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November 22, 2009

呂大樂: 我的二○四七(上)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7: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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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意外,到了二○四七年,我應該已不在人世。
這一點我是知道的。而事實上,我也沒有想過要活到八十九歲。
八十九歲?開玩笑罷。當然會有人想長命百歲,
但這個人肯定不是我。
但我最近經常在想﹕到了二○四七年,香港社會將會有一個怎樣的面貌?到時候還有人談論「一國兩制」嗎?又或者,到時所謂的兩制將會是什麼一回事?很有可能,到時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已不再是一個重要話題;如果到時大家還有興趣討論社會主義,它所指的應該也不會是斯大林主義及列寧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了。但如果不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那兩制的討論又將會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呢?還可以怎樣討論下去?可是,如果沒有了兩制這個議題(及其包含的一些假設),有關香港社會的討論便會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座標,參與討論者將會不知應該如何定位。
公務員的神話破滅
這是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一錯再錯的地方。在八十年代,基於對中共及社會主義的恐懼,我們想盡辦法要保持現狀不變。結果,是我們給香港社會制訂了一份完全不能應付,因去殖民地而產生的政治轉變及宏觀的全球與區域經濟變化而帶來的衝擊的治港藍圖。我說是我們,並非因為要為當時一些建制內的保守派掩飾;一九九七年前曾有資產階級出賣了香港之說,其實確有其道理。但我之所以說我們,乃因為在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各界(不要忘記,連親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想改變現狀。那種爭取保持現狀的強烈要求成為了求變的重大阻力。當時有的怕共產黨,有的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關的制度,有的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坐大,有的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過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慮皆有。不變成為了當時最多人的共同意見。出現一份保守的治港藍圖,恐怕是當時的主流意願。
但這種想法嚴重低估了去殖民地化所產生的政治衝擊;殖民時期所壓抑的政治提問——特別是關於政治授權與政治認受性——於一九九七年後成為市民大眾天天向特區政府提出的問題。現在事後看來,當年有關人士沒有想到這一點,頗為不可思議。但看漏眼的又豈止於這一點。一廂情願的以為公務員隊伍只是一部機器,更換了控制員亦不會影響它的操作。結果呢?整部政府機器漏洞百出;開始時以為是董先生的個人問題,後來公務員的神話自行破滅。以不變應萬變的想法,顯然是不切實際。
