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January 10, 2010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2:58 pm
Tags: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Advertisements

December 7, 2009

香島裡的浮桴、浮桴上的羊祜──練乙錚

Filed under: Interview — by loong5 @ 6:14 am
Tags:

http://roundtable-meta.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468.html

訪問:李祖喬、甘文鋒、陶培康
筆錄:查斯特
攝影:盧日高

自我形容為「羊祜」的練乙錚,不是好欺的水魚,而是兼通「洋」「古」的觀察家。從數學到經濟學、從馬列到自由主義、從傳媒到建制,每一步都是帶著強烈主體意識的抉擇,也讓他練成了冷靜的眼光。
從數學到政論

M:你本身是個經濟學者,之前則讀數學。其實你是如何開始政治評論的生涯?

練:回到香港教書後,我定期寫了一些政策分析的文章,都刊登在《信報》。96年林行止先生突然找我,說總編輯沈鑑治先生退休,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報紙。當時我很愕然,但心想快要回歸,在新聞界應該會看到很多東西,於是便「拍心口」答應了。那時開始寫社評,和陳景祥輪流寫。做了兩年,就到了政府中央政策組。

M:那是首次面向公眾作評論嗎?

練:不是,70年代辦雜誌的時候也常常要寫。當然,對象和內容也不同,社評一定要緊貼時事。現在我只寫專欄,不用這樣了。可以寫自己喜歡的內容,可以站在後一點的位置,喜歡的題目又可以連續寫幾天。自由度和從前比較有些分別,但其實都差不多。立場不是即時想出來的,很多事情也有個大概的出發點。事情發生了,便把自己的出發點和大多數人的比較一下,從而知道如何分析事件,或者得到大約的方向。

M:你曾經進入政府工作的經驗,對你其後作評論有何影響?

練:我沒有太受政府的經驗影響。始終我已經幾十歲,那只是我其中一個經驗。如果是你們這樣年輕,到政府工作幾年,會對你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你們在其他方面的經驗較少。可是我的年紀較大,早年的經歷佔更大的比重,所以在政府的六年對我來說不是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也多了些想法,知道了政府的心態和做事的習慣,還有個別官員的作風。但我認為這些東西對我寫評論沒有甚麼幫助,因為我寫的評論不是從那個層次出發,而是著重事情的本身。

M:《浮桴記》中讓人看到了官場文化,而且是緊扣著制度和社會氛圍的。進入建制後,有否讓你看清楚香港的問題?

練: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你搞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政策),的確比較容易。這不需要太多學問、不用做那麼多研究,事情不用看得長遠,理論也沒有甚麼用途;如果要干擾市場、要推行很多政策、要做很多市場不會立刻做,或者根本不會做的事情,那麼便需要很多學問,要研究得十分清楚才可以做。但是,當時的董先生沒有這個班底,卻想做這樣的事,結果出現了落差。董先生其實是很多想法的人,正面來說是進取,負面來看可以說是干預,這當然見人見智,但總括來說董先生是進取的。

現在曾政府可能比較穩陣,也不會有大錯。單純用經濟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較適合香港社會。但一個領導人不能只看經濟,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不能太過「閃縮」。就好像政改,分兩步走沒有問題,這是循序漸進。但不能夠只看2012而不看2017,所以現在2012是空頭政改,不知為何物,真的估計不到。現在政府很多工作要講包裝。包裝本身不是不好,即使政策做得很好,也得包裝去讓人接受。但是如果拆開政策的包裝紙,發現是空無一物便不好。我看他在社會和政治政策這兩方面,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稍稍包裝便算;經濟政策反而還做得尚可。總體來說,他從經濟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做得不錯的。

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M:你曾說過不合官場,比較合適觀察人和評論人的身份。你認為這個身份對改變社會的力度有多大?

練:我想所有評論對任何政府都有壓力,問題是這些壓力對它的影響有多大。輿論壓力對民選政府的影響較大,如果社會上有相當人數的成熟看法是這樣的時候,你不可能違背很久。你可以一時試圖影響言論,但這不可能做得很久,否則便要下台,這是民主體制的遊戲法則。但是,香港的特首不是民選產生,當他面對輿論壓力,他不一定感受到,對他來說也沒有大影響。若壓力是來自大多數人,便可用公關手段化解,但實質上不用做些甚麼。因此,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香港有其好的地方,例如言論各方面比較上還是很自由,有一定程度的選舉,但其他方面很封閉,這是體制上的性質。體制不變的話,我的看法便不會變;政策便要逐個看了,有些好有些不好,一個政策出台後有好有不好,也要具體分析,我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這樣。

M:你現在的寫法,常常會引用一些古代經典。有沒有哪些特別影響你?

練:在我自己的認知過程當中,是有幾個很重要的影響、階段或者來源,比較重要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的傳統,然後就是馬列傳統,以及後來學的自由經濟理論。近年來比較多閱讀中國古代文化的書籍,那又是另一個傳統,然後夾雜著其他西方的傳統。這都是我自己醬缸的東西,一大堆都在影響我。我一直都在批判,但永遠批判不完,好像馬列主義,有些我認為說得對的,近年都接受了;天主教有些說法也是對的。但我不會在有事的時候,找一本聖經或馬列經典出來抄寫幾句放在文章。

我引用的目的,是拿一些資料去討論一個問題。好像前陣子我寫「寬容」,為甚麼我們這樣不寬容?我看看我們的傳統不是這樣。「有容乃大」是從《尚書》出來,這個概念是如何得來?我相信這不是古人空想出來,而是經過了幾百年的實踐才總結了出來的重要概念。寬容有這麼長的傳統,為甚麼現在會失去了呢?即使我們看西方也有這樣的傳統,古希臘的時候有一些,古羅馬的時候有一些,但到了中世紀便沒有了,很多東西因為基督教而solidify了。到了文藝復興、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時候,很多派別走了出來互相爭鬥,寬容便喪失了。後來啟蒙時期的時候,西方人又發現希臘民主制度很優秀,結果又重新發現寬容,從宗教、政治到社會逐步推廣這東西。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也有這個概念,但去到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或者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還未重新找回這東西,這方面我們要多做一點功夫。

M:你的文字風格是受誰影響的?

