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December 7, 2009

許寶強﹕政改論述如何「教壞細路」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6: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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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通識科的其中一個課程目標,是希望孕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使他們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通識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年,頁4-5)。對左右香港未來發展的政改毫無興趣、漠不關心、消極被動,自然說不上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也難算是「盡責認真的公民」;習慣於接受和使用空洞的修辭,甚至以政治化妝術取代實際的分析,恐怕亦離「正面的價值觀」甚遠,也無法真正有助學生認識「社會、國家和世界」。政府(教育局)對通識科師生的要求,理應同樣適合應用於政府自己身上。不過,官方推銷政改諮詢方案的論述,卻似乎與其推動的教改目標自相違背。

有論者認為,近日成為了傳媒焦點的「5區總辭」,將會令公眾「失去切實討論『2012中途方案』的興趣」。這說法對了一半,錯了一半。對的是﹕公眾確實「失去切實討論」政改諮詢方案的興趣;錯的則是﹕興趣的喪失,其實在「5區總辭」成為了傳媒焦點之前就早已出現。換句話說,造成公眾對諮詢方案反應冷漠的原因,並非是泛民的「反」或「內訌」,而是政府推銷方案的論述,在有意或無意之間,消滅了公眾「切實討論」的興趣。

當空洞的修辭碰上嚴峻的現實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這官方文件宣稱,將「抱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邁向普選」,並會「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對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不過,政府在有關政改的具體建議和公共論述中,卻往往發放出與「最大誠意」和「開放態度」相反的信息,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是否真心推動民主的普遍不信任。

在政府(包括一些親政府的聲音)推銷其「2012中途方案」的論述中,有幾個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平衡利益」。這些關鍵詞,不僅意義含混,內容空洞,更重要的是:它們所指向的,正好跟香港近年的現實環境嚴重脫節。以這些措辭推銷政改,除了令人難以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和「開放」外,更可能產生與文首提及的教改目標相反的效果──「教壞學生」。

不論政府提出「務實理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和「平衡利益」存什意圖,這些空洞含混的論述所產生的效果,除了是維持現有向特權傾斜、繼續貧富分化的不民主政治制度(例如功能團體選舉)以外,還同時混淆了公眾(甚或政府官員自身)的思想。把功能團體說成是「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和可以「平衡(社會)利益」,或指普選只含「普及」而不包「平等」之意,以至於出現「只要所有人有兩票,都是公平、平等」的詭辯,維護的,自然是功能團體所代表的特權利益。

這樣的政改論述,與香港的社會現,存在極大的差距。當年輕的醫生律師,而非僅僅是低收入階層,也感受到社會的兩極分化、政策不公;當掌控土地、金融資源的特權階層正愈來愈貪得無厭,盡力擠掉低收入社群可以享用的最後資源;當勝者全取、機會不均令年輕一代難以就業、「條氣唔順」時,提出「整體利益、社會穩定」的說法,宣稱在實質上支撐不平等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功能組別選舉」能夠「平衡利益」和讓社會「均衡參與」,自然難以令人相信這叫「理性務實」。正是在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團體等維護特權的政治結構下,香港社會見證了過去10多年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利益不平衡和參與不均衡的格局進一步加劇,這不是很明顯嗎?以這種在實質上鞏固特權政治制度的空洞措辭,來推銷政改方案,想獲得大多數市民的信任,自然是緣木求魚。

更壞的是,這種含糊空洞的政改論述,不僅支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走向,令香港深陷矛盾積累的危險境地,還同時散發「教壞細路」的文化效果。一方面,公關的措辭,往往把與事實不符的語言,打扮成漂亮的說話,而非針對實質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只會加強學生在辯論比賽、「上莊」諮詢中都曾見識過的詭辯伎倆,離「切實討論」愈來愈遠;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公關措辭與我們經歷的日常生活嚴重脫節,但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恃強凌弱下,缺乏政治權利和實力的老百姓,很多時只能無奈接受,產生的效果,是強化了社會上的犬儒認命心態,變得像前蘇聯式社會主義一樣:儘管大眾都知道《真理報》沒有什麼真理,《人民日報》不怎樣為人民發聲,但正如齊澤克所說,我們都知道正跟循虛幻,但仍然這樣過活。

