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January 17, 2010

高鐵困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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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bert Lai
 
有論者把高鐵爭議一分為二:一是究竟建還是不建;二是支持興建,但分歧在於走線和總站選址。其實兩項爭議既牽涉價值判斷——即為何發展和為誰發展,亦關乎成本效益和工程利弊。如果各方能夠找出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案,滿足經濟繁榮、環境保護和社會公義的「三」,這兩種爭議都可以同時化解。
那麼過去多年,香港社會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尋找這個來之不易的永續發展方案?由於政府是項目倡議者,焦點自然落在它身上。
早於2000年,政府完成了「鐵路發展研究」第二號報告書,當中提出了興建一條連接香港至廣州的區域快線。隨內地逐步落實全國高速鐵路網的規劃,這個區域快線的概念演變為全國高鐵香港段,政府集中研究與西鐵「共用通道」的可行性。反覆多年,政府只是斷斷續續地向立法會作出簡報。直到曾蔭權出任特首,在2007年8月,政府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上宣布放棄共用通道構思,改用專用通道。當時未有明確表示總站選址或走線,本來是動社會討論,與各界持份者共同制定永續發展方案的最佳時機,可惜政府選擇了閉門造車。
2007年10月,特首在施政報告內宣布高鐵項目列入十大基建之內,選址西九為總站,但沒有邀請社會討論,錯失了第二次公眾參與的機會。
2008年3月,公共專業聯盟完成了「重構城市佈局」的研究報告,建議高鐵總站選址改為錦上路,政府接收了報告後沒有回應,再錯失了第三次公眾參與的機會。行政會議反而在2008年4月,委任港鐵公司開展西九站方案的設計工作,然後政府在2008年11月向菜園村發出收地通知,一往直前,直至今天。
究竟政府錯失了三次與民共議,制定永續方案的機會,責任誰屬自有公論,但原因何在?
公眾參與淪為口號
政府自2003年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首4年由曾蔭權出任主席。委員會的最大成就,在於確立了公眾參與制定決策,成為推動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此制訂的一套5階段式的公眾參與機制,為所有策略性項目提供典範。曾蔭權對此知之甚詳,曾經在首長級官員內會上推介這套機制,並在2007年競選連任時公開承諾,將公眾參與作為決策的核心。
事實上,一些政府部門已經在實踐中累積了較為成功的經驗,例如中九龍幹線和中環至灣仔繞道工程,在規劃階段推行公眾參與,吸收持份者意見而修訂走線和優化設計,從而化解了保育油麻地警署古蹟,保留廟街地區特色,和既要滿足各類銅鑼灣避風塘使用者的需要,又要把填海規模減至最少等種種矛盾。
既然如此,為何一個特區成立以來耗資最多、政府認為策略意義至為巨大的高鐵項目,竟然在構思和規劃階段完全沒有公眾參與?
合理解釋似乎只有兩個:其一是曾蔭權政府的一眾高層,在行政權力日益膨脹的蒙蔽下,以為長官意志足以凌駕一切,公眾參與不外乎裝飾門面;其二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文化變質,一言堂氾濫成災,專業職系的官員和外聘顧問無法提出獨立意見,凡是由上而下的決策,出錯時只能一錯到底。
事到如今,政府硬銷高鐵西九方案的努力,已經蛻變為一場市民大眾對行政和立法機關的誠信的審判。
市民對政府誠信的審判
政府兩年來對項目細節秘而不宣,把選擇性地發放信息視為理所當然的公關手段,直至2009年中,才通過傳媒放風,暗示工程造價會從300多億上升至500多億元。正是如此令人「震驚」的消息,促使公共專業聯盟在9月中組成專家組,在10月7日公布替代方案,隨後再不斷深化。有人埋怨民間團體為什麼不早提意見,暗指它們別具用心。顛倒黑白至此,夫復何言?
政府聲稱花了27億元進行項目研究和設計,報告詳盡自不待言。但這些用公帑支付的報告,市民卻無權一睹,反而淪為政府愚民的工具。例如現今披露了九龍區大塞車「願景」的《西九龍填海區發展交通研究》報告,是在團體和議員三番四次要求下,才在1月8日的會議上公開的。公共專業聯盟在去年10月2日致函要求政府公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運輸局在11月20日覆函,表示因為「第三者」反對而不能披露,鄭汝樺局長卻在本周三的電台節目上聲稱「可行性研究報告不存在」。這樣簡單不過的事實尚可歪曲,市民對政府訴諸權威的推銷語言,還剩下多少信心?
政府過去3個月來鋪天蓋地的宣傳,動用千萬元公帑刊登隱瞞身分的疑似「新聞專輯」,再向傳媒老總閉門發放失實材料。儘管如此,仍然有近半市民支持替代方案,究竟說明了民間智慧的提升還是長官意志的不濟?
西九站方案的「五座大山」
根據政府官員在議會上的答覆,足見高鐵西九站方案面前起碼有「五座大山」,基於工程技術、法律和程序的障礙,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找出解決辦法:
一、「一地兩檢」難產 高鐵功能變質
要在香港境內實施「一地兩檢」,需要修改法律,甚至觸動《基本法》,而兩者均不可能在幾個月內完成,或至少獲得中港兩地的行政及立法機關確認可行方案。一旦「一地兩檢」無法落實,即使中港行政機關願意考慮電子預檢制度、列車內邊檢制度或流動檢查制度,仍然需要面對不確定的法律風險和操作障礙。屆時,高鐵的性質會產生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條主要服務香港至深圳和廣州之間的區域快線,如果不及早調整方案、降低成本造價以維持營運效率,必然成為尾大不掉的大白象。
二、九龍區交通擠塞和環境惡化
政府顧問的研究報告顯示:高鐵西九總站建成後,新增交通會嚴重影響九龍區內18個路口,佐敦道須拓寬至13條行車線,彌敦道上多個路口不准轉彎,強制車流駛入橫街,11條內街交通流量大增,馬路切入公園及西九文化區,大舉破壞社區環境。報告承認部分建議改善措施在技術上不可行,但並無提出解決方法。由於部分建議的改善措施(例如廣東道與柯士甸道交界的行車隧道)需要進行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兼且上述措施均未開始向居民進行諮詢,未知市民是否接受。
三、西九文化區環境破壞和工程延誤
由於廣東道和柯士甸道西需要永久佔用西九文化區土地,同時列車緩衝區插入文化區地底,使地面不能興建高標準的文化表演設施。在高鐵施工期間,更須徵用文化區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一半海岸線,使文化區難以按照原定2014至2015年的時間表落成。運輸局尚未把上述各種影響,正式知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更未有通過諮詢會向文化界和公眾諮詢。
四、大角嘴居民欠缺完整賠償機制
政府官員在1月8日的會議上首次披露,大角嘴區共有47棟樓宇的居民,加上華景山莊等數萬名居民,將會因建設高鐵隧道而損失潛在發展權益。鑑於終審庭在2003年的裁決,這些居民即使向政府索償,也難以取得等同於正常更改地契、重建發展時所獲得的「期望價值」。更何這些居民在索償前,先要付出大筆顧問費用,難言公允。
五、遷拆菜園村違背環境公義原則
菜園村村民堅持「不遷不拆」的訴求,正好印證了政府至今未有就不同收地方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的缺失。按照環境影響補償的優次原則,凡是對環境和社區有重大影響的工程,應先考慮替代方案,完全避免該項影響;只有在替代方案不可行而避無可避時,才考慮紓緩和補償措施。遷拆菜園村顯然屬於重大環境影響,上述優次原則應適用。政府拒絕補足欠交的評估,以及研究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踐踏了國際公認的環境公義原則。
發展模式的分水嶺
在今天被特權扭曲的政治格局下,政府有能力通過撥款,更有能力用強大的話語權「證實」民間方案「粗疏」,但無法不面對這「五座大山」的後遺症。菜園村和大角嘴等弱勢社群的抗爭,只會突顯社會公義的不彰。將來九龍區塞車、西九文化區淪為笑柄、「一地兩檢」難產、營運報告揭示低效益:每一次事件都會提醒市民,政府的決策是何等粗暴,立法會的審批是何等傾斜。
高鐵爭議在內地網民中引發熱烈討論,他們以這個活生生的事例,對比香港與內地在管治體制和人民權利之間的差異。顯然,香港所行的每一步,對內地發展都有千絲萬縷的影響。
20年後回首,高鐵事件很可能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分水嶺:重商輕民的發展觀,在日益壯大的公民社會面前崩潰。年輕人的苦行,一步一腳印地提醒我們:在土地面前虔敬、在人民面前謙卑、在挫敗面前轉念。

