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February 21, 2010

周日話題﹕《香港的鬱悶》與世代之戰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2: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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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高鐵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可是,和「反高鐵運動」一起成為熱門話題的「世代之論」卻是方興未艾。姑勿論你是否認為這些爭議「有益、有建設性」,

「世代之論」之所以在短期內成為普遍關注,說明它的確擊中當下香港人的某種集體感覺。

不過,最近關於「世代論」的討論,似乎又太過集中於話題人物之一的呂大樂,

以及他所寫的小書《四代香港人》。究其實,這幾年來為「世代論」貢獻思考的柴薪,

為即將/已經爆發的「世代戰爭」提供彈藥的並不只呂教授。

所以,在判斷「世代論」是否一項有助於進步和公義的討論議題之前,

我們也許應更認真的對不同的「世代論述」之間,作細緻的分析和探討。

很多人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中,閱讀出一種關於「第四代人」如何因為「上位」無門,心生挫敗、不滿和忿怨,以至日漸走激進之路的簡便結論,為「80後」激進主義新政治,找到便捷的答案(雖然公平的說,此非作者原意)。可是,比《四代香港人》(2007)更早一點出版的一本書《香港的鬱悶》(2006)(韓江雪、鄒崇銘合著),似乎更值得作為伸延閱讀,因為這本書討論的,不是可供容易簡化挪用的「上位論」,而是「嬰兒潮世代」和後起的「三十世代」(相若於呂著所稱的「香港第三代」)之間在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我想,對照兩本書的作者如何描述他們共通的論述對象(即「嬰兒潮」)一代是很有意思的。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描述的嬰兒潮一代,享有「香港第一代」對他們的接納,給予他們「自由成長的環境」。第一代人甚至以他們肯定是掌管未來的新興力量,具有更豐富學識而「害怕」他們。這嬰兒潮的一代人,篤信「獅子山下精神」,認為只要人人進取、努力奮鬥,總會成功。呂大樂讚譽這些香港的「第二代人」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所鍛煉出來的辦事能力,但也批評他們忘記了自己的成就,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客觀環境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呂要求嬰兒潮同代自我反省

呂大樂描述這代人的心態是「沒有真正長大」及「自我中心」。他們往往將自己的問題界定為「整個社會的議程」,有指點江山的傲慢,甚至「先鋒黨」的性格。他們通過淘汰式考試的鍛煉,所以相信競爭。不過,他們的弊病也在於以為勝者是單憑個人實力和努力爭取到的,因而是應得的。問題是他們成功「上位」之後,卻未能貫徹理想,提供更公平、更開放的競爭環境予往後的世代。而且,由於受制於「為競爭而競爭」的心態,他們也加倍規限子女的發展,透過教育嚴密監視(美名為「照顧」)他們,以裝備他們應付未來的競爭。

如果要說呂大樂的「世代論」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不過,很明顯地,呂的論述是站在一個已成了家長一輩的嬰兒潮一代,對同代人發出的「自我反省」的要求。貫徹在呂的其他社會評論著作中的,也是一種「好家長主義」。(見呂著《誰說家長一定是好人》(2002))

可是,作為「三十世代」的香港人,韓江雪和鄒崇銘卻對嬰兒潮一代有頗不相同的觀感。在《香港的鬱悶》一書,韓江雪討論了所謂「三個五」現象,即是指那些「年屆五十、中五學歷、月薪五萬」(「學歷較低、收入較高」)的階層。他們身分矛盾,缺少獨立和創新性格。其優點是有效率、有紀律地完成上司指派的任務,曾蔭權是他們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這一代人的確享用了香港的黃金發展年代而向上流動,但他們大部分卻不是白手興家的資本家,而是因大機構膨脹和人手增加的受益者。他們熟練於在大型科層組織中生存和發展,透過建立租佃「僕從」關係、派系政治、責任轉移(「卸膊」)等專業技術,擴大勢力版圖,他們不是「只講不做」(無知但愛表現自己)就是「只做不講」(循規蹈矩,沒有己見)。但無論是講是做,他們都不會思考。他們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有依附、服從的習性。

韓批討論百分之二精英不全面

雖說他們崇尚「個人努力」和「自由競爭」,但在實際上,他們更多接受規章制度和「計劃經濟」的約束。他們相信的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享用在「操控市場」、「寡頭壟斷」、「官商勾結」等種種干預和補貼下的「炒賣文化」,以及避免長線投資,抵制知識和創意的「快閃哲學」,因為他們趁70年代機會增加而「上位」之後,爭取鞏固其「中產」地位的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的炒賣投機。

韓江雪批評之前的很多世代論討論,都只集中在嬰兒潮中的精英。但事實上,縱使在70年代,能進入大學的精英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四代香港人》說嬰兒潮在淘汰考試的教育制度下成功,相信也是指那百分之二。這顯然解釋了韓與鄒和呂大樂所描述的嬰兒潮形象,為什麼雖有重疊,實質上卻頗有差距。很自然的是,這兩套立足在不同發言位置之上的「世代論述」會有不同的意涵和解釋能力,甚至可以引伸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對呂大樂來說,嬰兒潮世代今日的問題是「他們放棄了舊日的原則」,「並沒有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環境」,未能完成「歷史使命」,忘記了公平、開放的meritocracy理想。但對《香港的鬱悶》的作者來說,大部分的「嬰兒潮」一代人根本就不是白手興家的企業家,也沒有發展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人格和相適應的文化。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其實是依附、服從,善於在官僚制度下存活,長於辦公室政治,喜歡「食老本」。所謂公平、開放的原則,根本從未真正建立過,何來可以被遺忘?