練:和我讀數學很有關係,特別是我們讀所謂的舊數。你們是讀新數的,不知甚麼是舊數。舊數很重要的一樣東西是幾何。幾何不是很實驗地去做,而是滿懷理論地去做,每一條題目也是要證明一些東西,所以條理要分明,邏輯要清楚,和文學的寫法是很不同的。我是受這樣的訓練的,所以寫出來的也是這樣,很難去修改,因為寫出來的東西無論是加或是減也是早已決定,不能修改結構,有時也會為此而光火。我的文章就是有這樣的特點,不像容易入口的醇酒,比較枯燥,邏輯性比較強。這是一個缺點,要改很不容易,畢竟已經老了。

談到影響我文字的人,我想或多或少也和70年代讀魯迅和《紅旗雜誌》的文章有關。有時我的語氣和用辭也受那個時代影響,例如「兩條腿走路」那些,很多都是從前中國政治家的術語。我是很自覺地不去看國內的現代文學,即那些文革小說,所謂社會寫實主義的寫法。因為我害怕被它影響,它們的文學無論正反,都十分激情。即使現在內地反對文革的文章,也繼承了這種詞組。我自己也有,這是不好的,所以也刻意地戒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看了一兩篇便沒有看了,因為色彩十分濃厚、情緒十分激動,用了很多度數很高的形容詞,我比較怕這些。我反而喜歡看老一輩的散文,好像周作人那些散文。西方的文學我便稍為看多一點,我常常說笑自己是「羊祜」,就是讀書讀「洋」的和「古」的,從文筆上來說,我比較怕新中國建國以來那一套,不是沒有好的,而是總體來說是比較怕。

有本德國書叫《Dog Years》(狗年月),跟了我二十年,是諾貝爾文學獎作者葛拉斯(Guenter Grass)寫的,談及一個猶太人的老朋友進了納粹,那本書寫得真的很好,比較我喜歡的高行健的《靈山》,它寫得更好;我也很喜歡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你看他那本《For Whom the Bell Tolls》(戰地鐘聲)。他有很強烈的道德意識,但又不是個道德主義者,化在生活、化在筆,可能影響了我的性格;《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也是一流,那是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社會主義時期的作品,道德力量很強。最後一個就是寫《雨王韓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的貝婁(Saul Bellow),我比較喜歡他的文字,是學院派。跟在社會打滾多年的打工仔史坦貝克不同,貝婁是一個學院派的猶太人。海明威則是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是一個記者,採訪過中國、參與過歐洲內戰、在歐洲、巴黎跟文人打滾過,他那杯酒滲雜著很多味道。這三個人我都很喜歡。

M:你怎樣看其他的評論人和新近冒起的一些青年評論文章?

練:有些是很好的,我也學不到。例如梁文道的文筆、學養,不是我的路數,想寫他的文章我是寫不到的。有些文風便不太好,我最怕的文章是「某某高人說」、「我和某些高人討論過,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們不會知道這些高人是誰,你希望讀者讀後怎樣?希望人家覺得很多人向你提供資料,很多權威在你後面讓你狐假虎威?或者想借著「高人」這字眼去推銷你自己的看法?這種文風我覺得是很惡劣的。你是一個評論者,我是看你的評論,常說你背後有個不知名、很大勢力的通天曉告訴我一些事情,這是不可取的。

我覺得評論家不一定是需要全面,其擅長的評論範圍可能是某一方面,這十分重要。我個人很佩服丁望先生的中國評論,資料很豐富。他是幾十年的中國專家,70年代我已經看他的文章,內容很充實而且資料豐富。他評論的時候是心平氣和的,他資料充足,不用凶神惡剎,你也要服了,所以越是凶神惡剎的文章便越是沒有料子;另外是吳康民先生。他有自己很強的黨國立場,但在一些問題上可以看到他是關心國家的和有想法的,而且能夠說出來。左派之中,我沒有見過第二個這樣的人,所以我是很佩服的;自己老闆便不說了,「香江第一健筆」大家都有目共睹。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或氣質,是好事。年輕人的衝勁比較強,我自嘆不如,但弱點是欠缺歷史感。另外,評論的獨立性很重要。有時看研究所署名的人,大概也會知道其立場是怎樣,不會知道這立場是他自己還是他上司叫他這樣寫,甚至兩樣也有。我對那些代表一個機構的文章不太感興趣,我喜歡看一個人自己是怎樣寫。

保持獨立性

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

M:有沒有特別的信念,是你寫時常常緊記的?

練:這次重拾筆桿的想法,是評論者與統治者應有平起平坐的態度。我不需要攻擊他們。當你攻擊的時候,已經意味他是比你高大的人,你才要攻擊他;若果你要恭維他呢?你也是矮他一截。唯一的方法是和他平起平坐:他有何不對的地方,我會很淺白地說出來,不轉彎抹角;有做得好的事情便稱讚他。換句話說我有一個基本立場,但我的基本立場和你做的事有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是不用我立即把我的立場擺出來的。

我是在讀者面前和領導人、統治者聊天。他是讀者之一,有時也是對話的主體。統治者包括香港和中國的統治者,在這兩種人之間你不能卑躬屈膝。有人說我很批判性,很少稱讚,這不準確。我讚的是他們的政策,例如中國取消農業稅,是二千多年的創舉,還有豁免農村學費,這是都是重要的好政策,我便稱讚;但對政策上的錯誤和體制上的性質,我覺得有問題便會很批判。我留意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知識份子是不會稱讚政府的。你打開報紙,很多人稱讚政府,在維護政府,但我就是怎麼也想不出中國哪時出過類似的人。無錯,你可以很賣力地為政府做事,例如岳飛;但他們在寫文章的時候,上書給意見是「這樣不行,應該如何」。當然有一兩句是「皇恩浩蕩」,但那是姿勢,你接著看往後的內容,全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對的心態。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就在那兒,講說話不是要體諒他。這個「體諒」現在很利害,很多人說中國政府很多問題,我們要體諒他。我不是說我不體諒政府,而是我不會說出來,體諒不是我的責任。

政府可能不理會,但他們身邊的人聽到可能會,因為我是在讀者面前和政府聊天,作用未必是這麼直接。所以,不只是和政府平起平坐,而是和一切的國家機器的大人物平起平坐。我不會因為你是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而客氣地說話。當然,我們也可能會錯,所以不能夠很具攻擊性,否則具攻擊性而又錯了,人家便很冤枉了。因此,評論的時候也要有容人的雅量,你指出人家的錯處,除非你是理據很充分。你有一分的證據便說一分的話,有九分證據便口硬一點。但始終沒有人能肯定自己是百分之一百正確,所以有時要留有餘地。這不是給你面子、忌你三分,而是我也不一定全對,給你一個機會,若你有更充份的證據,我可能便要退後了。