[刊於 明報 2010年1月15日]

北風: Google的一聲驚雷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4: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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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地時間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Google高級副總裁兼首席法律顧問莊孟德(David Drummond)在官方博客表示,

因Google公司的基本架構受到來自中國的非法攻擊,部分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郵箱受到針對性入侵,

Google不願意再接受中國政府對其搜索結果的審查,故Google正「考慮中國業務運營的可行性」,

Google考慮關閉「谷歌中國」 (Google.cn),包括中國的辦事處。

Google可能撤出中國的消息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僅業界嘩然,亦隨即上升為外交事件。十二日當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對谷歌事件發表聲明說,這次事件引發了「嚴重的擔憂和問題」,並要求北京解釋。美國白宮發言人吉布斯於十四日表示,巴馬總統「烈支持」谷歌不再審查搜索結果的決定。吉布斯表示,巴馬支持自由使用互聯網這一「普遍權利」。另據媒體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克勞利透露,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謝爾當天會見了中國駐美大使館官員,要求對谷歌受到來自中國境內的黑客攻擊一事說明。相比較而言,中方暫時未對此有明確的態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時間十四日舉辦的例行記者執行會上重申了官方一貫說辭與立場。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在十五日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到目前為止,商務部和北京市商委均未接到谷歌撤出中國市場的報告。截到北京時間一月十五日晚間為止,中國的網絡主管部門未公開對谷歌的聲明回應。

中國互聯網業界反應不一

與官方的表面平靜相比,中國的互聯網業界卻是反應激烈評價不一。曾任微軟中國總裁,現任新華都總裁的唐駿表示,「這將是他們做出的歷史上最蠢的決定,放棄中國等於放棄半個未來世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認為「最大的失敗就是放棄」;博客網CEO方興東認為「通過媒體向中國有關部門施壓,以及採取退出的方式或許缺乏思考」;資深互聯網人士謝文認為該事件「對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是一個不利的信號」,谷歌若撤出中國,中國的互聯網行業「損失非常慘重」。亦有評論者認為,Google只不過用政治化的借口來掩飾其在業務開拓上的敗退,百度首席產品設計師孫雲豐認為,「因經濟利益退出,就直白白的說好了,把自己塗脂抹粉一番……是侮辱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智商」。

在中國互聯網有個特殊的圈子卻完全呈現另一種聲音。Twitter的中文用戶普遍對Google的決定表示敬佩和讚許。北京時間十三日中午,即有北京的Twitter用戶主動聚集到谷歌公司北京辦事處獻花以示敬意。一連兩天,都有網友前住谷歌在北京、上海及廣州的辦事處獻花,有人戲稱,「中國的Twitter用戶用最黑色幽默的方式向中國互聯網管制豎起了中指」。

格格不入的Google

於一九九九年正式向公眾提供服務的Google公司,在沒有正式進入大陸開展業務之前,就曾讓中國政府打了一悶棒。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Google.com首次在中國大陸地區被屏蔽,其域名遭惡意解析至其他網站,事件在兩個星期後得到解,Google.com在中國大陸恢復訪問,但谷歌的網頁快照被屏蔽,圖片搜索亦不能正常顯示。當時百度剛剛興起,業界亦有傳聞是百度公司與政府聯手打壓谷歌,但因為沒有實質證據,傳聞亦不了了之。

二○○四年八月十九日,Google公司的股票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一年後的二○○五年七月十九日,Google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同期時任微軟副總裁的李開復跳槽Google,出任Google中國區總裁。在二○○六年一月,Google在中國推出了 Google.cn,在這個中國版本中,任何有違背中國政府意願的內容都被過濾。同年四月,Google全球董事長兼CEO施密特(Eric Schmidt)再次來到中國並發布了Google在非英語國家的第一個當地名稱——「谷歌」。

谷歌在其誕生之初就幾乎被拋棄。Google聯合創始人布林(Sergey Brin)在同年六月表示﹕「我們以前覺得也許可以在我們的原則上讓步,但是最終向中國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也許這樣的服務更有效,影響更大。現在看,也許更有原則的方法更合理。」不過,Google決策層最後希望在Google.cn和該公司的宗旨「永不作惡」(Don’t be evil)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因此仍然繼續在中國提供未經審查的搜索引擎Google.com。谷歌在中國市場份額快速攀升。

為此,Google受到美國國內人權組織的巨大壓力,「紐約城養老基金」就曾於二○○七年五月向Google股東大會提出申請,要求谷歌不要按中國要求除政治關鍵詞檢索,但Google股東們拒絕了這個申請。Google的首席法律顧問莊孟德聲明,「我們認為這對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是有促進作用的。」CEO施密特說﹕「被檢查與除的數據不到所有檢索結果的1%。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在中國活動,中國公民得到的信息將更少。」在Google作出這個決定的同時,另一家美國互聯網公司雅虎卻因向中國司法機關提供了有關師濤和王小寧的個人資料而承受巨大的壓力。