《香港的鬱悶》批判源自波希米亞文化

老實說,作為一個身處第二代及第三代交界的讀者,我讀《四代香港人》時感到貼心舒適,讀《香港的鬱悶》卻是「夭心夭肺」,忐忑不安。

韓江雪和鄒崇銘在書中不是抱怨「新生代」「上位」無望,但也不是以自憐或憐憫的角度,以上一代是否「給予自由發展」作為討論的對象。他們要批判的其實是在嬰兒潮一代所建立出來的那一套文化霸權,如何是被框限在一種「只有功利、沒有理想」、「只有穩健、追隨主流」,被困囿在bourgeois和yuppies之間的僵硬保守軌上。

《香港的鬱悶》的批判精神溯源自激情和反叛的理想主義波希米亞文化,作者以David Brooks討論過的「布波族」(Bobos)作為標尺,指出香港嬰兒潮的一代人並沒有為香港奠立起前後一貫的自由主義,而是樹立了屬於他們那一代人的文化霸權,使香港無法讓既熱愛工作,又熱愛享樂,既追求消費,又講究健康,既強調創新,又重視傳統,結合bourgeois和bohemians(浪遊的波希米亞人)的「布波族」文化,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四代香港人》只持自由主義教育觀

相對之下,《四代香港人》並沒有開展一種自由主義之外的文化觀,而只有一種教育觀,作者所持的批判標尺是自由主義的精神態度,所以代際關係便被簡化為是否給予下一代「自由成長的空間」的問題。書中也觸及「充滿機會」的70年代大環境,但這個環境除了被化約為一種讓「競爭」成為一代人主導文化經驗的背景外,作者卻未有進一步去審視和分辨,那些是什麼性質的競爭,它們在什麼前提底下被規範、被調節,甚至被干預。就彷彿第一和第二代人之間的「自由成長空間」,(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完美地,透過態度的調整,就可以在第二和第三(或第四)代人之間複製一樣。

「自由」、「競爭」和「機會」都是上述兩個「世代論」文本的關鍵詞,有趣的是,兩個以不同世代經驗出發的視點,對這3個關鍵詞的理解和詮釋有顯著的差異。以筆者看來,對這幾個詞彙不同,甚至相反的詮釋,實際上內含香港在殖民晚期社會變化和社會生活經驗的曖昧和歧義。上述兩本世代論論著的對照閱讀,實是開啟我們對香港「晚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新打開反思空間的契機。

據聞香港要珍惜和保護的是包括「自由」、「競爭」和「機會」在內的一系列「核心價值」,但從「嬰兒潮一代」的兩個如此矛盾的形象出發,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避免這場環繞「自由主義」,為保衛或顛覆香港文化霸權,重寫香港晚/後殖民歷史的「世代之戰」?

文 安徒

編輯 楊泳森

September 28, 2009

安徒:未完成的民族國家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6: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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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將近,鑼鼓喧天,原來又一個「國慶節」。不過,對於和筆者這個年紀一樣,上半生在香港過慣了一個悠長的「國慶之月」的中年人來說,無論煙花放得多麼燦爛,燈綵結得多麼堂皇,都總不及當年每到十月都經驗到的那種眼花瞭亂的「國家震撼」。

戰後的香港,並沒有官式的「國慶節」,你要在英女王壽辰當日,以帝國子民自居,為帝國搖旗吶喊,宣示政治忠誠,原來也是一個非要有「高等華人」資格 不可才能參加的活動。但是,一到十月前後,街頭巷尾鋪天蓋地的旗海,都能令你想起「國家」。只不過,這些「國家」的內容是如此複雜凌亂,「國家」的象徵是 如此矛盾和斑駁,「國慶之月」的熱鬧,就活像一個墟市。

十月的香港,一定是紅旗遍地。街頭那列五星旗陣背後的大幅毛主席像剛好卸下,街尾那片青天白日的旗海,蔣公在上揮手,萬民在下搖旗的畫像,就會在四 五層樓高的竹棚掛上。可是,官津學校內,沒有任何老師會給你在班上解說這些有趣的符號,要明白這些「能指」背後的「所指」,除非你當時也會付錢購買那些非 左即右的報章。

