 水擁有年銷60億的市場，平均每人每年喝掉48瓶。全球瓶裝水年銷超過一億五千萬公噸並持續成長，然而消費者漸漸開始質疑對於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作者藉由本書仔細追尋瓶裝水由深山林澗至超級市場的歷程，爬梳出其間商業和文化背景。她以洞察入微的妙筆，敘述不起眼的「水」如何被經營成獲利最高的 「瓶裝水」。書中帶領讀者前往緬因州波蘭泉水泉源地，實際了解鎮民對抗跨國企業的艱辛爭戰，以及隱藏其中的背叛、欺騙和貪欲。在全球水源普遍缺乏的情勢 中，類似爭取水權的努力與你我息息相關。

作者親身參訪各種瓶裝水廠，並與「瓶裝水達人」一同品水，邀請讀者一起思考最基本的問題：何 人擁有水的權利？企業賣水賺錢是否符合社會正義？製造、運輸、處理寶特瓶對於環境有何衝擊？生飲自來水安全嗎？認為喝自來水不安全的人該怎麼做？水權落入 私人企業之手對我們有何影響？

本書特色

台灣瓶裝水及瓶裝飲料市場營業額屢創新高，近來在環保識與水資源的意識提升下，在媒體與網路討論中，不時出現相關討論，已有議題空間。」

其實，不只是樽裝水，消費者應該從根本上減少購買樽裝飲品。一來，任何飲品，說到底，也都需要用到水這個寶貴資源；二，膠樽是其中一樣最日常被棄置的大量膠製品，而塑膠廢料已嚴重威脅海洋生態，根據最近的調查發現，共有幾百種海洋生物的胃中長期出現塑膠，而在以魚類為食的鳥例如信天翁與海燕等的胃中，則充斥著塑膠瓶蓋、打火機、塑膠片、聚苯乙烯球……；三，包裝飲品的添加劑、防腐劑對健康絕對有害無益。

只需簡單自備一個水壺／水樽上街，就完全可以解決戶外飲水的問題。而除了減買減棄之外，我們還可以做的，就是把這類信息傳播開去，讓更多人知道事態之嚴重，從而可望改變消費習慣。這也是我們在個人層面僅可以做、也必須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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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的《巴不得爸爸》，有這樣一幕︰為阻止神憎鬼厭的差佬牛精榮成為同屋住，包租婆與一眾房客難得地同心協力，跑到街上把招租廣告撕毁；但當泉記扔掉最後一張街招時，被牛精榮發現，並欲以亂拋垃圾的罪名屈佢五蚊雞。這個時候，若大家繼續同心協力、口徑一致地向牛精榮，大有機會可以過骨。但偏偏其他人的計算是，只要隊咗泉記出黎大家就無風險亦無損失，於是竟然和議牛精榮齊齊指證泉記亂拋垃圾；向來縮骨的泉記當然唔肯食呢隻死貓更加唔會肯俾個五蚊雞，於是一拍兩散，踢爆那張是街招、佢地間屋實情有房出租……

結果，當然就是引狼入室，大家齊齊當災。

彷彿，近來處處可見「哥本哈根」，度度可聞Prisoner’s dilemma的日常演繹。

黃宇軒: 2009哥本哈根現場﹕對哥本哈根峰會不必 不應 太認真

千禧將過十年，有論者選出《華氏九一一》和《絕望真相》為最能代表這個十年的電影。若新世紀以恐懼主義揭幕，

難怪在這十年行將結束時，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會那樣強烈地牽動人心。

近日在報章我們總是讀到「這是人類的最後機會」，「挽救文明就看這次」之類的號召，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踏進新世紀，

在下個十年開始前，人們對重新掌控自身命運的希望﹕末日的危言，是時候被解決問題的決心取代。

然而，筆者希望在此指出科學家、政客與傳媒合力營造的想像是錯置（misplaced）的，

我們對會議的極大期望，恰好就是氣候變化無法「被解決」的核心原因。

在解釋這個立場前，必須先說清楚，現在流行對氣候峰會持懷疑態度的還有兩種，分別是對科學證據的質疑和左翼反資本主義與官僚的立場。但筆者並不打算在此闡述這兩種懷疑態度，反而想問的是，氣候變化真是個可以「坐低傾掂佢、解決佢」的問題嗎？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對氣候治理（governance）的期望，對科學知識與政治行動兩者關係的理解合理嗎？

美麗的誤會﹕氣候是要管的

認為出現了世界性的共通問題，就要用全球各個民族國家共同參與多邊（multilateral）會談才能解決的美麗誤會，始自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四十六個國家政府共同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及後共一百九十一個國家認可，管治和限制破壞臭氧層的氣體排放。蒙特利爾議定書的成功，為氣候治理開下先河，主權國家間多邊商談條約，利用全球單一體制（single global regime）解決問題，成了典範。《京都議定書》直接受這種思維影響，而刻下進行的峰會也是跟從這種「智慧」，可以說，this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何京都議定書歷經至今十七年的失敗，讓世人那樣沮喪；而這次會議又為何聚焦了那樣極端的期望。但簡言之，今次會議不過是要讓垂死的京都議定書重生。