此時中國政府的管理利刃已經砍向了Google,在二○○七年十月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陸的網友均無法直接訪問Google旗下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儘管如此,Google仍準備在中國市場繼續投入。同年十月二十九日,Google公司在中國以約二千萬美元的價格購得域名「g.cn」,作為中國業務的域名。

在二○○八運年雙方相安無事一年之後,二○○八年底,中國中央電視台突然向谷歌發難。十二月十一日,央視在《朝聞天下》節目播出了「谷歌搜狗贊助商鏈接虛假售藥信息」的報道,該報道稱包括谷歌在內的搜索引擎的贊助來自部分非法藥品商。在谷歌隨後發表的聲明中指市場存在「惡性競爭」,目標當然指向其在中國的競爭對手百度公司。

在隨後的二○○九年,可以說是谷歌的噩夢之年。中國互聯網在二○○九年的「反低俗」運動亦波及谷歌,一月至四月期間,「谷歌中國」網站曾兩次被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公開曝光。三月間,Google.cn和Google.com出現短暫被屏蔽的現象,YouTube因播出西藏314騷亂「藏人被毆打」視頻而被中國「封鎖」。六月十八日,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在首頁顯著位置,刊登了「烈譴責谷歌傳播淫穢色情和低俗信息」的消息。到了二十四日晚,中國大陸的谷歌服務全部無法正常登入,受波及的包括Google.com的搜索引擎、電郵、文檔、日曆、照片等多項服務。一天之後 Google服務有所恢復。此前一天的二十三日,谷歌中國聲明稱﹕「政府相關部門指出的絕大部分存在問題的結果已得到解決。」但隨後幾天,中國國內的新聞網站顯著位置均連續發布關於谷歌的批判文章。顯然,中國互聯網的監管當局對谷歌并不滿意。谷歌亦很難在「不作惡」原則與中國的互聯網間尋找到平衡。

時至去年的九月四日,谷歌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總裁李開復正式辭職,在四年任期結束後最終選擇離開。是李開復另有盤算,還是李開復居中斡旋太辛苦,外界已經無從查究。但監管當局對Google的步步進逼仍在繼續。就在李開復離職的當月,Google的Sites服務及SSL方式的文檔服務被中國政府封鎖,論壇服務受到嚴重審查。十月十三日,央視《朝聞天下》欄目報道稱,谷歌涉嫌大範圍侵權中文圖書。谷歌就此和中國的文字著作權協會進行了多輪會談,最終卻因谷歌計劃撤出中國而不了了之。

谷歌撤出是中國網民的損失

因Google絕大部分產品及服務都放置在中國境外的服務器中,而Google對產品安全性有保障及對隱私保護的周全,使得Google的產品深受中國網友歡迎。特別是包括電郵、文檔、論壇、閱讀器等Google的產品都可以使用SSL方式登入,這種方式可以有效防止中國的國家防火牆(GFW)嗅探及過濾網頁的信息。中國大陸比較注重信息安全的網民,會利用Gmail來互通郵件,用Gtalk來聊天,用Reader來訂閱本來需要翻牆(越過國家防火牆)才能瀏覽的信息。特別是利用Google的文檔服務,可以很方便地發布圖文並茂的網頁,並以SSL方式傳播,而中國的監管部門卻很難追查誰是文檔的編輯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之內,中國的GFW對此毫無辦法,直到二○○九年的九月,才針對性地封鎖了文檔服務的全部SSL。

儘管莊孟德在十二日的聲明中說,「未來幾個星期會和中國政府討論在法律範圍內我們以何種基礎來經營一個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但業內人士對此普遍持悲觀態度,認為Google撤出中國在所難免。連日來,業內亦有消息稱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將對谷歌實施嚴厲處罰。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不僅不可能存在一個不經審查的搜索產品,包括Gmail在內的Google產品及服務都有可能遭到中國的屏蔽。Google的產品與服務無疑是當今互聯網最優秀的,如果中國大陸網友不能直接登入Google,沒有競爭對手的百度公司將在其惡質化的價值取向上愈走愈遠,這絕非中國網民之福。

不過,不見得所有人都這麼悲觀。北京資深媒體人安替表示﹕「現在要看中國政府怎麼應對,最極端的方法是讓谷歌滾蛋,把Google很多服務包括Gmail,Gtalk等全部封掉,這意味什麼,大概很多網民還不清楚,但是共產黨會不會這麼做,那是一個問題。所以還要看中國的反應,才能判斷。因為這是一個特大事件。」有觀察者認為,如果中國完全屏蔽Google的產品及服務,將會大大影響中國的營商環境,把外向型經濟作為主要經濟動力的中國未必能承受得起代價;全面屏蔽也將使大量原來Google的用戶不得不學習翻牆來繼續使用Google的產品或服務,中國的互聯網監管當局相信不願看到這種情形發生。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下周二會宣布一項科技政策,幫助其他國家民眾可以看到被過濾的互聯網內容。Google的聲明會否成為向中國言論審查這個堡壘進攻的號角,亦為世人所期待。目前中國官方的新聞網站正在組織大量文章對Google的聲明進行批評和貶損,為下一步的處罰造勢。而對於中國普通網民來說,他們並沒有辦法影響事態的發展,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學好翻牆術,即使Google在全面被封的時候,仍可繼續使用其產品及服務。

文 北風

安裕周記﹕吾土吾民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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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最近這段時期香港社會呈現的一些氣象是令人動容的,這包括社會上對興建高鐵的抗爭,是五區公投帶來觸動人心的政治衝擊,有八十後問誰領風騷的論爭。這興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歸論述以降香港這片蕞爾小島所能喚起的本土情懷的最熱烈也最受注目討論。這其中析出的是一片超越所有年齡層的泛階層意識形態,林語堂《吾土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這一書名及其引帶出對鄉土的思念,在著書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成為香港這一連串抗爭的註腳。

高鐵抗爭蘊含的意義已然超越立法會議事堂泛民拉布拖延和保皇的巧言令色而到達大江大海的那一端,可是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還孜孜於把抗爭和高鐵直接掛,這是失去時空背景下的脫焦,更是造成政府和主流評論與社會流向脫節的核心原因。我想,也許朱凱迪他們會感覺得到,他們的抗爭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開到第三次會議後的今天已經從保家衛園有更大昇華,這些青年為了香港本土價值包圍立法會圍堵禮賓府,高鐵只是他們的連串保育行動從天星到皇后到喜帖街到西北菜園村的其中一個符號,終極目的地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人權法治公義 香港本土價值

