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November 22, 2009

周保松:重視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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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重視社會正義
周保松
如果人人自由平等,我們應該如何活在一起?這是現代政治的根本問題。法國大革命以降,自由和平等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任何合理的政治安排,均須充分體現這兩種價值。
自由和平等,是道德理想,是政治實踐,而非自有永有之物。人類歷史,充滿奴役壓迫,充滿對自由和尊嚴的踐踏。自由主義的理想,是建立一個自由人平等相待的社會。我稱此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在自由主義傳統,羅爾斯的《正義論》對這個理想作了最系統最深入的論證。本書的目的,是解讀和評價羅爾斯的理論,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自由主義的道德和政治內涵。
自由人有幾個面向。一,自由人有自我意識的能力。人的特別之處,是能意識到“我”的存在,意識到“我”是獨立的個體,並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人生。人的自我意識,構成人的主體性。二,自由人有自我反省和規劃人生的能力。人活著,便有欲望。但人不是欲望的奴隸。人可以憑理性能力,對當下的欲望進行價值評估,並選擇認同或放棄某種欲望。人有能力構建、修正和追求自己的人生計畫,自主地活出自己的生命。三,自由人有道德意識,能夠知對錯明是非,並願意服從道德的要求。對自由人來說,道德規範既非外在權威強加于己身的結果,亦非自利者理性計算後的博奕平衡,而是基於良知和對他人的尊重與關懷而得出的合理判斷。道德意識的發展,使我們不僅能從自己的觀點看世界,也能代入他人的觀點看世界,並有意欲過一種合乎倫理的生活。
簡言之,自由人是具有理性自主(rational autonomy)和道德自主(moral autonomy)能力的個體。要成為自由人,我們必須充分發展這些能力。這些能力界定人的道德身分,並且是我們活得幸福的重要條件。道理是這樣。一,如果我們不是獨立主體,沒有屬於自己信仰和價值,沒有完整的人格,我們談不上過著自己的人生,並很容易在各種“大我”論述中淪為集體的工具。二,如果我們欠缺理性反省能力,不問緣由便接受社會主流價值,不加質疑便服從外在權威,並任由當下欲望支配自己,我們談不上活出自己的人生。人不能沒有信念而活。信念結成意義之網,人在其中安頓。但這些信念必須是真的、對的和好的。沒有人願意活在虛妄錯誤無聊之中。要知道什麼是真是對是好,我們必須反思。經過反思的人生,才是“我”的人生,才值得過。三,如果我們缺乏道德能力,將難以展開公平的社會合作,建立彼此信任和互相關懷的倫理關係。要合作,便必須有強制性的人人遵守的規則。什麼樣的規則才是公平合理,並使得每個參與者樂於接受?這是所有政治社群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重視這個問題,並努力尋找答案,即意味著人是可以對政治秩序作出道德評價的能動者(agent),並期許社會制度合乎正義要求。正義社會的前提,是有正義感的公民。公民的正義感,彰顯了人的道德自主。人的道德自主,則是倫理生活的前提。
自由人的理念,是個規範性的對人的理解,背後有它的道德和形而上學預設。如何設計出合理公正的制度,使得每個人能夠有條件和機會成為自由人,是自由主義的理想。具體點說,自由主義希望每個人成為獨立自主和有正義感的人,並在尊重正義原則的前提下,發展個性,實踐潛能,活得豐盛幸福。既然實現人的理性構建人生觀的能力和發展正義感的能力是最高的道德目標,自由主義自然主張賦予個體一系列基本權利,包括思想言論自由,信仰良知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自由主義同時也認為政府有責任為公民提供必要的社會和經濟資源,確保他們有公平的機會發展他們的道德能力,例如包括教育、醫療、房屋和老弱傷殘補助等社會福利。而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贊成多元和寬容,反對家長主義,既希望培養人們慎思明辨的選擇能力,也致力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讓人們能夠作出好的選擇。以上種種,都是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應有之義。
自由主義不僅重視自由,同樣重視平等,並將對平等的證成與自由人的理念緊扣在一起。平等是個比較性的概念,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比較標準,然後才能判斷人與人是否處於平等的位置,又或應否受到平等對待。自由主義認為,只要在最低程度上擁有理性反思和道德判斷的能力,每個人便享有相同的道德地位,並應受到平等尊重。我們是以平等的自由人的身分,參與公平的社會合作。平等和自由絕非彼此對立,而是一起構成自由主義的奠基性價值。自由人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身分,平等的理念界定了人的道德關係。如何在平等的基礎上,確保個體全面發展成為自由人,是自由主義的目標。不少人以為,自由主義為了自由而犧牲了平等,又或它所強調的只是相當形式和相當單薄的平等觀,這實在是一大誤會。過去四十年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發展,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正是如果我們接受道德平等,那麼對政治權利、資源分配、經濟制度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有何影響。