可以說,戰後成長的一代香港人的「國族意識」,都是在這種接近「自由市場」的非官式狀態下完成。兩個「中國」之間不時對抗互罵,甚至偶有衝突,但更 多時「中國」就像兩班各為其主的推銷員一樣,爭相向你招手。你可以在這一刻鐘入去三民書店購一些紙筆文具,順手翻一翻那本《總理遺囑》,下一刻鐘你可以拐 個彎到「中僑國貨」買罐「樂口福」,店內正高聲播放那沙啞的《南泥灣》。

曾經有一個時期,香港人這種陷入墟市狀態的「國家認同」,被視作一種「欠缺」或一種「迷失」。但今日平情而論,那不正是香港獨特經驗中,難得的「無 政府主義式」「自由」?而且,不正正就是這種「國族認同」的無政府狀態,容讓一代香港人滋長出對「國家」和「國家本質」的不同認識?

事實上,如果沒有看過在「三民」購得的那本《金陵春夢》,再到「普慶戲院」看罷長達三小時的《東方紅》,筆者絕不會為「推翻三座大山」的「建國理 想」而感動。而深深刻在筆者心中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其理想境界的層次,當然要比「三民主義」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聽起來要高遠得多。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關於「國慶」的種種述說,「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說法,竟然悄悄地消失於無形,換來的竟是將「國慶」定義為 「國家的生日」。可問題就是,如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立之時,曾經感召千萬人的「立國理想」不談,卻以一個抽象飄渺的「中國生日」概念取而代之,那人們就有理由問﹕號稱存在了三千年的文明大國「中國」, 怎麼一下子就減壽了二千九百多年呢?「中國」,只存在了六十年嗎?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慶,都按各自國情而有明確意義。例如認為自己是世系傳承未斷,可以上溯中古時代的國家,因為難以考究一個「國家的生日」,所謂國 慶往往是一些聖人或王者的生日。但由各種現代民族主義所推動而建立的現代民族國家,則往往以「國家獨立」、「國家解放」的關鍵日子,例如「立憲日」、「國 旗日」或「共和政體成立日」作為「國慶」。

中國曾被一些不平等條約奴役,曾被佔領部分國土,但從未亡國,所以不存在「國家獨立」的意義;中國被日本侵略,「國家解放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不是十月一日;中國的共和政體從推翻清廷開始,「中華民國」早已定辛亥革命紀念日為「雙十國慶」,也不是十月一日。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立國實質是一場「內戰」的結果,卻被賦予一個「革命的敘事」以作詮釋,那就不能不訴諸「推翻三座大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情節,以繪畫國家的圖像。因為只有這種解釋,才能符合某種「國家解放」的意義。

可是,今年的「十.一國慶日」,大家諱言「三座大山」,「勞動人民」也退隱為閒角,甚至「解放」這個詞也開始消失,然後子虛烏有地被杜撰為「中國的 生日」,事實上既是光天化日地把「民族認同」掉包為「國家認同」,也是將「國家認同」以「民族認同」的含混說詞所含糊掉。這不單是對民族傳承的肆意切割, 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國家」的「立國精神」的篡改。

「愛國者」能不神傷嗎?

事實上,無論「國慶」、「國旗」還是「國歌」,都只不過是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的一部分。它們的功能是在象徵的層次構築一 個又一個「想像的社群」,透過符號的交換和中介,把時間和空間上互相隔絕的人,想像成一個命運和經驗相同的社群。然後,透過「歷史敘事」,把這些被同質化 了的經驗用來為「國家」的體制及權力,給予「合法性」的證明。

可是,這麼多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無法維持一個一貫的國家敘事,反而是在不斷的刪改、遺忘中,多番置換故事中的角色分配和情節佈局。所以, 當「國慶」這些本應讓我們回望「過去」,以展望「將來」的日子,我們愈發覺「過去」是充滿漏洞和裂縫,「現在」和「未來」,其實都是建築在這些充滿漏洞和 裂縫的基礎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我故事唯一在做的,就是把漏洞和裂縫的補救和彌合,都推到一個烏托邦的「未來」去。

當三座大山當中的「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都在以不同的面貌要不是復辟就是借屍還魂的情况下,高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旗幟 無疑是自殺舉動,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是在一個避免觸及立國精神的狀態下慶祝「國慶」,射飛船、辦世博、搞奧運 反是「國慶日」的主角。

這樣的國家若果仍能凝聚「人民整體」的話,那並不是一種可以煥發國民精神意志的理想,而是會激發無窮欲望,但又無從保障其得以實現的浮躁想像。

相比於這種浮誇矯飾以及濫情無度的「國家想像」單面地鋪天蓋地而來,我更懷念年少時期那種「國慶(眾數)之月」的墟市式熱鬧。不單因為這種熱鬧背後 的實質的分裂創傷令人對「家國情懷」的感受、領會更為深刻,也更因為這些不同品牌的「國族認同」推銷員的行銷性質更為坦白和「老實」——「買就買、唔買就 唔買!」

相對於一個事實上還未完成的民族國家,這是港式愛國主義的「無政府假期」,卻也是它深刻的秘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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