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February 21, 2010

呂大樂與沈旭暉的世代對話﹕3名「80後」學人的反省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7 am
Tags: , ,

辯論交鋒,不在勝敗,只為理解。學者來回萬字,除了展示「立場不同」,應讓我們學到更多。呂沈對話,雖似未對焦,實意義深遠——香港得檢討「學術」、「公共評論」和「大眾」三者的關係。「世代論」今次反省的,不是階級流動和政治文化,是學術知識的傳播。

重點在對話背景

先別理誰比較易讀和合理,這涉及讀者個人理解。重點乃對話背景﹕二人以學者身分在主流媒體發言。要思辨討論,可私下分享;提點社運人士,可打電話。選擇在媒體以學者身分發言,是在影響讀者判斷,包括每天剪報的政府、通識教師、沒有參與的市民,這不是單純的個人發聲,絕對影響社會。

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及〈我的「昔日情懷」〉,公開提點組織者及呼籲尊重體制。那是「社會學教授」的身分,卻不代表「社會學」,而是他對「民主」等政治概念的看法(他謙稱為「保守看法」)。故在此事上,呂氏的「保守看法」只代表他自己的經驗﹕一名主要以電視機觀察、憂心青年出錯的觀眾。值得公開提點,非因他有意見,而是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有意見﹕

「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的主觀感受……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

「對很多市民而言……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

「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很有意見。」

基於以上想像,他善意地認為得公開呼籲。故收到來郵指摘(呂認為對方「讀得太多建構理論」)、《信報》(社論指「看不見有任何暴力行為」及林行止指「混亂場面是迫不得已的發展」)及《蘋果日報》認同青年、網上有大量消息、葉蔭聰和馬國明後來反駁……呂氏堅持要公開提點青年。他認為,他認識及想像的「大部分人」都相信電視和很有意見,即使政府很討厭,刻下仍需要「民主規範」,這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

問題在知識流通文化

學者發表具爭議的個人意見,用什麼身分沒所謂。但當呂氏是個廣被引用的「社會學教授」,就絕對會影響讀者判斷,令人以為,他在此事以社會學研究掌握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香港有言論自由,讀者把個人意見誤讀為專業意見,罪不在作者,而在香港的知識流通文化。特首政黨政論員說「代表大部分人」,沒人理;但呂氏作《四代香港人》,本為個人反思,不少社評和官員卻以為青年不滿經濟,說要解決失業;到高鐵事件,就知道誤用呂氏個人框架,改稱失落的「第四代」為正義的「80後」,加以訪問理解。

為避免誤讀高鐵事件,須先向公眾指出,呂文乃個人意見,沒全面道出學界有關「民主」等概念的眾多定義。這是沈旭暉介入的原因。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說﹕「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我們」——明顯指公共型、而非研究型學者。搞國際關係的沈,沒討論高鐵和「大部分人的想法」,而是認為呂氏80年代的經驗和訓練,主觀抹去了閱讀事件的其他可能——「民主」除了是「規範」,也可以是左翼理論或中介論。沈不是學術討論,是引介理論的名字,質疑呂氏下放知識時,選取了什麼,扼殺其他新近而有學術地位、值得公眾參考的框架。沒人知「大部分人」怎樣看沈文的新學術名詞,但此文在「80後」的論政大本營「高登討論區」,大受歡迎。

本來,應可看到各派學者為新概念唇槍舌劍,下放更多知識,刺激公眾多元思考。遺憾,呂說﹕「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文中五大要點……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呂氏沒倫理責任回應沈氏、林行止、葉蔭聰及馬國明,但他義無反顧相信腦海中的「大多數人」和「民主規範」,對「心情分享」及「淺白文字」情有獨鍾,發表了7000字「昔日情懷」,也反映了他下放知識時的偏好。個人原因無從考究,但既然呂氏極有影響力,理解這偏好,實有助把握那知識流通文化。為何學者私下明明指來郵「讀得太多建構理論」,回應公共挑戰卻「未能充分咀嚼」?讀者又為何誤讀?