問題是，氣候管治是否就只有這種由上而下，由條約支配一切（overarching）的方法？我們對哥本哈根峰會的期望，反映的是一種層級式的生活方式（hierachist way of life），問題出現了，人們就指望國家、市場和條約帶來通盤性的解決方法，利用主權國家的力量達到排減目標，動員個別國家的公民。愈來愈多的非國家個體，已發現相信這種層級確是太傻太天真，全球形形式式的公民行動試圖身體力行，解釋「行動」和「管治」絕非單是國家、聯合國、大企業等的責任。全球合力管治全球氣候，其實是人類從未嘗試過的任務，多年來由上而下的實驗失敗，指向的是我們應從新認識所謂管治，該如何開展。將無限大的期望放在哥本哈根，是繼續具野心地走一條錯誤的路。公共政策研究學者Verweij和Thompson告訴我們，氣候變化是個clumsy的問題，需要clumsy的應對方法。全球單一體制的治理，是太過elegant了。

為何氣候變化那麼clumsy？

科學知識生產與政治行動從來都不是，也不應是直線的關係，科學學界對人為氣候變化有強大共識，不代表國家回應的行動也要有同樣大的共識。今天「各國要通力合作」的圖像，就是由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家多年共同倡議的。科學與政治糾結複雜是必然現實，看似顯淺，但這不是被廣泛接受的。愈來愈多對氣候治理失望的人，將矛頭指向科學「證據」，指科學研究結果和「事實」應更廣泛傳播，而且只要減低研究的不確定性，就能讓所有人相信，所有人相信就能在會議中解決問題﹕這就是了IPCC（中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一九八八年建立）與當下哥本哈根峰會邂逅的背景。然而，今天人們提到氣候變化時，指涉的已不可能僅僅是有關氣候的物理現象，而必同時在調動（mobilize）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想像和個人信念。科學表面上的肯定和清晰，也讓我們對政治的肯定和清晰有了無法被滿足的期盼，但科學從來都不教曉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尤其在最不確定的氣候科學領域上。政策和治理，無法忽略這些元素。

這也就是是氣候變化問題clumsy的原因，發展至今，它已不像臭氧層問題般簡單。愈來愈多類型的問題已被牽扯進氣候變化的分歧中，發展、饑荒、能源、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權利等，參與談判的國家與非國家個體各有關注，相信他們可以合寫一本通書，一個時間表，讓全球每個國家遵從同一條約二三十年令地球停止增溫攝氏兩度，是何其荒謬？在科學模型中顯現出的單一氣候問題，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與涉及的參與者何其多元、斷裂與複雜？用氣候政策研究者Mike Hulme的說法，必須開始理解我們就氣候變化的萬般分歧，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分歧。而面對氣候變化也要放棄通盤性由上而下的治理，轉向多重尺度層級，多種方法，不同的應對。例如，改變熱帶雨林的治理形式、對能源的重新檢視、受氣候問題啟發的原住民權利運動等，都是不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這些討論與行動已在各個領域開展，它們加起來非常clumsy，但卻比起遮蓋它們的氣候會議更能應對clumsy的climate change。

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說，氣候變化不可能只是個自然現象，它也是個被調動的觀念，讓我們重思人類生活的每個環節。觀念不能被解決，卻是可被使用的資源，尤其被用來在不同領域上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哥本哈根峰會開始前夕，氣候研究權威James Hansen指他希望峰會最終拉倒，因為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就如「林肯面對奴隸制和邱吉爾面對法西斯」一般，是不能談妥協的。言下之意，即這些問題都必須一下子解決。筆者同意會議失敗可能反而讓我們認清氣候問題的本質，但卻無法同意他的立論；哥本哈根峰會象徵和實踐的，就是「一下子」解決問題的決心，然而奴隸制與法西斯並不像氣候變化，後者牽涉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共處。認為讓全球最有權力的人坐下來就能「傾掂佢」，就能一下子克服自然，實在是在自然面前最大的傲慢。難道，這不就恰恰是人為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

氣象學家Hendrik Tennekes說他時常被諸如「管理我們的環境」、「穩定我們的氣候」這些字詞所暗含的狂妄、自負與傲慢所嚇怕，「當我們聲稱我們可以管理這個星球時，我們以為自己是誰？」這裏指向的不是將人為氣候變化視若無睹，或以犬儒的態度面對複雜和看似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相對於會議把氣候變化鎖定於「問題——解決」的框架中，我們更應視氣候變化（作為同時有物理、文化、政治意涵的一個觀念）視為一種思想和想像的資源，借此重新應對和檢視一籃子的行為、政策和意識形態。這些由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踐，已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如Climate Justice Action、Rising Tide等開始，在世界各地倡議另一種面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這些人，現在也在哥本哈根會議的會場外。人類注定要不斷透過改造自然來棲居於這星球，氣候變化不過提醒我們，學習與自然共處，在千禧年過後我們才開始起步。「問題——解決」的框架只會製造更多的失望和更大的怪物，會議和條約之外，科學家們已在研究不斷發射化學物到大氣來「穩定氣候」的可能﹕所謂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絕不是「人類挽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氣候變化也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至少，從會議為這個詞語安放的意義來說，它不是。

