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May 21, 2010

沈旭暉:假如功能組別議員是部落酋長——非洲人做到的,香港人做不到﹖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6: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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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的人,筆者習慣在上述框架內閱讀香港。有讀者建議比較香港功能組別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其實這是不好比的,因為真的要比,很傷感情﹕墨索里尼的制度雖然不民主,但某程度上,代表性也許比香港的功能組別更高。墨索里尼不同希特勒,他原來很理性,對意大利現代化貢獻很大,曾得到包括邱吉爾和甘地在內的領袖歌頌其強政勵治。法西斯合作社主義(corporatism)將全國國民都劃分進不同功能組別,這些組別顧及城鄉矛盾、貧富矛盾,並非單向商界傾斜。組別「選舉」當然由上而下,基本上也不用選,但法西斯一度大受歡迎,議員並非沒有群眾基礎。他們也不是百分百盲目,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法西斯大會罷免,功能組別就扮演了積極角色。法西斯政權覆亡後,意大利商界和教會在民主選舉有莫大影響力,沒有因為制度改變被淘汰。

假如香港功能組別代表性尚不如墨索里尼,那是不是說它們對香港沒有貢獻?那倒不是,只是他們的貢獻,不應繼續通過議會表達;把他們留在議會,只會限制他們服務社會的潛能,難為了他們。那可以如何光榮淡出?

筆者近年研究非洲,相信更合適與香港功能組別比較的切入點,其實是英國殖民時期的非洲部落酋長。英國不同法國,以間接管治為殖民原則,在非洲設有若干議會,委任部落酋長加入架構,以「維持社會穩定」。酋長代表的不止是部落主義,更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對內控制資源和工商業命脈,對外掌握和世界市場接軌,負責設計社會上向流動階梯,和香港功能組別一樣,聲稱以極少數人「代表」主要經濟生產力。

香港30個功能組別,在功能上,跟非洲英國殖民地某30個部落酋長沒有分別;在殖民計算中,李國寶或劉皇發,等同黃金海岸阿散蒂土王屬下王公,在檔案,他們是同類。非洲殖民地獨立後,部落酋長在議會的席位紛紛取消,但他們代表的利益沒有受影響;近年非洲民主化進一步落實,他們的影響力和穩定功能反而進一步鞏固。

新興政黨吸納部落領袖參與選舉

筆者把相關案例歸納為三類,希望支持保留、或「優化」功能組別的朋友參考﹕

一)在解殖過程中,不少非洲部落酋長和民族主義政黨達成共識,由得到群眾支持的新興政黨吸納傳統部落領袖,一併參與選舉,或將後者納入名單代表的安全範圍。像烏干達第一任總統,就是與民族主義政黨「烏干達國民大會」結盟的布干達卡巴卡(卡巴卡為國王頭銜),他建立了支持自己的「卡巴卡耶卡黨」。當然,我們可以批評這些政黨或會變成長期執政的獨裁黨,酋長有時會被盟友出賣,但整體而言,部落代表的經濟利益深深植根於政黨政治。那在香港,如何出現保障部落酋長心理的制度﹖方法之一是把直選的比例代表制改為混合代表制,例如把功能組別的30席按政黨的直選得票率分配,像台灣選舉的「不分區立委」。由於政黨可自行排列名單,往往會把那些在直選沒有競爭力的專業人士、又或因種種原因需特別照顧的人放進前列。假如香港是非洲,功能組別議員早就和直選政黨達成共識,支持取消組別,換取政黨將自己放在安全名單內,這樣民主化可以立刻開啟,政黨也可以建立吸納傳統精英的文化。這才是「醞釀共識」,而不是天天諮詢有多少特權分子願意保持特權,那結果誰也知道。