我認為,對自由平等的堅持,是當代著名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的思路。他的問題意識是這樣:如果我們是自由人,處於平等位置,那麼應該通過什麼程式,得出怎樣的正義原則,並以此規範社會合作,決定人的權利義務和合理的資源分配?很明顯,這些原則不能由外在權威強加給合作者,也不能由某些強勢的人說了算。最理想的情況,是在一公平環境下,自由平等的合作者有相同的發言權,並通過理性協商,最後達成一致協定。羅爾斯提出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的設計,正是希望建構這樣一個公平程式,從而推導出他主張的“平等自由原則”、“公平的平等機會原則”和“差異原則”。
《正義論》論證嚴密,體系性強,有許多原創的哲學概念,初讀或會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我認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一理念是理解羅爾斯的關鍵。讀者只要清楚他的問題意識和他對自由平等的理解,自能對他的思想有所把握。本書第一章對《正義論》作了全面介紹,其後各章則針對特定議題而發。例如我深入探討了差異原則和道德平等之間的複雜關係,指出羅爾斯的平等觀和自由主義傳統的個體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我也指出自由主義對平等自由的堅持,無法和主張市場資本主義的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相容;與此同時,我嘗試從自由主義的傳統出發,回應了施特勞斯認為自由主義必然預設了虛無主義的觀點; 此外,我在書中也處理了甚少人關心但卻極重要的一個問題,即羅爾斯所稱的穩定性問題,到底在何種意義上和正當性相關,以及這個問題為何導致羅爾斯後期的政治自由主義轉向。讀者如果想瞭解我的求學歷程,以及我對政治哲學的反思,可先讀書末的〈行於所當行〉一文。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實現以下幾個目的。第一,促進中文學界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的認識。過去四十年,羅爾斯的《正義論》幾乎主導了英美政治哲學的發展,且不說由此而催生了自由主義內部極為豐富的討論,其他針鋒相對的理論,從放任自由主義、社群主義、馬克思主義、到女性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和國際正義理論,都對羅爾斯的正義論作了深刻回應。持平的說,如果我們不瞭解羅爾斯,我們無法瞭解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第二,我希望透過對羅爾斯的詮釋和批評,提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一構想,以回應中國某些重要的哲學和社會爭論。我尤其想指出,當下很多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出於對自由主義學理上的誤解和曲解。我相信,自由主義傳統的價值和理想,能夠對中國未來應該如何發展,提供很多很好的倫理資源和政治想像。第三,我希望透過我的文字,努力實踐一種嚴謹明晰的中文政治哲學書寫。當然,拙著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這些目標,該由讀者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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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或會提出兩個質疑。一,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為什麼值得追求?二,這個政治理念適用於中國嗎?
先回答第一個質疑。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顯然是個道德理想。它肯定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平的社會合作。在制度安排上,它有以下含意。第一,它以個體為本,相信個體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享有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受到憲法保護,並具有最高的優先性。第二,它重視平等,認為不管人在能力、性別、種族、階級和信仰方面有多大差異,每個公民都有相同的道德價值,並應在社會合作中受到平等對待。第三,它贊成憲政民主,因為憲政可以保障個人權利,民主可以體現政治平等。第四,它反對毫無規管的市場資本主義,因為這會導致貧富懸殊,窒礙公民有效發展他們自由人的能力,並損害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第五,它肯定個人自主,尊重多元,重視公民美德的培養,並希望公民成為富正義感、具批判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道德人。以上數點,只是勾勒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大略圖像,內裏的制度細節及可能面對的挑戰,自然需要深入探討。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因為它承載和體現了自由和平等這兩個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
