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December 13, 2009

黃宇軒: 2009哥本哈根現場﹕對哥本哈根峰會不必 不應 太認真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2: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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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將過十年,有論者選出《華氏九一一》和《絕望真相》為最能代表這個十年的電影。若新世紀以恐懼主義揭幕,

難怪在這十年行將結束時,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會議,會那樣強烈地牽動人心。

近日在報章我們總是讀到「這是人類的最後機會」,「挽救文明就看這次」之類的號召,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踏進新世紀,

在下個十年開始前,人們對重新掌控自身命運的希望﹕末日的危言,是時候被解決問題的決心取代。

然而,筆者希望在此指出科學家、政客與傳媒合力營造的想像是錯置(misplaced)的,

我們對會議的極大期望,恰好就是氣候變化無法「被解決」的核心原因。

在解釋這個立場前,必須先說清楚,現在流行對氣候峰會持懷疑態度的還有兩種,分別是對科學證據的質疑和左翼反資本主義與官僚的立場。但筆者並不打算在此闡述這兩種懷疑態度,反而想問的是,氣候變化真是個可以「坐低傾掂佢、解決佢」的問題嗎?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對氣候治理(governance)的期望,對科學知識與政治行動兩者關係的理解合理嗎?

美麗的誤會﹕氣候是要管的

認為出現了世界性的共通問題,就要用全球各個民族國家共同參與多邊(multilateral)會談才能解決的美麗誤會,始自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四十六個國家政府共同簽訂《蒙特利爾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及後共一百九十一個國家認可,管治和限制破壞臭氧層的氣體排放。蒙特利爾議定書的成功,為氣候治理開下先河,主權國家間多邊商談條約,利用全球單一體制(single global regime)解決問題,成了典範。《京都議定書》直接受這種思維影響,而刻下進行的峰會也是跟從這種「智慧」,可以說,this is the only game in town。這也讓我們明白,為何京都議定書歷經至今十七年的失敗,讓世人那樣沮喪;而這次會議又為何聚焦了那樣極端的期望。但簡言之,今次會議不過是要讓垂死的京都議定書重生。

問題是,氣候管治是否就只有這種由上而下,由條約支配一切(overarching)的方法?我們對哥本哈根峰會的期望,反映的是一種層級式的生活方式(hierachist way of life),問題出現了,人們就指望國家、市場和條約帶來通盤性的解決方法,利用主權國家的力量達到排減目標,動員個別國家的公民。愈來愈多的非國家個體,已發現相信這種層級確是太傻太天真,全球形形式式的公民行動試圖身體力行,解釋「行動」和「管治」絕非單是國家、聯合國、大企業等的責任。全球合力管治全球氣候,其實是人類從未嘗試過的任務,多年來由上而下的實驗失敗,指向的是我們應從新認識所謂管治,該如何開展。將無限大的期望放在哥本哈根,是繼續具野心地走一條錯誤的路。公共政策研究學者Verweij和Thompson告訴我們,氣候變化是個clumsy的問題,需要clumsy的應對方法。全球單一體制的治理,是太過elegant了。

為何氣候變化那麼clumsy?

科學知識生產與政治行動從來都不是,也不應是直線的關係,科學學界對人為氣候變化有強大共識,不代表國家回應的行動也要有同樣大的共識。今天「各國要通力合作」的圖像,就是由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家多年共同倡議的。科學與政治糾結複雜是必然現實,看似顯淺,但這不是被廣泛接受的。愈來愈多對氣候治理失望的人,將矛頭指向科學「證據」,指科學研究結果和「事實」應更廣泛傳播,而且只要減低研究的不確定性,就能讓所有人相信,所有人相信就能在會議中解決問題﹕這就是了IPCC(中譯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一九八八年建立)與當下哥本哈根峰會邂逅的背景。然而,今天人們提到氣候變化時,指涉的已不可能僅僅是有關氣候的物理現象,而必同時在調動(mobilize)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想像和個人信念。科學表面上的肯定和清晰,也讓我們對政治的肯定和清晰有了無法被滿足的期盼,但科學從來都不教曉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尤其在最不確定的氣候科學領域上。政策和治理,無法忽略這些元素。

這也就是是氣候變化問題clumsy的原因,發展至今,它已不像臭氧層問題般簡單。愈來愈多類型的問題已被牽扯進氣候變化的分歧中,發展、饑荒、能源、生物多樣性和原住民權利等,參與談判的國家與非國家個體各有關注,相信他們可以合寫一本通書,一個時間表,讓全球每個國家遵從同一條約二三十年令地球停止增溫攝氏兩度,是何其荒謬?在科學模型中顯現出的單一氣候問題,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與涉及的參與者何其多元、斷裂與複雜?用氣候政策研究者Mike Hulme的說法,必須開始理解我們就氣候變化的萬般分歧,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分歧。而面對氣候變化也要放棄通盤性由上而下的治理,轉向多重尺度層級,多種方法,不同的應對。例如,改變熱帶雨林的治理形式、對能源的重新檢視、受氣候問題啟發的原住民權利運動等,都是不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這些討論與行動已在各個領域開展,它們加起來非常clumsy,但卻比起遮蓋它們的氣候會議更能應對clumsy的climate change。

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換句話說,氣候變化不可能只是個自然現象,它也是個被調動的觀念,讓我們重思人類生活的每個環節。觀念不能被解決,卻是可被使用的資源,尤其被用來在不同領域上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哥本哈根峰會開始前夕,氣候研究權威James Hansen指他希望峰會最終拉倒,因為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就如「林肯面對奴隸制和邱吉爾面對法西斯」一般,是不能談妥協的。言下之意,即這些問題都必須一下子解決。筆者同意會議失敗可能反而讓我們認清氣候問題的本質,但卻無法同意他的立論;哥本哈根峰會象徵和實踐的,就是「一下子」解決問題的決心,然而奴隸制與法西斯並不像氣候變化,後者牽涉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共處。認為讓全球最有權力的人坐下來就能「傾掂佢」,就能一下子克服自然,實在是在自然面前最大的傲慢。難道,這不就恰恰是人為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

氣象學家Hendrik Tennekes說他時常被諸如「管理我們的環境」、「穩定我們的氣候」這些字詞所暗含的狂妄、自負與傲慢所嚇怕,「當我們聲稱我們可以管理這個星球時,我們以為自己是誰?」這裏指向的不是將人為氣候變化視若無睹,或以犬儒的態度面對複雜和看似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相對於會議把氣候變化鎖定於「問題——解決」的框架中,我們更應視氣候變化(作為同時有物理、文化、政治意涵的一個觀念)視為一種思想和想像的資源,借此重新應對和檢視一籃子的行為、政策和意識形態。這些由下而上的思考和實踐,已由一些非政府組織,如Climate Justice Action、Rising Tide等開始,在世界各地倡議另一種面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這些人,現在也在哥本哈根會議的會場外。人類注定要不斷透過改造自然來棲居於這星球,氣候變化不過提醒我們,學習與自然共處,在千禧年過後我們才開始起步。「問題——解決」的框架只會製造更多的失望和更大的怪物,會議和條約之外,科學家們已在研究不斷發射化學物到大氣來「穩定氣候」的可能﹕所謂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絕不是「人類挽救地球的最後機會」,氣候變化也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至少,從會議為這個詞語安放的意義來說,它不是。

延伸閱讀﹕

Hulme, M. (2009),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erweij, M. & Thompson, M. (eds) (2006) Clumsy Solutions for a Complex World: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lural perspec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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