一九九七後新環境
我們這份治港藍圖不但沒有預見九七後香港社會在政治方面遇到的難題,對於大陸內地所可能出現的變化也沒有正確評估。我所針對的並不是當年有關人士對內地在九十年代以來所經歷的轉變缺乏預見(擁有這份遠見的恐怕只是極少數),而是出現這樣的落差的背後,是當時的分析與假設全屬靜態,根本沒有細心想過兩地的互動及其引申的種種可能性。一份建基於靜態分析的治港藍圖,到應用之日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大家在過去這十二年的經歷,相信就算未有共識,也肯定有不少相同的感受,毋須在此詳談。正如北京領導所言,香港社會存在深層矛盾;而矛盾不在於人心尚未回歸,而是原來的治港藍圖及其制度設計根本不適用於一九九七年後的新環境。在過去這段時間裏,我們更換了操作員(特首下台),也試過更換零件(引入了問責制),但同樣的問題——政府的民望及權威低落,它處於孤立的狀態,批評來自四面八方,缺乏有效施政的能量——反覆出現,一直纏擾特區政府。長此下去,香港社會必定停滯不前。
面對前景缺乏信心
存在著這樣的制度死結,市民躁動不安,不難理解。主流的回應是以九七作為座標,然後衡量香港自一九九七年社會倒退的程度。雖然沒有很多人會親口承認自己是以九七作為比較,但在他們的分析裏,經常不經意的流露出一份覺得目前的香港社會大不如前的感慨。很多人錯誤閱讀,以為這是人心尚未回歸,港人仍然心繫殖民年代。但想深一層,這其實並非懷念九七以前的日子,而是對未來更加恐懼。港人愈是對前景缺乏信心,便愈想以一九九七作為一個參考框架,來批評整個社會正處於一種向後倒退的狀態。面對一個弱勢的特區政府,這是一種比較容易令人覺得是易於使用的解釋——總之今不如昔,就是問題。
不過,諷刺的是,而我們心底裏亦知道,根本不可能將時鐘撥回到一九九七。這不單只是時光不能倒流,而且將九七前的制度照搬過來肯定是一條死路。治港藍圖之失敗正在於當年錯誤以為不變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實踐經驗說明,延續舊制度不是出路。當前香港社會的最大困難在於目前這種舉步為艱的處境。北京與特區政府的回應是抱殘守缺,捱得過一天便多一天日子。社會主流的回應是緊緊抓住一九九七不放手,不敢向前踏出一大步。
對社會的要求期望
我相信,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新的視野——我稱之為二○四七視野——來重新審視身邊的事物,才可能真真正正的開步向前走。在未詳細表述二○四七視野之前,我想需要先作兩點說明,以免一些無謂猜測。首先,這與投共、迎共無關。之所以要提出二○四七,是因為無論港人有何想法,年過一年,日子逐日過去,二○四七這一年總會出現,與是否想更快見到一國無關。港人不習慣(也不喜歡)規劃,往往因此也很少會主動想像,究竟三十多年之後的香港將會是一個怎樣的面貌。這一種惰性也令我們很少主動提出要求,究竟到了二○四七年我們應該有一個怎樣的社會?有怎樣的生活?有些什麼選擇?所謂二○四七視野,意思是香港人對自己及整個社會抱什麼要求和期望,並嘗試朝這個目標進發。而在定立這一些要求和期望時,不應再重犯過去的錯誤,害怕轉變和假設周圍環境不變,而是考慮到全球的轉變與大陸內地的變化,認真思考香港的立足點。這並不是降低要求,而是要求更高——到了二○四七年我們還要有那些方面站在大陸內地的前面,有那些方面還可以保留或發展出在世界上仍能稱為獨特之處。我們需要的是看得遠一點和敢於站到前面;只有這樣才會有方向感,而不是迷失於虛假的或誤導的座標。
同樣重要的是,二○四七視野是關於長期鬥爭。香港人善於快速回應,而不是長期準備。過去一直做得不好的是,在第一次反應與另一次反應之間,從來未有做好準備工作。在經濟、文化、政治各個方面,我們一直都在「割禾青」,少做播種、耕耘。但如果望向二○四七年的話,不難發覺我們必須做回最基本的工作。鬥爭﹕有爭朝夕的時候,也有長期打算的需要。
(待續)
文 呂大樂