香港本土價值到底是什麼,一直是社會學家的研究課題,吳志森的解說是香港本土價值是人權法治和公義,當社會上把高鐵抗爭放進純粹是「要不要發展」這一框架時,吳志森在電視上說人權法治和公義才是香港的高鐵,在鋪天蓋地支持高鐵的廣告裏,他在公營電視台說出這些話的確要耳目清明才可以。我完全同意吳志森的觀察,不過,今天的高鐵抗爭裏浮現的香港本土價值,除了是吳志森說的三大支柱,更是一種只有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巿民才能領會的多重價值,包括可以向北京說不的勇氣。我在這裏說的可以向北京說不的勇氣,不僅在於可以對北京強行阻攔香港政制發展吐一口淬沫,不光是對中方對香港的頤指氣使的反彈,而是向北京說我們要的是不僅是舞照跳馬照跑的淺薄價值,我們要的是自己。

嚴格來說,香港從一九八四年底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已經沒有了自己。或者會有人爭論,香港在英殖時代也是沒有一己獨立政治人格,這是百分百正確的論述。可是,這決不等於以前沒有便必然等於以後也應該沒有。一九九七年夏天那個滂沱大雨晚上,香港由英國人手上交回給中國,平情而論,回歸初那幾年,北京對香港的hands-off管治的確很有大將之風,外交國防之外任由香港作主,這是只有中共建政初年才會有的寬鬆。可是,二○○三年七一大遊行後一切都變了,中共什麼都管,從猶抱琵琶半遮臉的躡手躡腳到今天的捋起衣袖親自下廚,連帶本來讓人覺得是開明左派的鄭耀棠先生也忽然變了,在元旦大遊行中聯辦事件的其後說出了「北京震驚」這些沒有北京官員公開認頭的話來。

十三年了,香港人刻苦老實能忍耐,一直期望中共會隨進一步改革開放而演出更精彩的一國兩制下集,朝向鄧小平廖承志當年說的「香港回歸只是換一面旗」的方向前進。然而事與願違,事物的發展果然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香港巿民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九七年得到應允的一件一件地失去,眼看昔日種種有如大江東去,眼看在邊緣化的危機裏開始被納入中國政治版圖,再看自己籃子裏所餘的早已不多,才恍然想起該是時候揣僅有的理念物事走過落日斜陽。因此,若是把反高鐵五區總辭八十後抽離了共同的時空背景來觀察必會悲劇收場。這其實是要保住香港的心態反映,這種意識形態早已跨越世代的年輪與社會階層渾成一體,因為從一九八四年以至迄今的二十六年,香港七百萬巿民到底失的多還是得的多,人人心裏都有一本帳,比誰都清楚。

失的多還是得的多

林語堂的《吾土吾民》以英文寫成,是海外遊子對家國文化的眷思,是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Pearl Buck)鼓勵下揮筆而就。一個中國人何以要在西方作家推動下寫出關於家國的文字,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課題;不過,當我們把台灣七十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幾乎同一時間崛起的黨外民主運動作為比對,再併上香港本土運動而觀之的話,也許從中會摸索得出一個觀察方向來。

鄉土文學論戰如今被視為台灣本土化的主要里程碑,如果以台灣今天的政治正確尺度觀照,那是極為適合當前台灣政治和社會氛圍的歷史趨勢。到今天,對於台灣當年鄉土文學論戰仍有各種各樣詮釋,但我覺得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裏的論述比較貼切,葉石濤認為,鄉土文學論爭的爆發,是與台灣一九四五年光復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島上推行的連串偏頗措施導致島上內部問題湧現有關。葉石濤認為,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是把台灣未來應走向哪一條路的意識形態之爭表面化,暗喻鄉土文學論戰是本省和外省意識形態角逐的結果。

香港高鐵抗爭是不是吾土吾民2010版或者是不是另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這還要待大量的嚴肅考證和比對,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風起之始,也不僅是只有葉石濤的一種分析,也有陳映真的民族主義的突顯,但微妙的是,香港社會對本土價值的論述,一些評論竟也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初始時幾乎一樣的打棍子,香港是有人暗指「獨港」之說,台灣當年則有余光中指文學論戰是共產中國的工農兵文學,大扣紅色帽子。中國歷史裏總是有些為尊者諱的打手,想不到的是國共都有這些人,這也可以解說是兩岸的打手五百年前是一家,血液裏流共同的基因。

論及鄉土文學論戰發韌時期的台灣,必不可脫離當年的政治背景和國際形勢,七十年代末台灣風雨飄搖,美國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轉而與中共建交,國民黨小朝廷缺了這個最忠實盟友,頓失所依,蔣經國審時度勢,頓悟台灣只有本土化才能延續政治生命,本土化政策接連出籠,最著名的是以歌手崔苔菁諧音的「催台青」——大量起用台籍官員,明的暗的允讓一些黨外人士參加選舉,黃信介康寧祥便是那個年代的著名黨外人士。幾乎同一時間,台灣文宣部門推動社會閱讀蔣經國讚揚備至的美國小說《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書中海鷗岳納珊發覺生存不單是為了覓食,而是追求實踐自己的理想——飛——於是每天學習飛行,終於可以享受飛翔帶來的愉悅。

北京其後對這一段時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是「B型台獨」,雖無台灣獨立之名卻有台灣獨立之實。先不論這種觀察是否正確,但客觀事實是也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共也和陳水扁呂秀蓮這些台灣本省籍青年才俊搭上了線,陳水扁在北京的照片應該不少人都見過。這時的中共對台工作仍是周恩來親信童小鵬負責,那是敞開胸襟的對台工作,中共是用廣納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本省籍人士。之後,童小鵬等逐一隱沒在歷史帷慢後面,取而代之是另一種態度,那是相對強硬的對台政策,台灣內部獨立勢力在這種互動之下找到空間,最終建構了今天的隱性台獨局面。

不厭其煩的把這段歷史說一遍,只是想提出一種歷史觀照——本土價值和文化是不可能以經濟力量或意識形態的洗腦甚或武力逼迫而除去,準確的說,一種文化的形成,是有其客觀的歷史發展背景和成因。我相信,如果把當下香港的幾個主要爭論熱點獨立分拆進行民意調查,比如建高鐵,比如五區總辭,比如政制發展,反對和支持的差距的不會有太大的落差。可是,當這三個課題是放在香港和北京的關係的政治框架之中時,敢信會是完全迥異的三個結果。這到底是不是中國已然成為香港社會的他者,必須要全面的研究才能下判斷。不過,文化沒有必敗的弱者和必勝的強者之分,三十年的歷史說明,台灣本土文化相對於中共治下的中原文化,從質到量都是處於弱勢,但卻在海峽的另一邊茁壯成長。這是中共必須體認的現實。

「你蠢麼?把水排乾了,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

香港今天的本土價值是多元本質,不是簡化到只能是一兩種內涵,「香港學」專家洪清田先生應該到北京去給中央講課。是的,要一元化或只有一種聲音,在大國崛起的今天易如反掌,但這是一種辦法嗎?這裏說一件近年內地常見報的軼史﹕建國前夕,毛澤東一行在北京香山準備進城看看,大伙到了頤和園,整個園裏要人沒人要飯沒飯要水沒水,一問,原來保安人員為了安全問題,把所有雜閒人等都轟走。老毛甫聽當即大發雷霆﹕「你蠢麼,你把水全排乾了,你那個魚還講什麼安全?」