延伸閱讀﹕

Hulme, M. (2009),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rweij, M. & Thompson, M. (eds) (2006) Clumsy Solutions for a Complex World: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lur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陶囍: 大學不是什麼

很難忘記那一個晦暗的冬日黃昏——
我離開遊玩了大半天的倫敦，坐火車回到大學所在的小鎮，

地發現平日凄清的月台聚了好些人，當中有幾個警察，

探問之下，方知早前一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留學生跳軌自殺，

原因是做了七年研究，最終通過不了論文的答辯，

學校說只能給他哲學碩士的學位，然後……人都死了，

再沒有然後。

事後，仍活的人不免要發一點議論，

有人認為死者背負家鄉父老的期望，學無所成，壓力一定很大，

有些理性平和的傢伙，就想到這學校的學術標準訂得真高，管你讀了多久，

不行就鐵定不行，把關者不會隨便把學術的桂冠派出去。

天啊，這桂冠真有那麼神嗎？值得賠上性命？別開玩笑了，

那天我領悟了一個人生道理﹕做學問當然要盡心盡力，

榮譽和學位呢，最好不要太認真。

本來做學問不一定為了拿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又不一定有學問。自從幾百年前牛津大學頒出了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江湖從此多事。牛津在其校史網站，簡述了大學在一四七八年或一四七九年主動給Lionel Woodville送上博士銜的經過，寫手很老實，說大學當日開這樣的先例，擺明要討好一個極有影響力的人。Lionel Woodville後來還出任牛津校監，頒與受，互惠互利，端的是一個雙贏格局。

到大學羽翼已豐，有十足影響力，反過來可以不賣帳給那些有影響力的人。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一群牛津師生閉門辯論兩小時，以七三八對三一九票，反對大學給戴卓爾夫人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藉此呼籲大眾關注政府的教育和撥款政策。一九四七年以二級榮譽在牛津畢業的鐵娘子，成為英國戰後首位不獲母校送禮的首相，沒趣得很。今年年初，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邀得奧巴馬主禮畢業禮，卻表明不會頒他榮譽學位，皆因奧巴馬上任日子尚淺，還未作出什麼成績。有報章用stiffs（僵化）和snubs（怠慢）等字眼形容大學決定，立場昭然若揭。把此事跟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惹起的爭論一起看，是是非非，對對錯錯，學劉校長話齋，果真是「見仁見智」。

大學推崇的是什麼價值

大學自視為獨立自主的最高學府，人家見到的是仁或智、權或貴、鹿或馬，它確實可以不管。既然如此，大學盡可大膽把桂冠加在他們認同的人身上。月前港大授予大學堂三嫂名譽大學院士銜，動情地封三嫂為港大之寶，讚揚她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暢銷報頭版故事。今年七月，劍橋大學也頒了一個榮譽文學碩士學位給清潔工亞倫（Allan Brigham）。過去三十年，亞倫每天六時即起，辛勤工作，對劍橋瞭如指掌，工餘兼任導遊。他在頒發學位的會場外打掃多年，想也沒想過自己有天會躋身獲得榮譽的一眾名人中。校方說，劍橋沒有人不知道，亞倫對劍橋的歷史、建築和居民，充滿熱忱和無私的愛。

如果大學對自身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有信心，何懼大大聲告訴世人，你推崇的是什麼價值，你心繫的是什麼精神。不過，即使大學真有這番自信，在成日要錢多的現代社會，大學實在談不上獨立，在「乜都鬥一餐」的競逐中，大學盯研究撥款、論文數目、排名榜上的左鄰右里、畢業生的薪酬，不論能不能比較，都要比較，這樣下去，又有什麼自主可言呢？所以說，給名人富人貴人頒發榮譽學位，在可見將來，仍會是主流。說實話，有錢固然不是大晒，但也不是什麼滔天罪行，關鍵還在那個有錢人，為社會和地球做過什麼事，讓主人家撰寫讚辭時得心應手，自己被扑頭時，也不會面紅耳熱，於心有愧。按慣例，儀式過後，榮譽博士需要致辭，就算未及立德立功，都可以乘勢立言。這類演說，亦往往成為重申「大學理念是什麼」的大好時機。

反思大學理念由「人」開始

其他有錢人我就不提了，就只談比爾蓋茨。二○○七年，哈佛終於頒了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這個哈佛歷來最著名的退校生，距離小比爾拋下書包建立微軟剛好三十年。蓋茨開始演說時，先幽了自己一默﹕「我一直想說﹕『老爸，我一早告訴你我早晚會回來拿我的學位。』等了三十年，我要多謝哈佛大學給我這個及時的榮譽，明年我會轉工，正好加到履歷表上。」誰都知蓋茨有沒有哈佛學位都混得十分不賴，但演說下來，他轉談退學的缺失，在於「對存在於世上種種令人髮指的不平等，一無所知」。接下來，他用大篇幅講述他對貧窮和疾病等問題的看法。許是國情不同，抑或是哪個DNA出了狀，自嘲和幽默甚少在我們的大學畢業禮上出現，但關懷弱勢呢？追求公義呢？宣揚平等呢？拯救地球呢？有沒有？有沒有？