我不和大人物聊天的,很多時候有大人物找我談我也不理會,代價便是我不知道一些內幕消息,但我不喜歡內幕消息,為甚麼人家不知道而我可以知道?當然,有些不能放上桌也是真的,但我不會想受其影響。可能那些大人物是好人,但他們有任務在身又不能告訴你,於是跟你聊天便有目的了。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我不想這樣,所以寧願不要內幕消息。如果要影響我的獨立性,我寧可選擇知少一點。

練乙錚推介作者及雜誌:
沒有。我看評論的時候,刻意很快地去看作者的觀點,忘記作者。這種抗拒性也讓我善忘,更加記不起值得推薦的雜誌和作者。

December 2, 2009

練乙錚: 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更保守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4:06 am
Tags:

這個專欄到今天剛好寫了兩年,筆者趁此機會告訴大家:我不久便會擱筆。十月底《信報》董事會邀我談下年度合約事,我婉拒了公司的美意,只答應「多坐一會」,至政改諮詢告一段落便離開。讀者記得,我在○七年十二月本欄首天見報當日這樣寫:「我頭一次參加《信報》,是在九七回歸、香港作歷史性過渡之際;這一次,則是在報紙本身物權轉移之時。這似乎命定我是一個『過渡人』。」這是我當時便準備好的一句「伏筆」,公司一直明白。兩年來,《信報》在新管理層領導之下運作暢順,已進入穩定發展而無後顧之憂之階段,我給自己的任務也大體上完成,可以抽身,重拾暫時放下了的私事和興趣。明年初哪一天劃句號還說不定,但不會太久。之後,遇有要事發生,若我力所能及,仍會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為《信報》撰稿,那是沒有問題的。
 
言歸政事。政改諮詢文件發表兩周以來,當權派在兩個要點上轉調再轉調,比較罕見,筆者試分析其原因及涵義。兩個要點,分別是現階段「循序漸進」的必要性及《基本法》所言「普選」的定義。第一次轉調,包括否定「由現在起至2017 / 2020年雙普選日期之間,政改必須遂步前行,不可一蹴而就」的一貫說法,改為「2012 / 2016不作為,2017 / 2020亦可一步到位」;以及提出「普選定義不按聯國公約原則(普遍、平等),而由中央政府決定」,一反此前特區政府及港人一般理解。第二次轉調,則是從這些新說法扭向原來立場。筆者認為,這些都是當權派中兩股不同力量之間利益和步調不一致的結果。
 
當權派包含「北京路線」及「本地既得利益集團」,二者有共通也有分歧。北京路線首重港制中人政治正確,其次是管治良好、經濟繁盛、社會和諧。本地既得利益的終極關懷則是赤裸裸自身利益,其他次要關注(不一定壞),都是為此終極目的服務;人們記得,既得利益為了表示政治正確,曾經不費吹灰之力調整愛國立場,是以九七前是殖民政權擁躉,九七臨近及後則成為「阿爺」座上客。目下政改爭拗中心點是功能界別,兩股力量於此有交集,都要利用功能界別及與之共生的立會分組點票規則。北京以此體制安排保證立會政治正確,不會通過譴責六四屠城之類的決議。本地既得利益則靠商界議席與重商政府配合,盡量保證所有政策及立法內容首先對商界有利;故功能界別體制,是這些利益集團「經濟基礎」的最重要「上層建築」。對北京而言,功能界別理論上可以替代;對本地既得利益而言,取消功能界別中的商界議席,無異一場「流血」革命。但是,二者利用功能界別的成本或代價,卻明顯不同。功能界別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免費政治午餐,幾乎沒有成本可言,那些「幾點不露」的議員,連時間成本也泰半省卻。但是,保存這些議席,必引起不少社會矛盾和市民對特權的愈發不滿,這些沉重代價,都由北京「埋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存廢,盡繫於北京的一念之差。按此利害唯物分析,不難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功能界別存廢,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路線更保守!
 
對既得利益團集而言,政制最好原地踏步:現階段取消「循序漸進」原則,並設法在政改方案「加辣」,最有利把民主派推向否決的陷阱而正中其下懷;然後,到了2017 / 2020,則可利用「社會對政改意見分歧太大」而繼續阻擋民主進程。到時,人大常委○七年承諾變成廢紙一張,雙普選不兌現的責任和社會代價,便都由北京和民主派承擔。利益集團享盡好處,卻硬要北京背負「假承諾」罪名,「阿爺」怎會願意?因此,近日重新強調二○一二年要有所作為,必是北京路線發功。
 
由於現存功能界別不符普選要求的「普及」和「平等」二原則,故要永遠保留界別議席,必先廢此二原則,能廢之者,唯有北京。於是,一面有人拋出「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說,一腳把球踢給北京,一面高調聲稱「基本法沒說最終不可有功能組別」,鞏固後防。顯然,這是本地既得利益挑起話題,把討論引向人大釋法,再一次要北京「埋單」。對此,北京當然不悅,要求變調,便不足為奇。
 
既得利益集團絕不喜歡政府及民建聯所提區議會方案,反對民主黨張文光方案,更不在話下,因為若將來此類方案擴大,定會壓縮或「溝淡」現存商界功能界別議席。然而,對北京路線而言,各種區議會方案及其未來擴大化,只要能保證立法會永遠「政治正確」,都「有得傾」。這顯示北京和民主派之間可有交集,雙方應積極在此點上尋求對話。

November 30, 2009

練乙錚: 雙劍合璧.引而不發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19 am
Tags:

立會功能界別議席是現階段特區政制改革中的最大絆腳石,不僅和《基本法》的最終普選要求相勃,更明顯與最起碼的選舉公平原則格格不入,絕大多數港人對此很有意見,但商界既得利益挾中央領導人以令特區政府一再頑抗民意,兩度在政改諮詢文件中力保此類議席,十分不得人心,間接損害港人心目中的中央政府形象。難道中共花數十年功力促成九七回歸、去殖民化,就是要讓港人「回歸」到這種以八十年代特權模式為基礎的永恒管治?這是中南海實權人物為了香港長治久安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基本法》要求政改循序漸進,故○五年至今,在野政黨提出過不少改革功能界別體制的中期方案,但一一遭政府反對、拒絕,曾蔭權實質上已成為特區最大反對派。面對民主、公民兩黨最近提出的功能界別改革建議,不知特首可持什麼理由繼續反對!