PS

泫然.保重

海星去世,極為痛心,這不僅是我認識他們父子兄弟的緣故,而是在想,海星從廣州外語學院畢業回港,八十年代當上貿易發展局駐北京首席代表,從這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說,海星在內地留下的人脈關係,在今天人人向北望講中港融合的日子應該是生活得很愜意才是。

這是一種看法。可是,海星沒有走到這條路上去,一九八九年,海星走上了與人民一起的道路,有人說,他是參加黃雀行動的其中一人,我不知道內情,但他確是在深圳給攔下拘捕。在牢獄裏過了兩年,才獲釋。

有人會為海星扼腕,說六四事件的角色斷送了下半生的安穩豐足,但朋友都知道他從沒後悔。三年前,我們去找海星父親羅孚先生,談話中說到了海星,視力已不如前的羅先生對兒子談得不多,然而我還是記得很清楚﹕那天清風徐來,一室爽涼,秋日艷陽映照入屋,羅先生和眼前兩個做他兒子也嫌小的訪客談到中國的民主和未來。那是不能忘懷的一次探訪。今天若再見到羅孚先生,可以說些什麼呢,只能執手泫然,說一聲保重、保重。

文 安 裕

January 15, 2010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2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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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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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全世界的攔路者,團結起來!
李祖喬︰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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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 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 「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 「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 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 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 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 「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 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January 11, 2010

拉赫兹:哲学还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吗?

Filed under: blog — by loong5 @ 12: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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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打印 发布: 2010-1-11 00:11    作者: John Lachs    来源: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查看: 1次

约翰·拉赫兹 著 吴万伟 译

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在本文中批评了哲学家缺乏公共服务意识的情况。

柏拉图应邀担任锡拉丘兹国王的顾问。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竞选议会议员,并担任了一届议员。伯特兰·罗素参与了当时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辩论,他鼓吹试婚并创造了声名狼藉的术语“与其死不如赤化”。在理性辩论奇缺,伦理学以缺席而著名的今天,哲学家作为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都从公共场合消失了呢?

当然,有些哲学家在文化讨论中踌躇不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暂停自己的研究,孤注一掷地发动对滥用毒品的战争,还编辑了一本关于美德的通俗书。但在此过程中,他成了一名政客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光谱的另一边,柯林·韦斯特(Cornel West)支持候选人参选,试图用说唱艺术的方式搞一个哲学思想听证会。但他的主张的可预测性和在公共表演中的重复性使得他很难赢得人们的信赖。

为什么哲学退回到象牙塔,抛弃了作为信念和实践的批评家的传统角色呢?为什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积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

怀疑和自我确认

我们可以用当今哲学核心的某种模糊性来解释。该领域受到静悄悄的恐惧的感染,它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那超越逻辑普遍规则的方法不是寻求真理的可靠指南,因此并没有为探索提供确定无疑的结果。尽管哲学家热衷于概念游戏的刺激,但在其心灵深处,他们许多人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些不严肃的成分。毕竟,在做了和说了一切之后,世界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正如常见的情况,不安全感往往产生对出类拔萃的过分追求。我们有些同行挑衅性地宣称哲学是科学之母,心理学家及其他都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不用彻底考察其局限性和基础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思想深刻者的傲慢可以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理解的眼神中看出来,尤其是在其他学科的同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候。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

在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时,哲学家被这种模糊性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信念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不安全感造成了哲学家相信,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而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美德的承诺则导致他们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要么哲学家无话可说,要么他们提出的东西晦涩难解,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这两种观念都为我们逃避寻找社会灵魂的斗争,满足于大学里的舒适生活的方便的借口。

在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哲学家逃避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照章纳税、投票、尽力遵守法律。有些人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行动,有些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明确的哲学推理没有关系。他们甚至悍然违背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批评视角,正如在1960年代,著名的认识论学者希拉里·普特曼(Hilary Putnam)滔滔不绝地鼓吹盲目的列宁主义。这种个人信仰和哲学批判的明显割裂仍然非常普遍。我们非常忧虑地发现许多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其公开发表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冲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比如对化学家来说,言行不一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观点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违反法律的律师、不信神的牧师、破产的金融顾问、肥胖的医生、不理性的哲学家等理所当然地让人产生怀疑。

保持纯洁

专业哲学当今存在的三个特征使得逃避公共事务的欲望进一步加强。除了个别哲学家撰写科学文章外,他们一般都讨厌事实。本专业的年轻人在读研究生时得到的教导是论证为王,对事实的了解可有可无。连那些并不热衷争论的现象学家也认为,对哲学来说,纯粹经验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关键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若要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对时事和社会经济过程等非常熟悉,难怪哲学家要感到头大了。许多人为哲学家在这些事上的无知辩护,说他们在追求比稍纵即逝的现实所能提供的东西更辉煌的真理。我年轻时拒绝看报纸,因为我相信它们与我追求的永恒真理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这个专业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第二个特征是其颠倒的激励机制。从进入研究生院第一年起,学生们就被教导要重视用专业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那些在哲学织物上编织出新皱褶的人,或者用新服饰复活旧观点或者难以置信的立场的人得到赞许和奖励。技术上的出类拔萃者在研究生院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再去复制曾经使其成功的研究套路。院长或系主任则以本专业的判断为基准,为炮制晦涩理论的人提供因捐赠而新增的教授岗位和令人艳羡的薪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那些专业上的创新很快就无人问津,除了引起争议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命题。相反,教学水平高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教授岗位,这些人还往往遭到著名思想家的蔑视。

让哲学家呆在大学内的第三个专业特征是对该领域的错误认识。大学的系部结构错误地同等对待哲学、物理学、人类学。科学拥有可靠的方法和一套经过确认的结论等优势;但哲学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期待哲学像科学一样为人类知识总量做贡献是错误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但是,就像研究和发现的理想主宰了微生物学领域一样,它们同样定义了哲学领域。这使得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阅读、对话、反思、和写作上,所有这些最好在大学的安全领地内进行。

接下来是勇气问题。大学教授们天生胆小怕事,很容易受到系主任和校长的吓唬,很少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没有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在面对抗拒或者嘲笑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在征集要求更换无能校长的签名时,许多同事赞同这个人应该滚蛋,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资格,也不再需要为余生涨工资了,究竟在怕什么呢?安全的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许在教室里发表大胆的言论,但是若要把抱怨变成行动,他们往往就退缩了。