或者有，只是我們無心裝載，把這些榮譽看成一場無傷大雅的遊戲，到有人衝上台抗議「大學不應如此這般」，我們就以「大學生不應如此這般」來回應。在媒體熱鬧一兩天，就相忘於江湖。大家也似乎忘了，由一八五二年紐曼（John Henry Newman）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九六○年耶士培（Karl Jaspers）的《大學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到金耀基二○○○年再版的《大學的理念》，每個年代都有人不厭其煩地討論大學的本質、功能和使命。輪到我們這一代，大學的理念，我們會如何言說？

一九九六年，美國Long Island University的Southampton College頒了個榮譽兩棲文學博士學位給芝麻街的青蛙Kermit，牠在演辭中說﹕「我謹代表青蛙、魚類、豬、熊等所有在食物鏈中低過人類的朋友，多謝那些為萬物生活和我們共同家園貢獻一生的人。」（http://www.southampton.liunet.edu/）唔，多謝Kermit，要反思大學理念，合該由「人」開始。

: 冷眼旁觀：香港綠色新政在哪裏

哥本哈根市府廣場有個「未來城市」的展覽。六個月前，在哥本哈根市長的主催下，全球數十個城市的市長雲集哥市，大家決心成為綠色城市的模範，善用可再生能源 （風力、水力、太陽能發電），推動循環再用的減廢政策，優化運輸系統和倡議節能建築。

展覽簡單介紹各城市的「綠色新政」。哥本哈根市民熱愛單車，哥市剛推出了混合型電動自行車，利用人在踩單車時衍生的能源向單車輸送電源。

美國洛杉磯已把所有路燈換上節能的LED管，墨西哥城重新設計「以單車為優先」的道路網絡，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在千多個巴士站上蓋裝了太陽能，紐約市政府則要求大廈業主改裝建築物，實踐節能和減廢大計，包括地標帝國大廈。

巴西聖保羅市不再開設新的堆填區，利用高科技焚化爐燃燒廢物和創造再生能源。倫敦是二○一二年的奧運城市，為了可持續發展的奧運規劃，已訂下減排指標，連市面的警車也變身小型電動車。

香港不是與倫敦和紐約齊名嗎？我們的綠色新政在哪裏？

我無緣進入聯合國氣候峰會的會場，但這絕不是遺憾，因為哥市散發的綠色魅力，令人動容。今年，市府廣場有一棵聖誕樹，旁邊有許多單車，我初時莫名其妙，看解說後才明白，原來樹上的小燈泡不會持續亮，只有透過踩單車的發電才會閃亮。於是，大人和孩子們就馬拉松的輪流踩，夾雜歡笑聲。

香港？我們只懂得在太光的聖誕燈飾前拍照。

葉蔭聰: 廣州垃圾處理背後的官商勾結

廣州番禺區的垃圾焚化問題，在今年以來鬧得火熱，關於是否該繼續擴建垃圾焚化發電設備，引發一輪民間與官方的爭辯。最近，相關爭議更繼續蔓延下去，有官員被揭露涉嫌勾結企業，利期輸送，相關醜聞震驚地方市民，令廣州市政府的「垃圾焚化」立場變得可疑。

這次火頭又是由互聯網上點起的。廣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呂志毅，曾任環衛局局長，互聯上有人指，由2005年開始獲得垃圾焚燒特許經營的廣日集團，內有部門負責人為呂志毅弟弟呂志平，而且，其兒子亦是垃圾焚燒項目投資商廣州環投公司的部門經理，更有市民指，廣日集團送了兩部轎車給環衛局領導使用。廣日集團對有關指控含糊其詞，甚至在廣日集團下屬公司網站上刻意刪去呂志平的名字。而呂志毅亦沒有澄清相關指控，只說是「胡說八道」，但是，廣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徐建韵（原環衛局副局長）已承認，廣日集團有「借車」予局方使用。

而呂志毅較早前在11月22日的新聞通報會上，強烈地指出，「推行垃圾焚燒發電堅定不移」，而且，把特許經營給予廣日，是「戰略部署」。

有傳媒估計，廣日集團在廣州番禺區垃圾焚化的特許經營中，每年可獲16億元的收入，然而，該集團本身是沒有垃圾焚化的技術經驗的，它原來是專門生產「日立」電梯的，而廣日集團其實已把49%的特許經營股份給了一家名為誠毅科技的民企（廣州立信的子公司）。網上更有人指，此乃違反《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18條規定，特許經營企業不得擅自轉讓經營權，至於是否真的違法，則需要進一步法律澄清。

不過，在官員親屬關係之外，廣日集團的背後靠山亦非常強大。它是廣州國資委直屬的國有企業，是廣東重點扶持的企業之一。而16億元的的收入中，6億便是直接來自廣州市政府的補貼費，廣州市政府給予這樣的特許經營予廣日，似乎很有地方保護主義的味道。

大約兩個月前，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進行民調，從番禺區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30萬居民中抽樣，發現100%的受訪者知道該項目，但有97.1%的人反對。