應建立本土知識鏈

知識流通文化的特點,是作者傾向個人分享和淺白語言。這是好事,但也有其歷史根源,不應盲目迷戀,變成反智。學院外的梁文道曾接受Roundtable雜誌《META》訪問,值得參考。他指香港知識鏈斷裂,是殖民地產物,並由特區繼承。在外國,學院研究、媒體引介、議員提案、政府施政、學院再探索,知識鏈緊密完整;內地體制稚嫩,然摸石頭過河,也緊研究;但港英從來無視本土未來,大學只培訓公務和商業精英,服務港英而非大眾。社會動盪,政府不做研究解決,只「派糖」,但求安然撤退。

政府漠視研究知識,評論頗為無力。梁文道用字淺白、觀點獨特精闢,眾所周知,但他最後舉例,他多年前已提過公共空間問題,沒人理,幾年後議題又來,又評論,現實沒太大改變。我們由此可見,淺白評論能形成輿論,卻未必解決問題。既然研究知識地位低落,有心的學者或許只得暫時迴避嚴肅討論,以學者身分淺白發聲,在媒體擔起代表「大部分人」的重任,形成既學術、又公眾的輿論壓力,要求改變。但代價可能是,淺白有趣的速食回應,犧牲了需要驗證和激辯的公共知識。香港一直被過渡期討論淹沒,除了「經濟建設穩定人心」和「口號式爭取普選」兩種思維,只有「香港精神」等陳腔濫調,對社會問題欠缺認識。如何民主地規劃土地?文藝發展的資源分配是否公開透明?如何解決貧富懸殊?如何平等看待新移民、工人、少數族裔和性小眾?如何解決新市鎮的缺陷?問題周而復始,每隔幾年都有淺白生動的評論,卻未見對症下藥的專業思維和知識。再叫人對話,也無法回應「80後」。

礙於時勢、學者迫不得已暫代「大部分人」發聲,聯合學界和公眾,向政府施壓——大抵造成日後的「誤解」,讓人以為教授身分,就是在下放研究知識,不知道原來可能是個人分享。港人治港了,即使跟中央尚在磨合,政府也應重新尊重本土知識,建立知識鏈。如此,公共討論才會出現精細研究和思潮辯論﹕研究型學者,研究問題,非研究青年,解決問題,非解決青年;公共型學者,引介理論刺激公眾思考,非以修辭隱藏個人理論框架,造成誤讀。香港不乏健筆,卻欠為本土指路的學術研究。沒有研究、盲目相信任何主觀看法,才是「管治失效」和「暴力」的起源。

我們3個「80後」研究生,一個在港讀文化研究、一個赴英讀地理學、一個是來自台灣於港大社會學系念書的半個香港人。有人主觀認同「保守看法」,也有後現代主義粉絲,但都受過許多公共型學者的淺白評論啟發,視他們為走出象牙塔的典範。但我們深信,要再提升社會知識水平,公共平台尚需更多理性聲音。引魯迅《門外文談》一席話,是為結語,並為「80後」學人的座右銘﹕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

文 李祖喬、黃宇軒、葉國豪@Roundtable

Advertisements

January 15, 2010

李祖喬、黃宇軒︰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28 am
Tags: ,

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_________________

黃宇軒︰全世界的攔路者,團結起來!
李祖喬︰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_________________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 新時間觀念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 「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 「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 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 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 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 「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 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December 13, 2009

黃宇軒: 2009哥本哈根現場﹕對哥本哈根峰會不必 不應 太認真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2:20 am
Tags:

千禧將過十年,有論者選出《華氏九一一》和《絕望真相》為最能代表這個十年的電影。若新世紀以恐懼主義揭幕,

難怪在這十年行將結束時,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會那樣強烈地牽動人心。

近日在報章我們總是讀到「這是人類的最後機會」,「挽救文明就看這次」之類的號召,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踏進新世紀,