求职伦理学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是可以被称为“主流”的哲学,也就是在大学哲学系研究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漏掉过去30年来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那么我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应用伦理学的增长已经让本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学之外的地方,关注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记者伦理学、甚至会计伦理学等不仅在从业者数量而且在文章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单单这一因素本来就足以让哲学偏离20世纪前70年的路线,转向更多产的方向。它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学院的模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元伦理学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核心,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流浪的难民。他们觉得应用伦理学是冒牌哲学而不是该领域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它是在你无法在艰苦的概念推理中有杰出表现时才去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自己看作医药或其他专业的闯入者,也就是还没有赢得话语权的人。这种印象被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进一步强化,他们把伦理学家看作多余人,拒绝以礼相待。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进步缓慢,因为它要求哲学家获得在批评这个领域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公共哲学的需要

美国总统有个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单独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但是他没有用来提供伦理学建议的独立委员会,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能提供有关健康和生命问题的专门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严重政治化的,无论眼界还是功效都相当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正义和道德准则是商业交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假设经济生活就比那些美德更重要。让人奇怪的是,政客似乎认为道德问题的解决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宗教感受就能对付。如果这些失败了,常常如此,各领域的领袖自然会求助于律师,而这些人往往很难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最近伊利诺斯州长要出卖参议员席位(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出来的参议员席位空缺—译注)的企图反映了政府最高层迫切需要伦理学家指导的现实。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政治竞选中的公然撒谎和不能区分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都应当引起对道德问题敏感的人和接收过推理训练的人的严重关切和评论。我们该如何鼓励哲学家来满足这种需要呢?该如何帮助社会领袖看到个人行为准则和公民美德是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呢?

我们不能指望天生的洞察力或者即刻的行为改变。如果我们试图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拉出来,它是会抗拒的。相反,如果你打开笼子的门,它就愿意飞出来,尝试自己的翅膀行不行。大学之门需要向社会开放,必须有足够的刺激来鼓励哲学家拥抱实践其艺术的自由。毕竟,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至少,部分人有足够的冒险精神靠敏感性、辩证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人生实践进行批评性考察。

但是,从大学笼子里出来的小鸟相对来说非常罕见,甚至亚里士多德都知道一只燕子并不代表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众多哲学家关心社会生活问题,必须向他们显示参与课堂之外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是适当的。这只能由哲学系主任或者大学管理者来做,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相信哲学的研究/发现范式是判断错误的、无效的。但是谁来采取必要的最初几步来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呢?

系主任认为自己是全系的冠军。他们和大学的其他单位竞相争取学校的支持。如果他们参见院长时说,哲学家们从来不发现新的事实,因为他们擅长批评他人,可这个系需要增添三个岗位,这肯定是非常奇怪的。反过来,院系主任还需与大学内的其他学院或与其他大学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对不同院系的科研成果的微妙差别不感兴趣,也不怎么理解。他们渴望新的发现、众多的论文和成果、著名的教授(他们自己也竭力成名)。对他们来说,哲学作为批评代理人听起来具有模糊的腐蚀性,哲学系主任若和院系领导谈话,人家很快就可能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需要做什么?由谁来做?

谁来教育那些教育者呢?我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不过,它不大可能实现。

美国哲学协会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界最著名的协会:其工作就是推动该领域在所有零散的多样性情况下的发展。因此,不是在竞选会长的时候炫耀其专业能力和名望,而是需要花费精力研究和拓展应用哲学的领域。到现在为止,它明显是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的东部分会的年会根本就没有提到欣欣向荣的医学伦理学的存在。即使现在,康德得到的关注仍然比徒劳的医疗多,虽然千百万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时是否继续治疗下去的艰难决择,虽然只有哲学家才对于形而上学的演绎感到痛苦。

美国哲学协会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哲学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这个考察的结果将依靠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现有领域众多派别的代表,千万不能是保守派占大多数。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兴趣,最起码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和院系主任。如果它确认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这将打开修改哲学奖励和期待的大门。这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抽掉对传统领域的支持或否认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的价值。相反,我们的希望在于哲学界能够朝着曾经自豪地承认的目的和完善的方向扩张。

美国哲学协会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如果从它们过去的表现来看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意味着那些对哲学的公共作用感兴趣的人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我们不得不说服同行,如果需要,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在这种努力中,我们有谨慎乐观的理由。我们面临数不清的道德问题,无论是公共问题还是私人问题。人们在盲目地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很少人看到奉献和自我控制的人生意义。一个本来具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力的领域却畏缩在大学里,对这些问题袖手旁观,这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简介: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范德堡大学哲学百年庆典教授。2001年负责美国哲学协会的世纪庆典。

译自:“Can Philosophy Still Produce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John Lachs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24-27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上海社科院的主办的《社会科学报》

2009年12月24日总第1195期第7版。译者得到作者约翰·拉赫兹教授和原刊《哲学此刻》(Philosophy Now)的授权,特此致谢

January 10, 2010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2: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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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馬國明: 打造非人生活 一小時生活圈套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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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周五1 月8 日,立法會進行高鐵撥款審議續會。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乃政府推銷高鐵時所營塑的港人生活願景。但民間學者馬國明清晰指出,這種廣告式的政策推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昨天特意透過媒體催促撥款通過),不過意在刺激我們的消費意欲,然後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馬氏分別援引門禁城區和「滾動中的石頭長不了青苔」的西諺,封閉意象砸碎官僚口中多采自足的、「解決兩地家庭團聚問題」的願景——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而香港一班年輕人在政策促銷之聲中,以青春去持守「慢」之法則,與「時日無多」、為便捷所醉惑的人們直面對話。

雖然政府興建高鐵的計劃出乎意料地未有在去年12 月18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但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和功能組別的「獨立」議員支持下,興建高鐵的計劃仍將會有驚無險地得到立法會的撥款而動工。連同剛正式動工的港珠澳大橋,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似乎已漸漸成形,再過數年更會成為現實,《明報》便專誠由去年12月15 日開始一連六日派記者親身考察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的各環節。12 月15 日的報道大標題是「珠三角城際車程減半」,並以圖表清楚列出往返九條鐵路或通道所需的時間。打開當日的《明報》讀到相關的報道時,腦海裏不期然浮起一些經常會在報章見到的樓盤廣告……文.馬國明

這些廣告一方面標榜樓盤鄰近港鐵車站, 另一方面則同樣以圖表方式顯示從樓盤所在的港鐵站出發,花多少分鐘便抵達九龍市區或港島。這些標榜交通方便快捷的樓盤廣告一般會把樓盤包裝成豪宅般模樣,而事實上這些佔據整版報章的廣告,當中推銷的樓盤,其呎價之高昂,一般中產人士也未必能負擔。這些樓盤廣告當然不能跟《明報》的客觀報道相提並論,但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基本上跟樓盤廣告推銷的概念沒有分別。如果佔去整版報章的樓盤廣告無非是對準中產以上的上層人士,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亦同樣只適用於香港和內地的上層人士。