資料出處
＜广州电梯企业获一年16亿元垃圾发电大单受质疑＞2009年12月05日 《中国经营报》
周东飞＜番禺垃圾焚烧之争，关于利益纠葛还请吕志毅现在就说＞
史哲＜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人民日报》人民时评，2009年11月10日。

廖偉棠: 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多難

文：廖偉棠
所著《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kubrick，2008）獲新詩組雙年獎
1975 年生于廣東，成長于香港，曾在北京生活5 年，現暫居大嶼山島。曾任書店店長、雜誌編輯，現為全職作家，兼職攝影師、攝影雜誌《CAN》主編、文學雜誌《今天》詩歌編輯。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 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獎及創世紀詩獎。曾出版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 《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里的浪游》、《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黑雨將至》，攝影及雜文集《波希米亞中國》（合 著）、《我們從此撤離，只留下光》，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明報2009.12.08

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多難—— 這句話後面， 可以加上一個句號， 一個省略號， 或者一個問號。

不管是感嘆還是疑問還是倔強的反問句，我和我的詩人朋友們還是在香港這個非詩、甚至反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了。其實在香港當一個詩人，不比在二十一世紀的地球別的一個地區更難，但是絕對算不上更容易——假如我們只討論物質條件的話。

我的詩人朋友中，會對別人說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很少，頂多他們會說自己是「寫詩的」、「文字工作者」，不是他們瞧不起詩人這一名頭，而是在香港的語境里， 「詩人」和「怪獸」無異。但是也有人以詩人身分充分地自豪，大家也稱他為「蔡詩人」，他就是前輩蔡炎培，他不但自稱詩人，他給我寫信，信封上總是寫「詩人廖偉棠」，每次我接到信，心中總是湧起一股莫大的暖意，不下于冬夜傳火的砥礪。蔡詩人是最真性情者，香港卻最不講真性情，老人能夠氣盛，少年卻反委屈——有一個少年詩人朋友告訴我，每次他坐地鐵打算看一本詩集的時候，他都會用一本暢銷書或者實用書的書皮來包裹掩飾之，因為他實在難以忍受旁人的側目。

面對虛無的勇氣： 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

我會自我解嘲說：在香港當一個詩人， 有弊也有利。比如說，我因為沒有「正職」工作，所以從來不曾擁有一張信用卡，偶爾要在網上訂個機票之類的，都要和妹妹或者朋友借卡，但是我也因此從來沒有 透支過金錢或者信用。我在結婚登記時，職業一欄寫的是作家，當時官員大惑不解，對我反覆打量，用的就是看精神病人的目光，好不容易吐出一句： 「你有沒有正職的？」。

我多次說過，在香港當一個詩人，非常好，因為香港幾乎完全漠視詩歌，所以你得以完全獨立地創作，你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內詩人，在建國周年時唱頌歌；你也不用像中國的體制「外」詩人， 馬不停蹄地奔跑于各種「儒商」的樓盤和旅遊開發區，為那些實為公關秀的詩歌節獻藝和獻身。在香港寫詩，你只要具有面對虛無的勇氣——也許你的讀者為無、你 的發表空間為無、你的收入為無，把心一橫，從這虛無中打撈出最現實的現實來——香港，現實素材從來不缺，你會成為一個堅實的詩人。

里爾克的話：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一切困境都是好的——曾經是我剛到香港時的座右銘，因為這個非詩的、反詩的香港，恰恰為我提供了最洶湧的靈感衝擊，把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改造成為一個「無邊的現實主義」詩人。但我必須承認，在香港絕不可能以一個職業詩人的身分存活，我在向別人介紹自己是一個詩人的同時，亦即在介紹自己是一個「文化僱傭軍」。在美國，你可以在學院里教授詩歌、甚至做一個駐校詩人單純寫作，而且你如果在《紐約時報》等公衆刊物發表一首詩的話你得到的稿費也許相當于一個短篇小說，那裡甚至時尚雜誌都會刊登組詩。但在香港，即使你一個月內在所有能發表詩歌的刊物都發表一首詩，你的收入也不會比在麥當勞打一個星期工多。

你代替你自己記憶和幻想

當 然，有人會質問：憑什麼寫詩需要報酬？類似的問話，我甚至被一個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質問過，當我為一本詩集的寫作申請一年的寫作經費的時候，他問我：寫詩不 是幾分鐘的事嗎？為什麼要用一年時間全職去寫？我當時簡直為之氣結，你知道我寫一首二十行的詩之前，我要走過多少的路？讀過多少的書？我每一句詩的斟酌不 下于你寫一篇專欄用的精力。我當時心想，早知還不如去申請失業救濟金算了。後來我的申請還是獲批八成，結果就是現在獲獎的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游》里 的大半詩作。