民主黨方案,本周三由張文光議員向特區政府提出,有實質意義,可以是一個通往「最終普選」的過渡安排。方案大意是,二○一二屆立會可有一共六個區議會議席,由直選產生的區議員提名,再由全港所有三百多萬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具體做法,可以是十八個區議會每三個為一組,由所屬選民投票產生一個議席;二○一六屆立會可再增加若干這類議席。建議中的議席產生辦法,符合「普遍」和「公平」的普選原則,亦不違反人大決定,因此可賴以最終實現立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民主黨提出的這個方案,若干方面還待補充,包括區議員提名之時所用機制和門檻,被提名權如何界定,此類議席進一步增加之後採取何種選舉方式(是比例代表制還是簡單多數決)。

就其大處而言,這是一個區議員與選民「分工合作」的方案,其中最應注意之點,便是二者的角色比重,而調校此比重的最重要工具便是門檻。門檻過高,整個設計便變成「區議會主導」,遇上區議員所提名的參選人質素太差或太不適合港人胃口,三百多萬選民可能連否決權也沒有,比「行政主導」之下的立法會更弱勢,絕對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狀況。為免有此嚴重缺陷,一方面提名門檻要夠低,另一方面還應適當規定候選人在選舉中必須得到某一最低合格得票數才能當選。這兩個保險機制的作用不同︰降低門檻,有利保證選民「真正有得揀」、候選人名單不致被區議會或當中某派別壟斷;規定最低合格得票數,則可讓選民掌握否決權,即以投棄權票否決某個或全部由區議員提名的候選人。

不過,民主黨此提議,如果單純倚靠增加立會議席總數提供此類立會議席,便不能逐步壓縮現存功能界別,因此有必要與公民黨的提議「雙劍合璧」。

公民黨的建議,是逐步合併若干最不民主的功能界別。如此騰出的席位,可部分用於設置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議席。若這種合併於二○一二年起進行,則該年的新增區議會議席,不必止於五個。大家如果看看現時功能組別名單,若以類別分,亦可發覺不少合併空間。例如:鄉議局可與漁農界合併;金融、金融服務、保險,可三合一;工程、地產及建造、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可三合一;旅遊、飲食、批發及零售,可三合一;紡織製衣、進出口、航運交通,亦可三合一;工業一、工業二、商業一、商業二,更可四合一。這樣合併,可騰出十二席。如此,二○一二和二○一六屆立會便可設置更多民主黨提出的那種區議會議席,真正做到循序漸進,增加民主成分,趨近普選。

當然,要讓政府採納這個「雙劍合璧」方案,兩黨要一起合作積聚政治能量;最好的辦法,便是在「五區總辭」事上產生協議,同意行動,但暫時引而不發。民主黨下月十三日提交會員大會的議案,應該是一個「五區總辭」的條件參與議案:以不參與換取政府支持上述功能界別改革;若與政府談判失敗,才啟動「五區總辭」。民主黨與社民連之間,亦可以此作為彼此妥協、合作的談判基礎。泛民內部爭拗降溫,有助各方理性討論,從而得出統一行動方案,對整個社會有好處。

練乙錚:論「均衡參與」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13 am
Tags:

今天和大家談「均衡參與」,先從《基本法》條文着眼,再看這個概念後面的義理。
《基本法》及其兩個附件都沒有「均衡參與」這個詞。在正式法律條文中,我們看到的是「有廣泛代表性」這幾個字;北京的基本法學者一般認為這兩個提法的意義相通,對此筆者不持異議。○註 要注意的是,在《基本法》及附件中,所有述及普選的條款語句,都毫無例外不加「有廣泛代表性」這個形容詞;但是,在提及那些不是普選的過程或非由普選產生的機關之時,卻每每冠以這個詞。為何如此,十分清楚:普選本身有最完整的代表性,再加一筆便是畫蛇添足;只有在談到不是普選的東西時,為了保證某種意義和程度的「普遍」參與,才有必要加上「有廣泛代表性」這幾個字。
《基本法》四章一節四十五條說:「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個提名委員會因為是小圈子產生,故須規定是「有廣泛代表性的」。同法三節六十八條說:「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裏沒有提「廣泛代表性」,因為無此必要。
同樣,〈附件一〉講第二和第三屆行政長官具體產生辦法時這樣說:「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又提了「廣泛代表性」。但是,〈附件二〉講第二及第三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卻通篇沒有提「廣泛代表性」,因為直選議席不必提,而眾多功能組別及其他類別議席已經羅列,故「廣泛代表性」不提即等於是提了。
同樣,《基本法》附第一屆特區政府產生辦法的文件,也只是在講行政長官部分提到「廣泛代表性」,在講立法會部分卻沒有:「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全部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必須具有廣泛代表性…」這個四百人推選委員會就是負責選出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那個機關。
同樣,人大常委會二○○七年通過有關二○一七╱二○二○可有雙普選的決定,有關文件裏第四節這樣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之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第三節講立法會最終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也不用「廣泛代表性」這個詞。
由此可見,「廣泛代表性」這個概念,在正式法律文件裏,只用於規範各次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中包含的非由普選產生的機關;在論述立法會產生辦法特別是最終所有議席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之時,這個詞是從來不用的。在今年的政改討論裏,當權派強調,立會無論是中期方案還是終極方案,都要保留那些與選委會、推委會、提委會的代表性相同的(即「有廣泛代表性的」)功能組別,顯然是混淆了《基本法》及二○○七年人大決議中有關終極方案中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二者之間的清楚分野。
跟着談義理。
現代開放社會講機會均等。在經濟環節,達致機會均等的手段有兩個,其一是競爭場地公開,保證人人有參與的可能。其二是向社會上每一個人提供基本經濟生活條件,包括最起碼生活費及教育、醫療和居住資源,讓人人皆可有上進機會。不少人僅憑這些基本生活條件,便足以發家致富;任何人若認為上述基本生活條件不足夠,可憑自力給自己及家人提供更豐厚的生活條件(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不容許這點)。
然則開放社會政治上的機會均等又如何達致呢?也是靠兩個手段:其一是在政治的競爭場地裏讓人人有機會參與,即有機會投票,有機會參選和被選。其二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有同等基本政治生活條件:一人一票。二者合稱普選權。如果有人想享用更豐厚的政治資源,也是可以的,那便是通過正當手段累積政治能量,提出吸引的政治綱領,在公開公正的選舉中取得別人的支持;具體辦法很多,如搞宣傳、辦刊物、建智庫、成立政黨等。換句話說,普選就是政治機會均等;在此之上,任何人可合法地按自身能力和意願加碼,各顯神通。
誠然,上述意義的機會均等是理想狀況。社會從機會不均走向機會均等,過渡期間有所謂「轉型正義」。經濟上,這就是「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例如窮人子弟入大學可享大額助學金和較低分數線等。同理,在政治過渡期間,如果香港商界富裕階層人士認為,他們就算擁有走政治後門的能力,依然是「弱勢社群」的話,讓他們享受一點政治上的affirmation actions如功能組別等,也未嘗不可;但是,這種措施不可能永遠存在,即不應是政改終極方案中的一部分,而該有一個「落日條款」。在「落日」之前,享用這些措施的人必須設法自力更生,政治上學會自立。《基本法》原意是讓這些政治上的「弱勢社群」享用特權十年,因此只把各種政治特權保證到二○○七年,之後,這些「弱勢社群」便應自立,不應再吃免費政治午餐,政制向雙普選演化。現在,這個時限延後了,人大常委多給了十年至二○一七╱二○二○。但是,在過去十多年當中,這個「弱勢社群」一點也沒長進,像樣的智庫沒建成半個,有號召力的報紙沒有一份,那個代表他們的政黨更每下愈況。如此表現,社會還能不斷姑息嗎?他們要的「均衡參與」,說穿了,就是想把那些政治上的affirmative actions永久化。大多數香港人不要這個,北京也不應容許這個!
註:可參考○六年八月十六日《文匯報》載北大法學博士宋小莊文章〈如何理解基本法「均衡參與」的原則〉。