「門禁社區」的融合遊戲以廣深港高鐵為例,興建這條高速鐵路須動用超過六百億公帑,但卻只設西九一個車站,新界數百萬居民如果要乘搭這條據說只需四十八分鐘便抵達廣州的鐵路便要先花至少三十分鐘到達西九。負責項目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回答為何不在新界設車站的質詢時表示由於西九到廣州的車程將增加十分鐘,政府因此不會在新界設車站。在新界設車站,車程增加十分鐘,但不設車站,新界的居民卻要多花三十多分鐘才抵達西九再轉乘高鐵。很明顯高鐵不是為新界居民興建的,那是為誰而建的呢?答案十分顯淺,高鐵連接的其實不是香港和廣州,而是西九這片和鄰近的油麻地、大角嘴分隔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和廣州。

這片由地產商打造的門禁社區是九七之後的新事物,與香港原有的事物格格不入,就連當中的建築物也用了大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名字。這片門禁社區與大角嘴、油麻地、官涌等舊區為鄰,但卻不歡迎人們從這些舊區步行抵達,選擇步行的人必須跨越重重障礙。花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只設西九一個車站與其說是為了貫徹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嶄新概念,不如說是延續九七後董建華年代商人治港種下的偏重地產商的扭曲和不合理的政策。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名義上是為了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但其實不過是將西九這片不曾和香港固有社區和固有事物融合的門禁社區搬到廣州和內地高速發展的地域融合而已。

不少評論認為高鐵是曾蔭權取悅中央的政策而已,但中央政府大力發展高速鐵路,內地和香港的地產商將會大大得益。得益於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珠三角地區的樓價大幅上升,根據《明報》的報道,中山的樓價過去一年內升了一半。12 月16 日《明報》B1 頁更如此說: 「內地樓價高企,幾演成全民聲討現象,連中央副部級官員亦聲言『買不起』。」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內地或香港,似乎未有任何評論將樓價高企和大力發展高速鐵路相提,但二者的關係極其密切,西九便是最好的示範。如果沒有鐵路接駁,西九豪宅的樓價會下跌多少?現時那些單聽名字便令人感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豪宅卻確是有其過人之處,機鐵、西鐵和港鐵東涌線全都在西九設車站, 再加上高鐵,西九簡直是天之驕子,也是名副其實的「君臨天下」。政府提出興建高鐵的計劃後,民間自發組成的專家小組向政府建議把車站由西九改為新界的錦上路,既可不拆菜園村,亦不會影響大角嘴、象山邨和華景山莊的居民,而且工程的造價可以減半。不過政府對專家小組的建議完全不加考慮,原因十分簡單,車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時,輪到居於西九豪宅的人先花三十分鐘到達錦上路才能轉乘高鐵。所謂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是政策打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要達到發展的目的便要把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材源源不絕的送到,因而需要興建高鐵。高鐵運送的是居住於西九那些「君臨天下」的社會菁英,是消費能力極高的一群。

這一群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消費能量的人士所到之處有如點石成金,因此興建高鐵必會刺激樓價上升,高鐵所到之處樓價不但高企,而且不斷看漲。另一方面高鐵既專誠為這群高消費的菁英而興建,當然要度身訂造,這群高消費的人卻又偏偏是時間匱乏的專業人士,不在新界設車站可以為他們省下十分鐘,假如他們把這省下來的十分鐘用作消費(消費首先是消費一己的生命),GDP 說不定會增長零點一到零點二個百分點。高鐵之為高鐵就是要省下這十分鐘,至於是否適合其他人根本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長青苔

興建高鐵,最受影響的是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的居民,菜園村村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卻在新界一隅建村紮根長達五、六十年。他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新界是他們的家,是他們農耕生活的家。大角嘴的居民同樣以大角嘴為家,這一點浸大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便已在12 月17 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細緻地分析過。興建高鐵是為了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方便西九的社會菁英往返整個珠三角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不過,一小時生活圈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強調快速移動,另一方面卻不外是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而已。無論如何,正如西諺所言,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生長青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一小時生活圈不是菜園村或大角嘴那樣是人們的家。或許從刻意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邏輯而言,為了興建高鐵而拆毁菜園村和挖空大角嘴舊樓的地基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使有其他不會影響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可行方案也不會被接納,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下,興建高鐵就是為了淘汰菜園村和大角嘴這些讓人們紮根五、六十年的農耕社區和舊區。

說得學究一點,興建高鐵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恰好是後現代社會理論裏所說的時空壓縮(space-timecompression)的具體表現。時空壓縮意味着當中某些事物被擠掉,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而被擠掉的卻不僅是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家園,時空壓縮亦意味着社會上大多數的事物都變成一瞬即逝。不錯時空壓縮令人們在短時間內便可以遊遍整個珠三角甚至整個中國,但當事情來得這麼快的時候,當然是應接不暇,頂多是走馬看花而已。在時空壓縮的處境底下,那些歷久不衰的事物,那些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裏提及的: 「要求人們不計較時間,點滴功夫累積而成的」事物,還有那個毋須顧慮花多少時間的世代都全被擠掉。

青春告別匆匆

怪不得整個香港社會裏一力承擔反對興建高鐵的是一群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六名八十後的年輕人更一連三日繞立法會苦行,希望可以打動建制派的議員們。年輕人風華正茂,他們不似自知青春不再的中年人,他們不會急於要完成這,要完成那。他們希望的是慢慢,並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體會這個世界各種美好或令人心酸的事物。一小時生活圈是那些時日無多卻仍一味貪圖方便快捷的人醉心的,不是青春無限的年輕人的一杯茶。如果以為年輕人反對興建高鐵是因為他們憤世嫉俗,那不但是莫大的誤解,而且像校園驗毒計劃一樣,根本就是侮辱年輕人。據說興建高鐵是避免香港被邊緣化,是為了香港的將來,但高鐵打造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其實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在這個非人生活的所謂生活圈裏,任何事情都變成浮光掠影、稍瞬即逝。以為自己事業有成、見過世面的中年社會菁英或許不會介意自己不停在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裏滾動,總是行色匆匆,趕頭趕命。年輕人卻從骨子裏知道這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他們明白在菜園村紮根,雖然不是白手興家,但卻是白手興建家園的村民生活出來的才算得上是人的生活。又或者是大角嘴的居民,即使樓宇破舊,但卻是他們畢生積蓄換來的,是他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換取的。對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居民來說,菜園村和大角嘴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是花了五、六十年時光建立的,不是高鐵打造出來的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可比擬。年輕人站在人生的起點,希冀的是足以付託終身的事物,絕對不是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在目前畸形的政治架構下,高鐵終會上馬,但高官們不要再吹噓什麼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了,香港的年輕人早已知道這不過是西九那種明益地產商的土地發展模式在中國大陸全國蔓延的非人生活圈而已。