November 18, 2009

呂大樂﹕向市民負責的政治反對派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1: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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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流行視政治為博弈:按這套理解,如何作勢、出牌、叫價往往可以扭轉大局,改變結果。作為一種學術觀點,這當然有它的趣味。而政壇中人對此甚有 興趣,這也不難理解;如果技巧較之政治實力重要,則大可專注技術、招式,不用多做最實在的工作。而在媒介傳播可以大大影響政治發展(由燃點具爆炸性的話 題、改變社會氣氛到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的今天,這種注重如何作勢、打牌的想法就更加有吸引力。問題是:當應用到現實政治的時候,這一種博弈思維明顯地有 其嚴重不足之處。

現實政治之不同於一個牌局,在於並不是每一回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你來我往都只在於作勢、叫價。以博弈形式進行的政治交換只適用於某些狀,到了重要 關頭或觸及重要的利益或考慮的時候,參與其中的有關方面不再會無止境的叫價回價,而是總有關鍵的一刻,「醜婦終須見家翁」,底牌是要翻開來見人的。現實政 治說到底是關於權力與實力,底牌(群眾支持)是基本因素。

對於現時社會上——尤其是泛民圈子之中——各種有關面對政改諮詢應該如何回應的討論,其實重點不應在於招式的研究(由5區辭職到泛民總辭),而是認真估計一下自己擁多少實力。對於這個問題,在泛民及相關的社會運動圈子之中,一直存在兩種值得商榷的想法。

一是香港人支持民主,這是毋須再作辯論的事實;既然如此,那麼以任何形式爭取任何有關民主化的要求,都一定有群眾支持。

二是問題從來不在於廣大群眾,而是民主運動的領袖過分保守,以至沒有膽量廣泛動員,白白錯失機會。

關於港人普遍認同民主發展,這一點應該沒有太大爭議。一個纏繞香港社會政治發展20多年的老問題,再加上九七之後這個死結愈纏愈緊,多少總能說服大 家這個問題終須有一個了斷。但問題是前一種觀點從來沒有清楚交代最為重要的一點,這是就算在支持民主發展的大方向的群眾之中,究竟有幾多人會堅持某一個由 泛民主導的方案,鬥爭到底,誓不罷休?這也就是問:究竟有多少市民真的認為在泛民那民主旗幟之下再沒有議價、妥協、讓步的空間?更直接的問:眾泛民議員們 真的了解多數市民的共同底線嗎?至於後一種想法,除了同樣是對民眾的訴求存在一種主觀期望之外,更假設了叫價愈高便愈有群眾支持;實情是否如此,是一個實 證的問題。

政改討論關乎全民利益

不應由個別人物全權代理

就我個人的觀察,我並不認為上面的兩想法是建基於對民情的準確掌握。不過,正如上文所提到,這是一個實證的問題,我樂於接受一種有實證基礎的策略部 署。我所反對的,是個別議員、政黨、什麼「政壇教父」、時事評論員、傳說中在背後發功的一些有強烈政見的人物,憑覑他個人主觀意願去拋出一套談判策略,並 將整個討論道德化(例如以防止中方逐個擊破泛民議員之名,而向他們逐一施加傳媒壓力,減少整個談判過程中妥協、轉彎的空間),再而令爭取民主的運動變為個別人士表達個人的政治道德及主張的一項社會活動。

在過去幾年裏,我們經常可以見到這一種十分「政治正確」的個人政治願望的表達,當中參與者所獲得的個人滿足感與成就感是相當明顯的。但作為市民的一 分子,我卻從來不明白為什麼由他們坐在賭桌上享受博弈的樂趣,而市民大眾只站在後排,而且還往往要賠上賭本。這一種關係應該有所改變。今次關於政改的討論 與談判,關乎市民大眾的利益,不應該由個別議員、政治人物全權代理。

我並非主張直接民主;現實上,我們不能不接受代議的安排。但正是因為有代議的安排,我們更需要提醒泛民:歸根究柢,他們是要向市民負責。可以想像, 一定會有民選議員認為自己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早已取得明確授權,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民意。也可以想像,一定會有議員提出:大不了在辭職之後,若補選失敗, 失了議席,他個人負責。我提出的意見是,在這個重要關頭,我們所講的負責並不只是一人做事一人當那揦簡單,而是對市民、社會負上責任。

所以,無論是提出5區辭職還是總辭,如果旨在搞一次變相公投, 那請提出一個合乎民主政治要求的標準——假如補選時沒有51%的投票率,而同時泛民候選人未能得到六成選票,那就基本上是一次失敗。同樣,如果決心發動群 眾上街爭取民主,那就要動員三五十萬人參與行動。不要以發聲為理由,將薄弱的群眾基礎掩飾過去。示威不成變為示弱,這是社會運動導論的基本概念。為什揦要 提出這樣高的要求?為什麼要給自己設定門檻?因為只有如此才能督促大家本覑向市民大眾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民主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小心衡量進退得 失。

這回政改討論並不是另一場政治博弈,更不應該是一場由一些政治人挪用市民的籌碼來豪玩的牌局。市民的聲音應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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