November 25, 2009

練乙錚: 中央政府還能怎樣解釋「普選」?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9:00 am
Tags:

港人政改爭拗,要點之一,便是何謂普選。

當權派頭痛之處,在於如何保留功能界別議席而仍然符合「普遍」和「平等」二原則。這個「頭痛」,是《基本法》規定的:六十八條講特區立法會須「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三十九條講香港特區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必須符合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此公約二十五條指明,公民有權「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且「選舉應是普遍的和平等的,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由此可見,除非當權派可以繞過《基本法》,否則「頭痛」不會消失。政治上並沒有方圓之術。

設想:泛民大不了輸掉立會否決權,當權派長驅直進,推出他們的二○一七、二○年「雙普選」方案,最終在立法會保留功能界別或全面代之以區議會議席。但是,泛民仍可要求司法覆核;除非到時「三權合作」了,不然當權派的終極方案過不了終審庭。

圖窮匕現,「老幹部」譚惠珠昨天終於道出最後一道板斧:「何謂普選由中央決定」。如常,對付終審庭的「核武選項」是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有此絕對權力,乃是不爭之實,但當權派連「普選」這樣一個簡單名詞也要勞駕人大常委會解釋,未免太不像話。如果北京要解釋此詞,該是在九七年回歸之前,而不應是在○七年人大常委嚴肅地宣布香港可於一七及二○年實行「普選」之後。一個嚴肅兮兮「說話算數」的國家,賜予小民的一件禮物,打開總不能只是一件性質待定的虛物罷?

假設有一天人大常委真的就「普選」一詞釋法,能釋出什麼內涵呢?大家不妨看看資料。《憲法》九十七條定義兩種各級人大選舉辦法:其一是直接選舉,用於縣級或以下的人大;其二是由下級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這種間選用於省級或以上人大。首先要注意的是,大陸用哪一種辦法選人大代表,視乎該人大組織的層級,低級的用直選,高級的用間選,不存在一個人大組織同時用兩種辦法產生代表的做法,故特區政府欲以「區議會方案」產生部分立會議席,並不符合國情,若人大透過釋法產生之,無疑是為了某種原因替香港「度身訂造」。另外要注意的,是《憲法》無「普選」字眼,較詳細的《選舉法》亦然;若人大要解釋「普選」一詞,雖視此詞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的一般用法。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五四年五月,全國第一次基層人民代表由直選產生,國內對這件大事的所有官方報道,用的都是「普選」這個詞。不僅如此,以後各屆基層人大直選,有關官方網站資料,都稱之為「普選」。這些資料多得很,信手拈來,在在證明大陸全國各地官方慣用語「普選」,指的就是地方基層人大五三年以來舉行的歷次直選。相反,如果是縣以上人大組織的間選,內地官方都是用「換屆選舉」或「選舉」等籠統稱謂,而不用「普選」一詞。因此,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替特區政府把「普選」一詞解釋為可涵蓋立會功能界別特別是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所提的那些間選辦法的話,則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釋法」,而是「創法」。如此替特區創法,人大常委不僅有越權之嫌,當權派便是「得直」,也因為吃相太壞,引起港人強烈反感。

然而,當權派及北京的眼光是長遠的。筆者設想,區議會方案(包括民建聯方案),幾乎是唯一可讓香港特區立會與大陸立法機構最終順利實現「兩制統一」的辦法。「統一」之後,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為香港最基層人大;由區議員投票產生的代表進入立法會,不僅取代功能界別議席,還最終取代現有立會直選議席(這個最遲二○四七年便可做到,因為到時《基本法》失效)。那樣全部由區議會間選產生立法會的做法,相當於省和直轄市的人大產生辦法。然後,再由如此產生的立會議員間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兩制」的立法體制便達至統一。這大概就是北京心目中的香港立會選舉「終極方案」。大家心寒否?

有趣的是,「普遍」和「平等」的普選,並非聯合國文件首創。共產主義第二國際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第一三四號文件〈關於普選權〉列明:「對於還沒有取得普選權的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為所有達到選舉年齡的人(不分種族性別)爭取普選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大會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這一鬥爭。」跟,第二國際一九○○年巴黎大會第一五一號文件〈為實現普選和直接立法而鬥爭〉列明:「選舉執政人員時,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投票,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及首要條件之一。大會號召沒有實行議會代表制的國家,以及議會制還是以其他某種原則為基礎的國家,開始為普選權而鬥爭,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不必侈談什麼築牢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銅牆鐵壁,人大如果還要解釋「普選」,只能如此解釋,否則便是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徹底背叛。

註:例如《江都新聞網》九月八日文章〈第一次普選:民主進程的開始之舉〉,《江蘇檢察網》○八年八月一日文章〈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巨大的普選〉,《中國人大》雜誌○五年第三期劉洪科文章〈永不逝去的足跡:山東省臨朐縣第一次普選(1953年)〉;見《福建省情資料庫》的〈福建省十次普選〉資料集,記有關五三至九二年的十次市級人大直選結果;又《吉林通化縣人民政府網》〈民政第一章:普選〉,記五三至八五年共九次市直選結果。