有人或會馬上提出第二個質疑,稱無論這個理想多麼吸引,終究是西方產物,不適用於中國這個富有獨特傳統的東方文明。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解讀。第一種持的是文化本質論,認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平等的自由人,因此自由主義不適宜中國社會。這個質疑難以成立。過去百年,自由民主的理念,席捲全球,很多非西方社會(包括東亞)早已完成或正在進行民主轉型。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德先生的追求,更從未止息,並累積了頗為豐厚的自由主義資源,啟蒙一代又一代國人。誠然,論者大可主張中國應該走異於自由主義的另類現代化之路。但論者有責任提出支持的理由,包括這條路如何能更好地促進公民福祉,更合理地實現自由平等,以及更公平地分配資源。我相信,不同學派可以就這些問題展開實質而有建設性的交流。這是哲學討論的起點,而非終點。第二種持的是政治務實主義,認為任何政治理想都必須在某些條件下才可能實現,而中國目前嚴重缺乏實踐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的條件,因此不宜提倡。這個判斷是否成立,需要有充分的實證支援。不過,退一步,倘若實情真的如此,合理的做法不應是拒斥自由主義,而是應好好弄清楚這些條件是什麼,然後一起努力創造這些條件,促使中國早日成為自由平等的公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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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哲學傳統,儒道墨法各家,均對理想的政治秩序有所論述。但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資源已遠遠不夠用。過去三十年,我們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遷。我們正在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的政治正當性如何建立?社會資源應該如何分配?傳統倫理和現代價值的矛盾如何化解?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危機又該如何應對?這些都是政治哲學必須思考的問題。我們可以做的,是認真吸收西方的學術資源,瞭解現代性的優劣得失,逐步建立有效的知識框架,發展立足於本土的問題意識,以期為中國未來尋找出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建立嚴謹的學術規範,擺脫政治經濟利益的引誘干擾,以獨立精神治學,並形成活潑理性包容開放的知識社群。惟有這樣,政治哲學才不致淪為一小撮人在書齋中的概念遊戲,才有望對中國未來的健康發展起到一點作用。我們在一起運磚建屋,路漫漫其修遠。
我甚至認為,政治哲學是一種公共哲學,和每個公民息息相關。我們一出生,便活在國家之中。國家的制度好壞,直接影響每個人的生命。好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像人,活得有尊嚴,活得有希望。壞的制度,可以使人活得不正直,活得卑下,活得絕望。這一點,國人應該深有體會。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我們有最基本的權利,要求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這不是任何人的施捨,而是平等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合理期待,因為政治權力源於人民。只有政府將正義作為制度的首要德性,只有公民的基本權益受到尊重,只有個體能夠在沒有恐懼下自由思想,我們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具正當性的政治社群,才有機會過上自主而有尊嚴的生活。政治哲學最基本的關懷,是人應該如何活在一起。這是關乎每個人的根本問題。就此而言,政治哲學的首要言說物件,是政治社群中的平等公民,而不是統治者。政治原則的論述,更應在公共領域自由展開,並容許公民積極參與。
收在這本書的文章,是我過去十年讀書的一點總結。不過,這只是我的哲學之路的一個驛站。讀者可見到,我有自己的哲學立場,並努力為自己的立場辯護。但讀者萬勿誤會,我是在鼓吹某種教條的獨斷的意識形態。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並嘗試提出理由回答這些問題,但我沒有說這些理由是最後的真理。這不表示我不相信真理,而是討論的問題實在太難,而我的能力有限,我堅持的可能只是真理的部份,甚至是真理的反面。原因有很多。可能我對羅爾斯的詮釋錯了,可能我的推論不成立,也可能我對人和社會的理解不夠深刻。我樂於聽到讀者的批評,容我有修正的機會。我也希望讀者讀此書時,最好心存懷疑,並時時追問:“作者真的將問題說清楚了嗎?對自由平等的理解準確嗎?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真的最合理嗎?如果我不同意作者的觀點,可以有更好的答案嗎?”帶著這些問題思考下去,讀者將開始自己的哲學之旅,並享受到知性探究的愉悅。