世紀.Info

反高鐵.停撥款集會

陳景輝:香港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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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陳景輝

2009年1月9 日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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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城熱炒80後:5區公投的爭論、反高鐵運動,羅湖抗議重判劉曉波事件,以致元旦遊行的推撞……都好像發現了「80後」的身影。雖然當中有些確有其事,有的想當然耳,有的更是張冠李戴,但「80後」這三個字,彷彿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解讀角度。匯集起來,便成了一個目前熱炒的「80後」現象。

可是,雖然「80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覺,但解讀的方式,不少卻是陳腐老套,瞎子摸象。
年輕世代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趨勢惡化,金融海嘯使其變本加厲,這是「80後」青年人對時局不滿的大氣候。可是,當你真正走近那些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的「80後」,你又會發覺他們並無意像那些年長世代的中產階級,爭取補貼緩助、優惠退稅,以政治表達來牟取短期利益。這種「非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單令政府束手無策,也令老朽的「泛民」政黨感到錯愕,因為這些政壇老手自己所習慣的政治手段,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爭取利益,以功利計算。
西方世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可是,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往往被人視為富裕和發達國家的現象,因為那些地方溫飽不愁,所以中產階級的年輕下一代可以付得出時間精力,爭取改善「生活質素」。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來了解香港當前的「80後現象」,只說對了一半。因為「80後」雖然動搖香港既有的「發展大晒」的價值觀,要求保育大自然、守護瀕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們絕非只是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相反地,「80後」一開始就靠近基層,出入草根,積極的參與者來自不同階級背景。他們由反對拆天星、保衛皇后碼頭、反對拆喜帖街,以致保衛菜園村運動所走的社會運動方向,動力更多來源自對香港歷史的蒼白、家園感覺的缺失、主體性的被長期貶抑所作的反抗。
犬儒和消極有極限
當然,令「80後」社會運動壯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香港並無一個公正和開放的政治體制渠道,讓不滿可以化成理性辯論和真正的議會角力。相反,社會廣泛的政治無能感不斷為民間憤怨火上加油,青年的強烈反彈只是其中一種反應方式。香港的年輕人原來普遍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情,不過冷淡的背後不完全是馴服和接受,而是無奈和犬儒。他們不是不認識問題的原因在哪裏,而是感到就算知道了也做不了什麼。不過,這種犬儒和消極其實有個極限。當一切都變得太過虛偽,體制的權威就會蕩然無存。那個時候,嘲弄都會變成一種反抗的行動。
事實上,近年來香港掌權者的低水平表現,已經積累到一個侮辱正常人智慧的程度。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提供了政治資訊、嘲弄,和各式各樣顛覆性文化創作不斷流傳的地方。青年人在網上顛覆性文化創作經驗日積月累,愈來愈向專業水平邁進,並形成強大的反抗性次文化與藝術創作的無形團隊。當一個社會的體系權威(例如政府、議會、學校),被社會上存在的另一個空間不斷瓦解的時候,這個社會的常態運作,其實已變得非常脆弱。
香港年輕一代探索非主流的價值觀是一種促成「80後」現象冒現的動力,然而如果你去觀察網上世界最能夠動員「80後」反叛情緒的,往往是香港權貴權層源源不斷的「廢話」和令人沮喪的表現。因為這些「高貴但空洞的廢話」,令哪怕是較少學識的人都覺得自信增強。社會運動之能夠愈是鬥爭、愈是令反抗者增強反抗信心,從而使運動可以擴大延續的,其實就是因為反抗者看見當權者「不外如是」而漸漸揮去了無能感。這是任何物質性的收買都換取不回來的。
反抗廢話謊言
簡單來說,「80後」不是社會學上一個嚴格的世代劃分,你要怎樣從人口構成的劃界去捕捉或推斷他們的走向都只是徒勞,因為「80後」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愈來愈頑強的跨階層、跨領域的反抗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到底要反抗什麼呢?答案就是「廢話」、「謊言」、「假權威」、「父權專橫態度」和「犬儒主義」等等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體制下的必然現象。
《七七憲章》的起草人(也是後來民主捷克的總統) 哈維爾定義說:專權底下的消費主義加上體制性的謊言和廢話,就是一種令人消沉沮喪、犬儒無力的「後極權主義」。在香港,為了反對「後極權體制」下令人窒息的犬儒文化氣候,「80後」的致勝武器是「致命的認真」——認真到以血肉之軀去以數日數夜的苦行去喚醒大眾;認真到在每個角落都不惜以肢體去捍衛說話和表達的權利;認真到一票一票地做專業「政治公關」公司都會汗顏的議會游說工作,在各種官僚程序與官樣文章的迷宮中,找尋權力運作的秘密和漏洞。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制度條文公道正義,而是要突顯它的荒謬。
「80後」是不是一種激進主義呢?當然是。不過,「80後」的激進主要不在其偶然敢作肢體衝擊的男兒豪氣,付出代價的決心,而在其敢想敢試敢為,耐心而持久地與荒謬作頑戰的勇氣。而香港日益荒謬的政治環境,正是培養這種秉持快樂頑鬥原則,與犬儒主義和無力感開戰的激進主義者的龐大溫。所以,「80後」反抗性次文化的興起,正是方興未艾。
要香港掌權的階層,真正解決社會存在的不公、政治制度的腐朽、人民生活的困苦,誠懇地聆聽反對的聲音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過分長久的特權,已使他們變得無可救藥地庸劣和卑鄙。但對於種種民間出現的異動,不合體制規範的動作,都視為病態或離軌的現象,然後加以打壓、規管與「治療」,卻又是駕輕就熟。這就是為什麼「青年」總是和「青年問題」扣在一起才能被討論。官樣文章地把青年捧為「未來主人翁」之餘,就是對青年人爭取個性自由和自主權的打壓。
1960年代香港貪腐橫行、貧富分化,釀成六六和六七暴動,當中有不少青年人的身影。但暴動之後,殖民政府主要的政策改動就是大搞消費主義的「香港節」和「青年舞會」,務求將青年反叛導向「精力發泄」。
不要以為這只是英治時期殖民政府自欺欺人的下策。在荒謬的香港,時間是反覆循環,歷史是進步向後行的。就如《明報》李先知日前報道:「官場耳語透風謂,面對『80後』日益壯大這樣的形勢發展,曾班子已開始思索對策,例如資助更多進修課程,引導我們的年輕人回歸學習正途,或者提供更多文娛康體活動,讓他們忙於打band、唱K、跳街舞,以確保他們無暇上街抗議。」
筆者暫且相信《明報》報道的「公信力」,但你天天讀一讀這類時空倒錯,荒謬而又幼稚的「廢話」,30後都會變成80後!「80後」能不壯大嗎?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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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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