練乙錚: 反對普選的歷史原因和現在做法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8:58 am
Tags:

中共錯誤敵視議會道路和民主選舉特別是普選,有深刻歷史原因,今天先解釋一下。

昨文提到第二共產國際(1889-1916)的一些綱領性文件,清楚顯示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非常重視議會道路,強調「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投票,是政治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重要手段」,而且指出當時歐洲「爭取普選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還未實現普選的地方,社會主義政黨必須「開始為爭取普選權鬥爭,不到全部實現目的決不罷休」。

大家知道,年輕馬克思相信議會道路,並因此在第一國際中與無政府主義派不和,後來因為歐洲資產階級搞假民主,他的看法遂趨向悲觀,更多強調暴力革命;不過,經歷巴黎公社(1848)及觀察了英國憲章主義運動(1838-1850)取得的成績之後,他最後對議會道路和普選重新評價。馬克思去世之後,恩格斯晚年更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成績,深受鼓舞,不僅予以充分肯定,還因此認為,通過大規模罷工及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既無必要亦愈發不可能,暴力只應作為一種備用手段,或須在關鍵一刻產生作用(見一八九五年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再版導言)。

第一國際因為馬克思與較激進的無政府主義派分道揚鑣而解散,其後成立的第二國際,全面繼承恩格斯關於普選的觀點,只不過後來列寧領導的暴力革命在俄國成功奪權,由俄共領導的第三國際(1919-1943)遂反對議會道路。這個轉變,另有個人原因:當時第二國際的領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考茨基,認為俄國一九一七年經歷的,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因為當時的俄國工人階級還處於初步成長階段;若要強行搞社會主義,唯一辦法便是靠暴力奪權然後實施獨裁專政,但這個做法長遠來說對俄羅斯會是一場災難。考茨基這個判斷極有遠見,但列寧接受不了,反指暴力革命及其後由共產黨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勝者為王,此論點遂成「正統」。中共於一九二一年成立,當時俄共已執國際共運牛耳,考茨基被打成「叛徒」,議會道路和普選成為「毒草」;中共那時既是社會主義運動小學生,看法只能照搬蘇俄,敵視民主普選便由此起。

上述只是中共的一組歷史基因,和現時黨內一些保守派因為身處統治地位,成為既得利益者,按一己利害計算而敵視民主普選,是兩回事,但也清楚說明,左派反對議會道路,並指普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照搬,根本就是數典忘祖;一些本地左派為了幫助守護既得利益,不惜要求中央政府釋法,希望中央替「普選」下一些不知所謂的定義以阻港人爭取民主普選,更是喪失原則。

講了歷史觀點,現在把視線移回現實,再談政府二度提出的增加立會區議會議席方案(及民建聯版本)。昨文指出,若不斷增加此類議席,最遲於二○四七年《基本法》失效之時,香港立會體制便可變身,與區議會體制及經適當變更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機制一道,無縫融入中國大陸的人大體制,讓立法層面的「兩制」達致統一(所謂適當變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機制,指的是由立會成員間接選舉這些代表,取代現時中聯辦在此方面角色)。筆者不反對「兩制」最終統一,但假如上述做法便是中央政府對特區政改終極方案的完整構思,便有問題,因為這樣統一,最終是要通過凍結、壓縮乃至取消直選議席達成的。如此統一之日,香港只會有一層直選,即區議會直選(到時區議會或稱區人大);立法會(或稱市人大)將由區人大成員投票的間選產生;而香港全國人大代表亦由市人大間選產生。這是削足就履、倒退到一種低度民主的做法。

相反,若按現時泛民爭取取消功能界別、增加直選議席的方向改革,則最終「兩制」統一之時,香港會有兩層的地方人大直選、一層間選,總體民主程度較高,可作全國樣板。泛民眼長遠,不爭朝夕,或應是這個意思。

若朝這個「終極方案」走,北京必須首先逐步壓縮、取消傳統功能界別議席,這對現時的商界及自由黨而言,十分不利。那不僅僅是一些商界議席的喪失,而是反映北京不再願意無了期為香港的資產階級吃政治免費午餐「埋單」,既要背負支持既得利益的惡名,並得忍受現存體制之下產生的社會矛盾和政治不和諧。然而,北京不會把事做絕,一定留一手;政改諮詢文件中,故意不提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便可以是留給商界的一條靈活後路,特別如果政府最終採用民建聯版本。

誠然,中央政府以不斷擴大立會區議會議席作為政改終極方案的核心內容,只不過是筆者的一個「合理猜測」,不一定成真。事實上,設置立會區議會議席,也不符合普選的「普遍」和「平等」原則;就算是民建聯版本(開放該類議席候選人資格給全港公民),雖具備「普遍」性,卻因為此做法賦予區議員以超額政治比重而違反「平等」原則,故若成為終極方案的一部分,不符《基本法》。

練乙錚: 算算五區總辭的人均成本和政治代價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8:57 am
Tags:

今天和大家談談公投和變相公投。《基本法》三十九條列明港人有享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後者第二十五條甲款規定每個公民應有機會「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公投是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但港人目前無此權利,只能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表達一己政治或政策意見。不過,由於《基本法》六十二條和七十四條的規定,提出立法草案的權力屬於行政系統而不屬於立會議員(此所謂「行政主導」),故市民在某一議題上就算有相當清楚的多數意見,那些由他們「自由選擇的代表」也沒辦法替他們在立會發聲,把他們的意見寫成議案,通過議會程序變成法律。因此,在「沒有公投權利」及「行政主導」此二規定之下,特首的權力很大,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在政制民主化事上,政府一方面廣設路障,另一方面盡量拖延,忽視大多數市民的願望,故部分在野立會議員提出藉辭職和補選進行變相公投,的確合乎情理。當然,任何行動必有代價,如此搞變相公投,是否值得,須仔細分析。我們先看看金錢代價。