October 11, 2009

周保松: 我所理解的新亞精神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2: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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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九年,是母校新亞書院建校一甲子。校慶日漸近,我不知應該如何紀念這個日子,於是選擇重讀錢穆先生的《新亞遺鐸》和《師友雜憶》兩書。這兩本書,我讀過多次。這番重讀,本意是以這樣的方式,向錢先生致敬,沒料到卻讀出一點感受和感懷。

讀兩本書 紀念這個日子

新亞人喜歡談精神。這在香港很少見。大學精神必然是理想性的,背後承載高遠的價值和理念,並以此為方向,將學生從某種狀態轉化到另一種狀態,成為有教養有判斷力有承擔的知識人。大學精神同時是實踐性的,必須能夠充分體現於教育每個環節,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感染,並樂於在生活中追求這些價值。

那麼,什麼是新亞精神?肯定不是「手空空無一物」的捱窮精神,也不只是「艱苦我奮進」的吃苦精神,而是更為根本的教育理念。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新亞學規第一條和第二條呈現的教育理想。學規第一條說:「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說:「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這兩條學規,看似老生常談,卻是整個新亞教育的靈魂。學規其餘二十二條,都是對這個理念的發揮和引伸。錢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向中大辭職後,在最後一次新亞畢業禮演講中,特別再一次提醒學生:「我在新亞十五年,時時教諸位應知『為學』、『做人』並重,這決不是隨便說。我此番之辭職,在我是處處把做人道理來作決定。」

這兩條學規,說白了,就是要將學問與人生打成一片。教育的最高目的,不是幫學生謀職業謀資歷,不是在同儕中爭排名爭資源,更不是將學生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是透過悉心教導將學生培育成人。成為什麼樣的人呢?學規第三條馬上說:「愛家庭、愛師友、受國家、愛民族、愛人類,為求學做人之中心基點。對人類文化有了解,對社會事業有貢獻,為求學做人之目標。」這即表示,新亞教育認為人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活在歷史傳統文化社群當中。個體只有在種種人倫關係的實現中,在學問與事業的追求中,在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中,人才能夠完成自己的人格,才談得上活得幸福活得有價值。新亞將個人德性的培養,放在教育的中心。新亞辦學的旨趣,不是專科教育,不是技術教育,更不是一味迎合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商品教育。早在六十年前,新亞前人在那樣艱苦困頓的環境中,已明白宣稱「唯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近來教育風氣專門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那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依我理解,錢先生認為主要有三方面。一,書院必須推行通才教育,使學生先成為一通人,再求成為一專家。只有這樣,學生才能認識到專科所學在整個學術和整個人生的地位和意義。二,書院必須要有一群敬業樂業的老師,與學生共同生活,言傳身教,知性與德性並重,培養學生成為完整的知識人和具社會關懷的公民。三,書院必須營造優良的學風和校風,使學生的創造力、審美力、審慎思考和道德實踐能力得到充分發展。

余生也晚

新亞曾經在哪個時期,實現過這理想?余生也晚,未曾親歷。我只知道,我在九十年代入讀新亞時,這個對書院教育的美好想像,早已式微。據說,轉捩點是一九七六年大學改制,校方將書院權力盡收中央,以致新亞九位校董集體辭職,並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不能實現」。作為後人,我沒法判斷當年的是非,現實卻是當書院沒有自己的課程,沒有自己的老師後,當初所期望的上承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的理想,也就失去實現的可能。書院剩下的功能,是為學生提供宿舍和籌辦一些非形式教育。這和桂林街及農圃道時代的新亞,已是兩個模樣。我們這一代,聽起老新亞談起昔日種種,感覺久遠而陌生。那不是屬於我們的歷史。我們只能在舊相片和故紙堆中,努力想像當年新亞的氣象。