作為一個詩人，我每天工作超過十四個小時，閱讀、思考、行走 體驗、寫作。同時我為了養活這個寫詩的我，利用我詩歌以外的專業：攝影、評論、編輯、教寫作等等來維持絕不穩定的收入。我一次次地回答在中學或大學寫作班 上學生們最喜歡問我的問題： 「在香港寫詩能生存嗎？」我說： 「你看我，不是生存得好好的嗎？而且非常快樂呢！」其實用北京話來說，我是「仙活著」——不是說活得像神仙，而是無所謂地生活，我可以一年只買一雙鞋，但 每月都買幾十本書，我可以十天不出大嶼山島，但會把銀行里所有的錢用作一次旅游。因為我衡量生活的標準，和大多數人都不一樣，僅僅詩歌已經給予我足夠的快 樂，此外一切，我都視為意外的收穫。

一個城市漠視詩歌、漠視一切心靈的、精神的追求，歸根到柢，它是在計較詩歌的用處問題。對於香港來說， 詩歌無用，當然！沒有一點GDP 的增長和我的詩有關，我的詩集全部虧本，我交的稅不足千元；也沒有一個碼頭因為我的詩被保留、沒有一個失業者因為我的詩找到工作、沒有一起不公平的事件因 為我的詩得到「平反」……那麼我為什麼要寫詩呢？僅僅為了抒情？為了自我安慰？

我也認為： 詩歌無「用」， 如果非要說出一些「用」，我告訴你：詩歌一點點地塑造我們的語言面貌、保存語言中的傳統又開變出新的傳統，而語言是一個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是記憶的 凝聚，詩歌為你說出靈魂最深處的無以名狀之痛苦、之幸福，這一切都在為你完善你的靈魂——假如你還相信靈魂的話。當你的腳步過於匆忙的時候，我代替你慢下 來，我代替你記得，我代替你幻想——直至你也學會記憶和幻想的藝術。

一個電台節目與一場民主抗爭運動／文﹕馬家輝 ——兼論泛民總辭的行動五部曲

1.RTHK 也可以是中國的公共廣播

香港電台一直聲稱「正在公共廣播」，平常大家或許沒有太大感覺，可是一旦出現重大的社會爭議，譬如最近的政改諮詢和5區總辭，聽眾便會特別感恩於RTHK所提供的討論平台，試想如果沒有這個百花齊放的公共空間，僅靠其他商業頻道的支離破碎甚至偏頻設限的節目時間，香港市民極不容易對此事在大氣電波作出意見交鋒。

梁家永和周融的《千禧年代》上兩周便撥出特別時段，一連五天就此議題舉行烽煙大會，一方面請來各黨各派的各路英雄現場候教，另方面開放電波歡迎市民 聽眾來電質詢，在表達意見時，有人溫文，有人激昂，但都認真對待政改，這正是香港言論自由核心價值之可愛可喜，我們難以想像在中國大陸，在胡錦濤或 溫家寶作出了政策宣示後，CCTV或中央廣播電台能讓中國老百姓烽煙回應。RTHK網站在內地被封殺多年，但最近幾個月突然重見天日，能被內地網民收聽直 播或節目重溫了，劉延東此番來到香港沒有跟泛民陣營公開見面溝通，沒關係，如果她及她的中央同僚真的有興趣了解香港政情和民心，大可返回北京上網常聽香港 電台，說不定比花錢派人長途跋涉來港更為有效而且有代表性。

由這角度看，香港電台所做的「公共廣播」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是「香港的公共廣播」，針對香港市民而設；二是「中國的公共廣播」，針對內地與香港的溝通交流而設。明乎此，既然曾蔭權已經決定讓RTHK「升呢」承擔公共廣播重責，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地有地，廣播處長麒伯便應調撥合乎比例的資源給普通話台，讓普通話台除了文娛戲曲亦能兼顧時事國事，讓RTHK在兩個層次上皆能勝任出色，讓香港的輿論智慧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其中一個火車頭。

某天早上於開車途中收聽《千禧年代》的政改專輯，其中一位嘉賓是自由黨的劉健儀，用一些我完全沒法明白的所謂邏輯來替功能組別的「代表性」護航辯護，正當我聽得一頭霧水兼呵欠連連，一位市民的烽煙意見令我騎騎聲笑出來，幾乎笑得抓不牢ɜ盤，跟另一輛車發生擦撞險象。

2.劉健儀到底代表了誰？

話說該市民劈頭讚了一句劉女士「你在立法會做 得好好呀」，劉女士正欲用喜悅的聲音回應多謝，聽眾接下去說的卻是「之但係你唔代表我喎！我係航運界的打工仔，但我冇份投票選你出鈬，你代表鮋只係該界別 鮋大老闆和大企業喎……」。慘遭駁窒，在咪高峰前，劉女士即時吞了一下口水，把那句已經說到了紅唇旁邊的「多謝」吞回肚內。

然而劉女士畢竟是見過場面的政治人，不會吃悶虧，吞完口水立即把聲線抬高八度反問聽眾﹕「你對我鮋政見有乜意見，唔該你具體講出鈬！如果你有意見，唔該你打電話去我議員辦事處講清楚！」

兩人舌劍唇槍了十秒鐘後，節目主持人出面打圓場，聽眾掛斷了電話，劉女士則繼續坐在咪前發言，而在該輯節目內，另有烽煙聽眾表示贊成取消功能組別，她竟責怪對方﹕「你一定係聽得梁家傑講太多№。」