我們改變的世界

將是孩子們的未來

面對這樣的政改論述,任教通識科的教師,倘若仍然想讓學生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盡責認真的公民」,還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我們應抗拒使用言詞空泛的政改論述,澄清能真正有助學生「切實討論」的概念,例如指出「所有人有兩票」,並不一定「公平、平等」,因為當有些人的一票可能比另一些人的一票分量較重,就像現有的功能組別選舉中,保險和金融界別的選民數目只有100多人,但卻可分別推舉出一位立法會議員,另一些界別則需上萬選票才得一議席,「所有人有兩票」等同「公平、平等」便是空話。又例如告訴學生,投票率只有30%的區議會選舉,不可能像政改諮詢文件所說,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選出,而由民選區議員互選6席,並不一定代表民主內容增加,相反可能會造就一個小圈子的利益分結構。此外,也可以和學生一同認真地追問「理性務實」、「循序漸進」的真義:不知道「漸進」的清楚目的地(例如確實會在哪年有怎樣的普選),剩下的只是「循序」;缺乏「理性」地直面社會正嚴重兩極分化的勇氣,「務實」恐怕只會淪為維護特權的借口。

其次,針對政改論述所可能帶來的虛無認命心態,我們也可考慮介紹外國和歷史的政改經驗,讓學生在思考「普選」或「功能團體」時,可依據「切實」的材料,進行有認知意義的分析,尋找各種在官方論述中排拒了的政治希望。而更重要的,是在學校內避免重複那種「教壞細路」的言詞和實踐上的表裏不一,讓學生重拾對成人世界失去的信心。

September 28, 2009

許寶強﹕後金融海嘯的重建與廣深港高鐵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2: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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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人禍過後,自然需要重建。然而,「重建」往往同時意味「更新」。地震災區重蓋的住房,自然不應再是難以防震的「豆腐渣」工程;金融海嘯後重建的社會經濟系統,也需要排除會誘發衰退失業和破壞自然生態的因素。因此,在重建之時,我們需要首先釐清:什麼是造成香港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陷入「百年一遇」困局的「深層因素」?再校正遠景﹕我們希望重建/更新後的香港社會經濟,走往何方?

金融海嘯反映的深層困局

說金融海嘯已成過去,恐怕為時尚早。一年來,各國史無前例地投入了數以千億美元計的「救市」資金,但失業率仍然持續高企、經濟回升緩慢、美國的銀行倒閉浪潮還在延續,這種種象,說明了在可見的一段時間內,金融海嘯的幽靈仍在徘徊。如果過去一年的「救市」措施,只是為了暫解社會動盪的燃眉之急,那麼對「百年一遇」的危機的最適切紀念,恐怕是認真思考長遠的「災」後重建和更新。

海嘯或許來去短暫,但引發海嘯的深層結構,卻需時形成,自然也需時改造。金融海嘯的根本成因,源於過去30多年的全球資源分配不均,特別是資金財富的兩極分化,使佔全世界人口絕大比例的低收入社群的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導致以滿足大眾日常生活為目標的實物生產相對收縮,服侍少數掌控了大部分資金的高收入人口的市場則相對膨脹,造就了所謂的知識型或高附加價值服務行業的轉型。在資源分配嚴重失衡、大眾有效需求下降的狀下,資金缺乏實物投資的出路,只好日漸集中在金融房產領域炒作,預視了海嘯的來臨。

在股樓俱升、通脹重臨的年代,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社群的生活質素,不一定比置身於股市低開、樓價回落時更好。因此,金融海嘯帶來的真正問題,並不在於股市的忽然高低,或樓價的一時上落,而是在於觸發金融海嘯的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結構,以及過去鼓吹經濟快速增長和不斷消費的發展模式對自然生態、居住環境和社區文化所造成的破壞,如何實質地影響大部分市民日常生活的生計和質量。因此,後金融海嘯時代需要手重建的,必須同時是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和破壞生態的發展模式的更新改造。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應該依據哪些原則來重建(和更新)香港的社會經濟?在全球日益暖化、污染愈加嚴重的環境下,「生態保育」和「可持續性」自然是任何負責任的社會發展所必須依據的原則;在貧富兩極分化日趨激烈、社會穩定難以維持的局勢下,要求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合符「公平」和「公義」,同樣合情合理。如果「生態保育」、「可持續性」、「公平」和「公義」是構成香港未來願景的關鍵詞,那麼進一步澄清它們的意思,以引用於指導我們重建(和更新)的方向,毫無疑問是至關重要的工作。

廣深港高鐵為誰建造?

面對經濟衰退,不少政府都會借助大型基建項目,嘗試重建和更新社會的發展。然而,建造大型基建,是否都符合生態保育、可持續性和公平公義的原則?