在下個十年開始前,人們對重新掌控自身命運的希望﹕末日的危言,是時候被解決問題的決心取代。

然而,筆者希望在此指出科學家、政客與傳媒合力營造的想像是錯置(misplaced)的,

我們對會議的極大期望,恰好就是氣候變化無法「被解決」的核心原因。

在解釋這個立場前,必須先說清楚,現在流行對氣候峰會持懷疑態度的還有兩種,分別是對科學證據的質疑和左翼反資本主義與官僚的立場。但筆者並不打算在此闡述這兩種懷疑態度,反而想問的是,氣候變化真是個可以「坐低傾掂佢、解決佢」的問題嗎?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對氣候治理(governance)的期望,對科學知識與政治行動兩者關係的理解合理嗎?

美麗的誤會﹕氣候是要管的

認為出現了世界性的共通問題,就要用全球各個民族國家共同參與多邊(multilateral)會談才能解決的美麗誤會,始自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四十六個國家政府共同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及後共一百九十一個國家認可,管治和限制破壞臭氧層的氣體排放。蒙特利爾議定書的成功,為氣候治理開下先河,主權國家間多邊商談條約,利用全球單一體制(single global regime)解決問題,成了典範。《京都議定書》直接受這種思維影響,而刻下進行的峰會也是跟從這種「智慧」,可以說,this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何京都議定書歷經至今十七年的失敗,讓世人那樣沮喪;而這次會議又為何聚焦了那樣極端的期望。但簡言之,今次會議不過是要讓垂死的京都議定書重生。

問題是,氣候管治是否就只有這種由上而下,由條約支配一切(overarching)的方法?我們對哥本哈根峰會的期望,反映的是一種層級式的生活方式(hierachist way of life),問題出現了,人們就指望國家、市場和條約帶來通盤性的解決方法,利用主權國家的力量達到排減目標,動員個別國家的公民。愈來愈多的非國家個體,已發現相信這種層級確是太傻太天真,全球形形式式的公民行動試圖身體力行,解釋「行動」和「管治」絕非單是國家、聯合國、大企業等的責任。全球合力管治全球氣候,其實是人類從未嘗試過的任務,多年來由上而下的實驗失敗,指向的是我們應從新認識所謂管治,該如何開展。將無限大的期望放在哥本哈根,是繼續具野心地走一條錯誤的路。公共政策研究學者Verweij和Thompson告訴我們,氣候變化是個clumsy的問題,需要clumsy的應對方法。全球單一體制的治理,是太過elegant了。

為何氣候變化那麼clumsy?

科學知識生產與政治行動從來都不是,也不應是直線的關係,科學學界對人為氣候變化有強大共識,不代表國家回應的行動也要有同樣大的共識。今天「各國要通力合作」的圖像,就是由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家多年共同倡議的。科學與政治糾結複雜是必然現實,看似顯淺,但這不是被廣泛接受的。愈來愈多對氣候治理失望的人,將矛頭指向科學「證據」,指科學研究結果和「事實」應更廣泛傳播,而且只要減低研究的不確定性,就能讓所有人相信,所有人相信就能在會議中解決問題﹕這就是了IPCC(中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一九八八年建立)與當下哥本哈根峰會邂逅的背景。然而,今天人們提到氣候變化時,指涉的已不可能僅僅是有關氣候的物理現象,而必同時在調動(mobilize)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想像和個人信念。科學表面上的肯定和清晰,也讓我們對政治的肯定和清晰有了無法被滿足的期盼,但科學從來都不教曉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尤其在最不確定的氣候科學領域上。政策和治理,無法忽略這些元素。