是日梁家傑亦在現場，稍後回應了一句，「支持普選只是基本常識，唔駛聽梁家傑講№都明白……」。

聽到這裏，我把車子駛進了停車場，由於接收不良，聽不下去了，但已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樣的公共廣播非常具備娛樂性和啟蒙性。

娛樂性也者，在於節目充分展現了香港各階層在語言交鋒上的機智與幽默，正言反說，長話短說，三言兩語即能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品格修養展露無遺，不像內地的時評節目，內容必是溫吞的，修辭必是刻板的，總能市民聽得有胃病。

啟蒙性也者，在於輕輕鬆鬆的語言交鋒即可令人深刻明白，為什麼不應再讓香港立法會存在功能組別，若論代表性，功能組別再怎樣選來選去都只是小圈子選舉而沒法符合普選之名與之實，拜託，當連唐英年如 此保守被動的政治人都認為現存的功能組別不符合「普及」和「公平」原則了，其他人還有什麼好異議呢？難道你自認比唐英年更保守、更被動？而也正因功能組別 只代表小圈子利益，選出來的議員才有膽量和氣焰左一句「唔該你打電話去我議員辦事處」、右一句「你一定係聽得梁家傑講太多№」，完全不尊重普羅市民的獨立 判斷和人格識見。

由這角度看，一連五天的《千禧年代》雖然讓左中右各派意見都有表達機會，但由於保守分子在發言時通常自曝其短到不得之了，如果有聽眾一連聽足五天， 很容易被其惹怒而由不支持5區總辭而變成支持、由不反對政改方案而變成反對。也只好如此了，否則再讓立法會「功能」下去，再讓小圈子選出一批又一批或根本 不去開會或即使去開會也不發言或即使發言亦是胡言的功能代表，香港實在再無資格自稱文明進步的「國際城市」了。

3.所謂「變相公投」的行動五部曲

有聽眾打電話到《千禧年代》自稱泛民擁躉但反對5區總辭，認為風險太高、回報太低，划不來。主持人問他，反對總辭是一回事，但如果總辭成事，你閣下會否投票支持泛民？

聽眾斬釘截鐵地回答，會，當然會，不可以見死不救嘛。

若類似的「泛民心理」具有代表性，不管坊間目前的民意調查反映了香港市民如何不支持總辭，一旦總辭去馬，泛民的得票風險不一定如想像般高。因此，應 該有人做做調查，別只看民眾贊不贊成總辭，要更具體地看看民眾（尤其泛民支持者）會否在總辭成事後投票支持。這才是重點。選舉確如戰爭，不願上戰場是一回 事，臨到開戰了會否全力打仗又是另一回事，這就是我在上周欄內所說的，「補選是爛仗一場，打不打都艱難，這正是香港人的悲哀」。

好吧，如果真的打得成這場仗，泛民應該如何提高勝算？推動政改有由特首向人大提案到再由特首向人大備案的所謂「五部曲」，其實，推動「變相公投」亦應有五部曲，缺一不可﹕

一、要有具體而務實的所謂「公投議題」，絕對不能抽象空泛；

二、要有最具戰鬥力的人選，絕對不能讓二線人物濫竽充數；

三、要修補這陣子的內鬥傷痕，絕不能以分裂的泛民山頭對抗團結的建制集團；

四、要對2017、20年的路線圖提出具體的建議，也要對2012 的政改方案有最務實的建議；

五、要在總辭前後鼓動民心民情，元旦大遊行固然非辦不可，但這只是例牌菜，或可考慮長期輪流絕食以示悲壯，我絕非有意鼓吹泛民做絕食烈士，只是既然 泛民口口聲聲指這是「民主關鍵一仗」，便應做出民主抗爭運動的壯烈姿勢，香港的後生仔女連保衛天星皇后都敢絕食，你們保護香港人的普選權利，還有什麼好 怕？

陳景輝: 坐高鐵迎接新一輪地換山移？——從融合說起

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興建難得的縫合了左中右的戰線：尋根究柢的左派質疑它加劇財富不均及破壞環境、溫和理性的中間派指出其走線設計不夠專業，而精打細 算的右派則嚴打如此沒有經濟效益的大白象。但這都沒有動搖特區政府的一意孤行。誠然，在左中右的光譜之外，位於問題核心、而又討論不多的正是所謂「融合」 現象。

融合，不止在香港發生。世界上不少城市為了應付全球經濟環境，也會跟其他城市合作，進行類似的、地方尺度之上的城際共同發展。而在大 陸，這更是國家政策。不過，有一重要分別就是，在此程度不同的一體化過程中，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會念兹在兹自身城市的自主性和競爭力，而我們的政府卻慷慨激 昂的打造出這條全球造價最貴、但對香港整體利益仍然未明的鐵路。