這十多年來,我幾乎沒有聽人談過什麼新亞精神。即使偶爾有人說起,也是輕飄飄無所力,甚或帶點嘲弄。新亞精神?不就是手空空無一物,窮得只剩一首校歌嗎?!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在大學中談大學理念已成滑稽之事。因為我們不再相信,大學還有理念這東西。但是,新亞人啊,如果你有機會讀讀錢先生的《新亞遺鐸》,有機會吟誦一下二十四條新亞學規,我相信你依然會感動,依然會嚮往。裏面的觀點,或許你不盡同意,但它的確呈現了一種今天的大學無從得見的境界。有時打圓形廣場走過,我會特意停下來,逐年逐年細數刻在金屬板上那些新亞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沒有新亞,如果沒有新亞精神孕育出來的新亞人,香港過去六十年的教育史文化史學術史一定會改寫。

我一直認為,如果因為種種歷史原因,新亞的教育理想不能再由新亞獨自去完成,那不表示這些理想已經過時。如果這些理想值得追求,那麼中文大學理應將其承繼,並好好發揚光大。中文大學的校訓是博文約禮,提倡的難道不同樣是以人為本,以學生德性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嗎?現實當然不那麼理想。我們可以有很多理由,解釋今天的大學為什麼愈來愈走向專門化技術化商品化,以及為什麼愈來愈難培養出有批判力有個性有社會關懷的學生。我們有太多的解釋,說明事情為何不得不如此,然後置身事外。但作為中大教師,有時我不得不捫心自問,我們這些為人師表者,還有多少仍然在乎這些教育理念?即使有心者,在關起門來趕論文寫報告和應付這樣那樣的評核後,又能剩下多少時間心力和學生溝通相處?身在其中,觸目荒涼。所以,我常想,不知到哪一天,大學才可以創造一個寬鬆自由一點的環境,讓我們安心盡一個老師應盡的責任,享受到教學的滿足和成就,並真能為香港和中國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平情而論,這樣的要求合理不過,但在現實中卻又如此遙不可及,說來不無心酸。

香港的大學:請擺脫困獸鬥

當然,有人會說,新亞那一套,早已過時。事實上不是。金融海嘯的衝擊,告訴我們,一群貪婪無度不分對錯的所謂知識精英,可以將整個經濟體系弄垮,並要無數人受苦。沒有道德約束的個人和制度,會為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傷害。香港今天的普選爭議,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再不努力培養出對社會有關懷,對價值有堅持,對政治有投入的公民,香港不可能在可見的將來成為自由公正的民主社會。而全球資本主義導致的生態危機、資源危機、文化危機和嚴重的社會不公,更告訴我們,如果大學在價值中立的幌子下,只懂繼續大量生產欠缺判斷力和盲目維持既有建制的下一代,人類文明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香港的大學,如果看不到時代的挑戰,仍然汲汲於困獸之鬥,將會欠下無可償還的歷史債務。

新亞精神,不限於新亞,甚至不限於中大。六十年時光,滄海可以成桑田,少年必已變白頭。新亞精神,卻歷久彌新,值得我們好好珍重。

周保松–九五年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現任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October 4, 2009

周保松: 給要選特首的人 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10: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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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 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

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 社會。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 敗,適者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 更視財富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 經濟的教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 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 苦不堪言。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 得愈來愈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 識到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 化和精神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覑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 們不能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 的要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 題(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 運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 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 交由市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 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夠,另當別論, 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 的最高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 定個人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 能自動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 場作出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 擔的政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 相應的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 宗教團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 府本身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 則是競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 們願意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 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 式的公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 育環境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 制,崇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 護。管治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 人政治意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 爭。在種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 此而言,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 生活層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 公正自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 活得豐盛的平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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