公投是人民向政府披露意願資訊的一個辦法,資訊有價,政府有所付出,是應該的。據特區政府計算,「五區總辭」引致的補選,公帑開支約為一點五億元。假定這個銀碼正確,這個變相公投是否太昂貴呢?回答這個問題,可先參考外國的一些經驗:(一)去年四月,英國司法部就一位公民的提問作答,透露政府每主辦一次與歐盟有關的公投,總開支約為十一億英鎊。英國人口六千萬,所以辦一次公投的人均公帑成本是一點八英鎊,折合二十四港元。(二)九九年,澳洲舉行全民公投,議題有兩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澳洲應否更改政制,變成一個共和國,由一位國會委任的總統領導。結果兩個議題都沒有通過。那次公投的公帑支出是六千六百八十萬澳元,約為九八年議會換屆選舉總開支的三分之二。當年澳洲人口一千九百萬,故是次公投人均公帑成本為三點五澳元;若以一澳元兌六港元折算,人均成本為二十一港元。(三)加拿大卑斯省民間組織Canadians For Direct Democracy的一份九七年文件指出,該省主辦一次公投,公帑成本約為一千八百萬加元。卑斯省九七年人口為四百萬,故公投人均公帑成本為四點五加元,折港幣二十七元左右。

(四)今年十月,紐西蘭政府決定於二○一一年及二○一四年就選舉規則應否重訂(從比例代表制改回九三年之前的簡單多數制)舉行兩次公投,每次的公帑開支約為二千三百萬紐元。紐國人口四百萬,故每次公投的人均公帑成本為五點七五港元,折合港幣二十五元左右。 這個銀碼比較高;如果議題簡單,政府不必多費唇舌解釋的話,成本低得多。○七年,紐國通過法案禁止家長體罰小孩,但家長有意見;今年八月,紐國搞的全民「打屁股公投」,以八二之比把該法推翻,公帑總開支僅為九百萬紐元,人均成本二點二五紐元,即港幣十元左右。現作一批較:香港若搞「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政府總開支為一點五億港元,香港人口七百萬,故人均成本為二十一元四角。這個銀碼,與西方國家幾乎一樣,只比上述最便宜的紐國「打屁股公投」貴。值不值得呢?筆者認為,議題重要,相當值得。上述西方國家的公投,有的議題十分重要,如英國有關歐盟、澳洲有關政體、紐西蘭有關選舉規則等公投,公民花二十多港元,即一個飯盒的價格,便可把自己的重要意見告訴政府。有些公投,如加拿大卑斯省有關搜獵棕熊、紐國有關打小孩子屁股的公投,港人看來也許不那麼重要,懷疑是否物有所值,但當地人的看法不一定如此。

金錢代價之外,當然還有各黨派的政治代價,後者如何精算,筆者不是專家,難以置喙,但想提出一個分析,供有關人士參考。近日當權派一反前說,指政改若於二○一二無所作為,二○一七╱二○二○仍可雙普選。立場如此急轉彎,後面的謀略是什麼?政府拋出「有毒」方案,迫在野派否決,今年如是,二○一六年立會改選之前再提更毒方案,亦當如是。若選民為要民主,不惜飲鴆止渴,怪責在野派多次否決政府方案而離棄之,則在野派在二○一六年的立會選舉可能失去關鍵幾席;當權派一旦取得三分之二大多數,便可按新說法不必「循序漸進」,快刀斬亂麻極速通過他們的「假普選」方案,立即於一七╱二○年實施,在野派萬劫不服。換句話說,就算在野派不作「五區總辭」,只是不斷堅持「真普選」原則,二○一六年那一局也可能難以保住關鍵二十席少數而在政改事上全輸。筆者認為這便是當權派忽然不再要求「循序漸進」的要害底因。如此,對在野派而言,「橫輸掂輸」,不如「五區總辭」;若更能爭得市民明白議題之重要而人均公帑成本甚低,說不定還有絕地餘生之機。

註:見○八年四月一日英國司法部Nnenna Orji題為〈Cost of a National Referendum〉的回信,網上可看到;見澳洲選舉事務公署(AEC)文件〈Cost of Elections & Referendums 1901-Present〉;見Otago Daily News ○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題為〈Costly MMP Referendum Has Support〉的報道;見澳洲ABC電台網頁今年七月十日題為〈NZ referendum to decide child discipline law〉的報道。

November 21, 2009

練乙錚:跛腳鴨.耍盲雞.區議院.自由黨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5:20 am
Tags:

周末,東拉西扯續談政改。
(一)
早有定見的北京中央政府不准諮詢二○一七及後的政改終極方案,特區政府當然不敢輕舉妄動,但幾位主事官員,除了曾特首因之未能「玩鋪勁」而得了罵名,其餘的損失不大,反倒落得輕鬆,新的諮詢文件按上意翻叮便了事。有論者指特區政府因此淪為跛腳鴨——無權主導二○一二年之後的事也;其實,在政改事上,特區政府從來就沒有什麼權力。筆者估計,政改諮詢如此無原則地「斬件」操作,對政府最大影響,是進一步削弱政務官士氣。原本還有點心意把諮詢工作做好的官員,發覺「諮詢」說穿了不過是在民主路上多設幾個路障多建幾座迷宮的假諮詢,那還談什麼熱忱和責任心呢?AO治港之調不彈久矣,往後更可完全收起,政務官當撞鐘和尚算了。
(二)
當道者玩文字遊戲愚弄民眾,筆者昨天舉了一例︰「均衡參與」,指的原來是向少數既得利益階級輸送政治特權;今天再舉一例︰「循序漸進」。這個一時必要、一時不必的「原則」,十分撲朔迷離。在學校,老師教學先訂明確目的,朝着目的按學生理解能力和課題本身內在邏輯,有板有眼逐步讓學生掌握學習材料,就是通常意義的循序漸進。但現時政改不許談目的,整件事因此變成一場「耍盲雞」—他在明、你在暗,他目的明確揮洒自如、你撞撞跌跌暈頭轉向,然後他告訴大家這便是「循序漸進」。哪一天,盲雞耍完了,大家睜開眼,發覺是個天仙局,才明白當初為什麼不讓大家知道終極目的。七十年代港英壓抑談論政治,在大學搞國是學會的同學有一句話︰真理愈辯愈明。記得這句話的人,沒想到回歸之後,當道竟與港英看齊,港人治港當家作主竟是着大家耍盲雞去。
(三)
因此,在野派要求當局答應在諮詢過程中一併討論路線圖或終極方案,以之作為就二○一二安排討價還價的先決條件,完全有理。港人在考慮自身政治前途的關鍵時刻,難道沒有不被耍盲雞的權利嗎?不過,掌權者老神在在,港人被耍,幾成定局,現在只能從諮詢文件字裏行間推測「阿爺」的終極方案輪廓。政府既已承認「現有的」功能界別議席不符「普及」和「平等」原則,此類議席退出歷史舞台,實屬必然;另一方面,政府對「區議會方案」情有獨鍾,四年推出兩次,大手增加立會區議會議席,若然過關,二○一六肯定還要加碼。筆者估計,區議會議席最終將全面取代立會功能界別而與直選部分平起平坐,結果搞成「有中國特色」的兩院制。所謂「中國特色」,指的是此「區議院」的產生辦法,等同大陸的人民代表大會──基層直選選出的代表互選進入上層(詳見十日絀文〈區議員升呢立會變人大……〉)。把這種互選當作普選以滿足《基本法》要求,當局真要多費點唇舌(唐司長說了一大堆,還差得遠)。此做法的好處是便於操控,內地六十年人大經驗已清楚證明;中央政府在港照板煮碗,駕輕就熟。左派只要在區議會層次發揮其傳統優勢做好說服群眾的工作,再加上源源不絕的「蛇宴」資源,必可執區議會選舉的牛耳。
(四)
屆時,自由黨何止積弱,簡直是到了政治死期。此黨不思振作,除了個別黨員靠特殊關係當上高官或佔據重要公職,其餘只是吃港英時代老本靠幾個功能界別議席苟延殘喘。最近當局翻叮區議會方案,該黨領導竟因為政府準備把委任區議員排除在互選立會議席遊戲之外而替之鳴「不平」,然後馬上向政府保證,最終會投票支持。此輩如此「逆來順受」,在在反映對政治特權之無限眷戀,試問何可贏得一般選民尊重?七、八十年代,香港青年多視白手興家第一代富豪為英雄並以之為榜樣,但近十多年,社會上卻出現普遍仇富心理;有此轉變,原因複雜,但「富貴黨」眷戀特權,象徵香港富人除了坐擁連城財富,還安享免費政治午餐,無疑大大加重上述仇富心理。此黨若執迷不誤,不能內自省但知怨「天」尤「人」,必在功能界別最終廢止、區議會議席全面替興之日走進歷史;留給港人的一點美好回憶,便只是那二十三條一役中的棄暗投明。