人和資金流向……

田北辰先生的一篇文章格外值得玩味，他如此 描繪未來高鐵用家的形象： 「高鐵網路通車後，商務旅客可乘坐於4 小時內穿梭廣東、湖南、福建及廣西37 個城市，於早上上車，中午已到達，仍有一整天時間於目的地工作；晚上回程，可趕在午夜前回到原地。一天之內便可往返香港市中心，對中港商貿發展有莫大的裨 益。」在這段文字中，可堪咀嚼之處有二。首先，一般中下階層的北上打工港人不可能如田先生所說，每天付來回兩程昂貴票價往返香港；其次，正如筆者一些打工 仔朋友只能於一星期的公餘時間回港一天，在田先生的融合想像中，香港已幻變成一個「午夜前回到」的「原地」，一個供人睡眠的都市，而此城的居民們在一大清 早便匆忙離去，且用「一整天時間」於香港境外生活。

若將以上圖像結合宏觀經濟形勢一併分析，則令人更憂心。從深圳和廣州的發展來說，今天已 不僅是第二產業的所謂世界工廠，而是轉向第三產業的高級服務業。深圳政府的政策文件在在顯示此一定位： 「有效利用」香港高級服務業的經驗及資金支持，進行其自身的產業提升和轉移（ 智經研究： 《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說穿了，即是和香港直接競爭。我的問題是：踏上廣深港高鐵的人員和資金到底流向哪裏？「移動必然是好」此一結論會不會過分簡 化？香港有沒有兩手準備？讓我們從更基本的問題開展：移動性（mobility） 對都市共同體而言到底意味什麼？

市民身體不停加速，但自由在哪裏

無疑，建設鐵路是為了讓城市共同體的移動力更強。西方現代都市都致力於將自己打造成流動的所在，城市人、商品和信息等都不斷循環流動。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指出，這種都市理想建基於17 世紀出現的一套人體醫學模型：心臟經動脈把血液打出，再經由靜脈抽回血液。都市計劃以此為隱喻，維持身體健康的方法之一便是保持血液循環，若遭致阻塞則猶 如中風，有礙都市成熟發展。也是以血液循環論做參照，後來經濟學者史密（Adam Smith）將資本主義的健康成長也看成是自由市場中貨幣、商品、人員和資本等的交換、循環和流動。於是，都市規劃的重點都放在公路和鐵路，汽車取代馬 車，市民身體因而不止地加速。

但有得必有失，都巿流動的理想卻帶來了問題。首先，流動意味脫離，即市民身體脫域於其所在空間；其次；空間變 成通道，變成給人匆匆通過的所在，沒有了自己面目；最後，任何對空間的情感依附和地方上的身體停住都是成問題的，且頃刻間成為對流動的一種阻礙。在《肉體 與石頭》( Flesh and Stone—The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森尼特精準地說明了問題： 「自由地到處流動，降低了感官對於場所或場所中的人所引發的知覺能力。任何對環境的情感連結，都將造成對個人的束縛，這是在《威尼斯商人》的末尾所表現出 來的預兆：為了更自由地移動，你不能有太多感覺。」這正好道出了我城今天面對的矛盾。

讓我們先分別兩種移動性。政府愛以地下鐵的現代交通規 劃做為興建高鐵的依據。跟植基於大眾的日常生活之地鐵截然有別，高鐵所實現的超速移動能力之分配並非普及而平等，其西九選址設定、遠離平民日常軌跡的移動 規模及昂貴票價（當然政府極力以數字遊戲掩飾）均導致一般香港人根本難以使用（遑論日常乘坐）；其次，高鐵打造出的流動身體也非如地鐵般只在地方層次之內 移動，鐵路主力服務的也不再是地方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連結，而是於區域層次的大珠三角。

邊界的瓦解距離的消逝

今天香港的發展已 不僅是於一個都市的邊界之內移動，而是擴充至田北辰般的城際狂想，謂其新一輪的地換山移也無不可。筆者當然不會天真地從本質上反對移動，畢竟我是搭乘西鐵 到菜園村聲援的，也是乘搭港鐵去政總反高鐵的，不過這不等如毫無代價。今天歌頌地鐵系統的官員，可有讀過文化學人馬國明在《路邊政治經濟學》關於荃灣社區 如何遭地鐵瓦解的反省嗎？說穿了，舊一套以地換山移為核心的城市史敘述還沒得到適當檢視，更遑論分析新一波地換山移所意味的完全不同的社會後果：這次邊界 的瓦解、距離的消逝可不是發生在香港之內的不同村落之間，而是香港的邊界本身。

然而，若沒有空間上的停留、深耕和情感投注，城市共同體對自 身不可能獲得的深刻認識，成員之間來去匆匆只會導致他們難以相互連結。森尼特斷言具生命力的都市文化有能力「將阻力當成正面的經驗」，視之為城市追求的一 部分。在高鐵爭論中，我看見不同陣營以不同的方式告訴我們，在純粹追求移動之外，也得想想什麼是香港這個地方的切膚利益。菜園村運動標誌着一段國際金融中 心之外的新界散村及田園牧歌的珍貴城市面貌；專家方案暴露傾斜都市中心的地理失衡和潛在於三百萬新界人的交通需要；經濟學者提醒切忌「不計成本」，等等。 在移動之外，想想停留的重要性，重思一路走來地換山移的狂暴，這不僅重構城市史的思路，也是身處高鐵時代的必要任務，否則摧折的不僅是馬國明筆下的荃灣， 而是香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