以最近頗受爭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為例。支持興建的聲音指出,如果香港不建造高鐵,將難以與內地的各城市接軌,影響經濟的長遠發展,不僅會「落後於其他城市」,甚至會成為「孤島」。支持者又指出,高鐵比飛機和公路環保,且能創造就業。不過,反對者認為,高鐵建造成本過於昂貴,站頭地點也不方便,加上建造過程對自然生態和人文環境(例如逼遷菜園村)的破壞,帶出了是否一定需要建造高鐵的疑問。

如果我們不想停留於各打五十式的正反答案,也不想困囿於一般市民難以介入的技術性或可行性討論,便有需要把上述支持和反對的觀點,置放於具體的社會脈絡之中,根據上列的4項原則,分析和判斷它們的理據和局限。

倘若「生態保育」和「可持續性」並不是指那些極為「間中地」舉辦的「無膠袋日」、「無汽車日」、「便服日」,也不是引入了更為省油的汽車或發電設備,但同時又不斷(間接)鼓勵市民因價錢便宜而多用電力多作外遊,那麼興建高鐵便不能說完全符合長遠的生態保育和可持續性的原則。儘管火車在技術上或許比汽車、計程車、小巴以至巴士等陸上交通工具都較節省能源,但倘若乘客不多,又或製造了大量不太必要的消費,再加上在興建的過程和之後所產生的對自然生態的破壞,那麼稱高鐵為環保交通公具,是否合適?

再看看「公平」和「公義」這兩項原則。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華和副局長邱誠武分別指出,高鐵的好處包括將「一列列內地客送來香港參加展覽,見銀行家、律師、旅遊等」(《星島日報》,24/9/09.A06),「內地人可乘高鐵來港,使用醫療服務,商人亦可於本港替產品進行檢測認證」(《經濟日報》,24/9/09.A03);高鐵「日後的用家以國際旅客為主」(《大公報》,24/9/09.A08),而決定把總站設置於西九而非新界西的錦上路,為的是「方便大部分使用者,包括外國遊客」(《明報》,24/9/09.A14)。從這些說法,我們可以觀測政府推動高鐵的理據所蘊含的價值取向,以及他們對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的取態。

儘管政府或其他支持興建高鐵的論點,往往抬出「大部分港人」甚至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但上面引述的政府說法,卻「出賣」了「整體利益」的斷言。如果使用者主要為「國際旅客」,那麼高鐵明顯不是為方便大部分「港人」使用而建造;如果政府心目中的來港和出港旅客,主要是商人,又或是來港「參與展覽、見銀行家和律師並能付高昂醫療費用」的內地旅客,那麼因興建高鐵而受惠的階層,也不會是佔內地和香港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市民;而如果高鐵的興建主要是為了方便國際商人旅客、國內和香港高收入社群的流動,那麼政府所指的50年內因節省「市民」交通時間而獲得的800億元收益,受惠的也不會是鮮有機會使用票價相對昂貴的高鐵的普羅大眾;而人口數目遠比西九多的新界西北低收入社群,因總站不設在錦上路,也將減少他們使用高鐵的意欲。這種明顯向高收入社群傾斜的高鐵構想,是否還符合公平和公義的原則?

「基建」「發展」不是只有一種

支持興建高鐵的聲音,往往提出一些諸如「基建經常受阻,香港怎能發展?」又或「不建高鐵就難以融入國家」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假選項,但問題是,「基建」是否只有一種?「發展」就別無途徑?

政府說投資600億資金的高鐵將增加約一萬個就業機會,暫不論這估算是否過於樂觀,只需指出,如果把600億資金投往別的方向,例如擴建本地的單車網絡和小販專區,又或興建更多的公屋、大規模綠化城市、擴建社區醫療、全面推行小班教學,所創造的職位,未必就會比高鐵項目少。

擴建單車徑、小販區、行人道、公屋是否「基本建設」?重建農業廣植林木又是否「發展」?高鐵「不需轉車就能直接到北京」,自然有利商人「融入國家」,但居於菜園村天水圍的社群又如何?當社會大量的資源流入高鐵,協助少數富裕階層建立跨地樂園,是否也同時意味中港兩地大部分的低收入社群可享用的時間和空間資源正日漸減少,製造出真正與世隔絕的「孤島」?

因此,真正的問題和選擇,不是建造高鐵或支持「發展」與否,而是應該建造哪一類型的「基建」?或投放資源往哪一種「發展」?也就是問,「基建」和「發展」應該為誰的利益服務?在後金融海嘯年代,依據生態保育、可持續性、公平和公義等原則,認真回答這些根本的問題,才有可能為香港找出重建和更新的方向。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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