November 10, 2009

練乙錚: 區議員升呢立會變人大 自由黨積弱香港難民主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5:52 am
Tags:
因 家事久未露面的陳方安生本周「復出」,筆者十分高興;一個有深厚管治經驗而無強大特殊利益纏身的前高官投身本地政治,雖會令不少政敵不快,卻是千金難買。 就近日民建聯翻叮「○五方案」,陳太以「立會不宜區議會化」反對之,一語中的;橘逾淮則枳,把區議會的功能無原則地延伸至立法會,有違政治科學的理性設計 原則。茲事體大,筆者近日也論述過,今天再補一筆。
「○ 五方案」中的區議會部分,建議由區議員彼此互選六人出任立會功能界別議員;六席之中,一席為現有,五席為新設。政府及保皇派以此當作增量民主,推介給市 民,是很大的錯誤。方案把一部分區議員「升呢」為立會議員,其實是把大陸的人大體制移植香港,在香港發展有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眾所周知,人大體 制分直選和間選兩層,直選只限於縣以下的地方人大;縣級人大產生後,彼此之間互選代表出席省級人大;省級人大又彼此互選產生全國人大。① 就此體制抽象而言,無大問題,具體運作則因黨的壟斷和層層干預操控而令「民主」成為一句空話。在香港的區議會體制中,這種操控由特區政府負責,表現為政府 欽點一百○二個委任議席。這樣比較一下,大家便知○五區議會方案「民主成分」的可疑性質,以及其逐步擴大可使香港和內地兩制「併軌」的「深遠意義」。祖國 大陸不少好東西可以引進香港(如敝報引進不少內地來港人才、尖子,非常能幹),皆令港人得益不淺,但引進政制,則絕對不宜。近日民建聯推出的翻叮方案,細 節上與前案不同而大方向則一,在政府不承諾最終取消功能界別、拒絕討論一七/二○終極方案的情況下,難保翻叮之後不會翻煲,最後還原為○五方案中的人大版 本香港克隆、甚至陸續取代其他界別。
香 港的經濟制度是正牌資本主義制度,沒有所謂「中國特色」。西方發達國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經驗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告訴我們,最適合正牌資本主義經濟的政體便是 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馬克思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大體上決定政治結構,闡明同一道理。② 因此,香港需要的民主,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而是正牌的資產階級民主,亦即最成熟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實行的那一種品類繁多內容豐富、但皆以一 人一票平權觀念為基礎的民主。在這種體制之下,資本家有鈔票,能量很大,但人民有選票,起碼有可能限制資本的能量(特別是其作惡能量),讓社會達致一個既 有公義又有效率的平衡。這種平衡,說到底對資本家也最有利,否則他們在西方大可選擇資產階級專政;但試問在一個高度剝削、民不聊生、社會矛盾緊繃的專政體 制下,資本家又怎能多賺錢?賺得錢之後又怎能安安樂樂花?
這 就帶出自由黨的問題。自由黨積弱,顯示香港高度富裕的資產階級仍未適量投資人力物力建設代表本階級的政黨。大商賈依然熱衷搞特權政治,跑北京、跑西環、跑 下亞厘畢道;那既是慣性使然,也因為此三處之門常為他們而開。如此,自由黨無法得到足夠資源取得直選票,只能走功能組別特權之路(再加一點民粹主義色 彩)。富貴黨而缺致勝資源,是一大諷刺。
能 壯大自由黨或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政黨者,唯有北京。辦法很簡單,一就是關上三道特權之門(包括後門),二就是取消功能界別特權體制。如此,本地資產階級充 裕人力物力便納入正途,源源不絕澆注其政黨,使之健康成長。這是要建設一個以平權為基礎的真正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必由之路;北京要讓香港長治久安,不能靠 偷運人大體制、設立第二管治中心、搞地下黨等旁門左道陰謀詭計,而必須循此正途。所謂政改終極方案和路線圖,背後的深一層意義,就是這個。
註:①香港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法與此不同;②馬克思這句話,放在大陸尤其正確:有黨政官員操控的經濟,便有黨政官員操控的政治。

〔按: 筆者感謝一位讀者來函指出本欄五日文章一錯處:解放後國內除了工人、農民、幹部之外,人分九等的九等是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 資派、知識分子。七日文章中提及的「三面紅旗」,除「總路線」及「人民公社」之外,不是「大煉鋼」而是「大躍進」;「大煉鋼」是「大躍進」的一個具體內 容。〕

Next Page »

Create a free website or blog at 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