成立「酋長委員會」 無實權但影響力大

二)非洲人的另一個做法是將酋長干政的傳統正式保存,還予以制度化。制度化不是英國兩院制那樣的安排,因為並非來自普選的上議院始終不能跟下議院平起平坐。非洲的常態是成立「酋長委員會」,議員可以說沒有實權,又弔詭地有莫大影響力。我們可以南部非洲博茨瓦納為例﹕它在英國殖民管治時稱為貝專納蘭(Bechuanaland),自從1966年獨立,一直是西方公認最民主、管治最優良的非洲國家之一,在愛滋病嚴重破壞其經濟體系前,一度是非洲發展樣板,布殊在9.11後訪問非洲時特別到訪這小國,就是為了嘉許當地對人類民主化的貢獻。博茨瓦納政府有一個正式「酋長院」(House of Chiefs),成員包括八大部落酋長、四大部落區間選代表,及上述議員推選的代表,完全符合香港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精神。酋長會只是諮詢機構,但負責討論一切國家大事,甚至有法定權力傳召政府官員,對輿論有莫大影響力,極備尊榮。酋長院議員不能來自政黨,身分超然,在社會飾演清流角色,一言九鼎。只要懂得運作,酋長以建制化的「輿論否決權」施加影響,比沒有民選基礎而直接否決國會議案更易為人接受。加納、尼日利亞等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也有地方層面的酋長委員會,尼日利亞甚至有一名「酋長」是被吸納的中國商人,可見他們希望代表之利益所在。當部落間出現不能解決的利益衝突,非洲國家不會把酋長請回議會投票,而會委任「調解員」﹔最著名的非洲調解員,就是喀麥隆足球名宿米拿。假如香港功能組別議員組成酋長會,不但可以保留多掛勳章、多插羽毛的傳統,更可飾演類似目前泛民主派的角色﹕當商界放棄小圈子特權,民選議員再也沒有藉口對經濟議題不負責任,這才是前者有可能啟導輿論的開端。我們不能想像務實的香港社會,會接受一切議案均得不到商界支持。

保留領地內特權

三)對個別安全感特別薄弱的部落,非洲人會以兩種方式安撫,底線是不能以沒有共識為由,為了保護一小撮人利益,而延緩整體進步。例如不少非洲酋長在殖民地獨立時得到新政府保證,他們在領地內的儀式性特權、特殊社會功能,乃至經商特權、土地持有權和稅收權,都得到保留,此所以非洲各共和國內部依然存活大批「國王」,性質像民國初年的清室優待條款。有些國會更保留個別議席給酋長,前提是他們的比例不足以影響大局,像穆加貝治下的津巴布韋。當然,當事人心裏明白,這只能是過渡。在香港,退萬步,就是真的有功能組別擔心民主化令利益完全喪失,就是當局真的決定特別照顧,就是上述前提被社會接受,邏輯上,也不可能以此為由推遲民主化進程,只能通過特別條款,像容許酋長在公眾場合裸體跳求雨舞那樣,暫時把問題個體化地區別起來解決,而不是因為有酋長要裸體跳求雨舞來維持社會穩定,就要把所有酋長留在議會監督天文台。

假如支持功能組別的聲音,只是擔心代表的利益能否在民主化後延續,西方固然有大量例子反駁,就是我們平常看不起的非洲,也證明了上述利益不但和民主化並存,而且過渡期並不痛苦。我不相信尼日利亞約魯巴酋長、肯尼亞吉庫尤酋長做得到的,擁有不少約魯巴人和吉庫尤人也會「修讀」的「修蘭大學法學博士」頭銜的黃宜弘議員會想不到。唯一解釋,就是功能組別只是一個偽議題、一堆稻草人,說穿了,關鍵從來不是代表的利益,而是它們的政治功能。假如是那樣,說明白不就是了?那麼近來那些關於功能組別存廢的辯論,什麼6%人貢獻60%GDP等,都是廢話,這些非洲酋長早就解決了。難道50年前非洲人的政治智慧,真的遠遠超前21世紀的香港人?

November 17, 2009

沈旭暉﹕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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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

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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