這也就是是氣候變化問題clumsy的原因,發展至今,它已不像臭氧層問題般簡單。愈來愈多類型的問題已被牽扯進氣候變化的分歧中,發展、饑荒、能源、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權利等,參與談判的國家與非國家個體各有關注,相信他們可以合寫一本通書,一個時間表,讓全球每個國家遵從同一條約二三十年令地球停止增溫攝氏兩度,是何其荒謬?在科學模型中顯現出的單一氣候問題,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與涉及的參與者何其多元、斷裂與複雜?用氣候政策研究者Mike Hulme的說法,必須開始理解我們就氣候變化的萬般分歧,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分歧。而面對氣候變化也要放棄通盤性由上而下的治理,轉向多重尺度層級,多種方法,不同的應對。例如,改變熱帶雨林的治理形式、對能源的重新檢視、受氣候問題啟發的原住民權利運動等,都是不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這些討論與行動已在各個領域開展,它們加起來非常clumsy,但卻比起遮蓋它們的氣候會議更能應對clumsy的climate change。

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說,氣候變化不可能只是個自然現象,它也是個被調動的觀念,讓我們重思人類生活的每個環節。觀念不能被解決,卻是可被使用的資源,尤其被用來在不同領域上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哥本哈根峰會開始前夕,氣候研究權威James Hansen指他希望峰會最終拉倒,因為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就如「林肯面對奴隸制和邱吉爾面對法西斯」一般,是不能談妥協的。言下之意,即這些問題都必須一下子解決。筆者同意會議失敗可能反而讓我們認清氣候問題的本質,但卻無法同意他的立論;哥本哈根峰會象徵和實踐的,就是「一下子」解決問題的決心,然而奴隸制與法西斯並不像氣候變化,後者牽涉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共處。認為讓全球最有權力的人坐下來就能「傾掂佢」,就能一下子克服自然,實在是在自然面前最大的傲慢。難道,這不就恰恰是人為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

氣象學家Hendrik Tennekes說他時常被諸如「管理我們的環境」、「穩定我們的氣候」這些字詞所暗含的狂妄、自負與傲慢所嚇怕,「當我們聲稱我們可以管理這個星球時,我們以為自己是誰?」這裏指向的不是將人為氣候變化視若無睹,或以犬儒的態度面對複雜和看似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相對於會議把氣候變化鎖定於「問題——解決」的框架中,我們更應視氣候變化(作為同時有物理、文化、政治意涵的一個觀念)視為一種思想和想像的資源,借此重新應對和檢視一籃子的行為、政策和意識形態。這些由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踐,已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如Climate Justice Action、Rising Tide等開始,在世界各地倡議另一種面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這些人,現在也在哥本哈根會議的會場外。人類注定要不斷透過改造自然來棲居於這星球,氣候變化不過提醒我們,學習與自然共處,在千禧年過後我們才開始起步。「問題——解決」的框架只會製造更多的失望和更大的怪物,會議和條約之外,科學家們已在研究不斷發射化學物到大氣來「穩定氣候」的可能﹕所謂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絕不是「人類挽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氣候變化也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至少,從會議為這個詞語安放的意義來說,它不是。

延伸閱讀﹕

Hulme, M. (2009),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rweij, M. & Thompson, M. (eds) (2006) Clumsy Solutions for a Complex World: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lur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November 8, 2009

黃宇軒: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3:02 am
Tags:
【明 報專訊】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 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 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於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 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 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衝,進入失業大 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然 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 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 的一代」(G赌n赌ration Pr赌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 爆發於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 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 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 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 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覑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 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

讓人意外的 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 (Guy Debord)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 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 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籲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拘捕和起訴 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 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 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 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於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 言?

圍禮賓府 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眾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 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係政府搞出鈬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 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 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 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 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覑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 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 遙遙呼應覑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 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 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 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延伸閱讀

《將臨的起義》全文

http://tarnac9.wordpress.com/texts/the-coming-insurrection/

文 黃宇軒

美術:沛

封面圖﹕楊智恆

Blog at 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