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December 7, 2009

香島裡的浮桴、浮桴上的羊祜──練乙錚

Filed under: Interview — by loong5 @ 6: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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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李祖喬、甘文鋒、陶培康
筆錄:查斯特
攝影:盧日高

自我形容為「羊祜」的練乙錚,不是好欺的水魚,而是兼通「洋」「古」的觀察家。從數學到經濟學、從馬列到自由主義、從傳媒到建制,每一步都是帶著強烈主體意識的抉擇,也讓他練成了冷靜的眼光。
從數學到政論

M:你本身是個經濟學者,之前則讀數學。其實你是如何開始政治評論的生涯?

練:回到香港教書後,我定期寫了一些政策分析的文章,都刊登在《信報》。96年林行止先生突然找我,說總編輯沈鑑治先生退休,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報紙。當時我很愕然,但心想快要回歸,在新聞界應該會看到很多東西,於是便「拍心口」答應了。那時開始寫社評,和陳景祥輪流寫。做了兩年,就到了政府中央政策組。

M:那是首次面向公眾作評論嗎?

練:不是,70年代辦雜誌的時候也常常要寫。當然,對象和內容也不同,社評一定要緊貼時事。現在我只寫專欄,不用這樣了。可以寫自己喜歡的內容,可以站在後一點的位置,喜歡的題目又可以連續寫幾天。自由度和從前比較有些分別,但其實都差不多。立場不是即時想出來的,很多事情也有個大概的出發點。事情發生了,便把自己的出發點和大多數人的比較一下,從而知道如何分析事件,或者得到大約的方向。

M:你曾經進入政府工作的經驗,對你其後作評論有何影響?

練:我沒有太受政府的經驗影響。始終我已經幾十歲,那只是我其中一個經驗。如果是你們這樣年輕,到政府工作幾年,會對你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你們在其他方面的經驗較少。可是我的年紀較大,早年的經歷佔更大的比重,所以在政府的六年對我來說不是有很大的影響。當然,也多了些想法,知道了政府的心態和做事的習慣,還有個別官員的作風。但我認為這些東西對我寫評論沒有甚麼幫助,因為我寫的評論不是從那個層次出發,而是著重事情的本身。

M:《浮桴記》中讓人看到了官場文化,而且是緊扣著制度和社會氛圍的。進入建制後,有否讓你看清楚香港的問題?

練: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你搞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政策),的確比較容易。這不需要太多學問、不用做那麼多研究,事情不用看得長遠,理論也沒有甚麼用途;如果要干擾市場、要推行很多政策、要做很多市場不會立刻做,或者根本不會做的事情,那麼便需要很多學問,要研究得十分清楚才可以做。但是,當時的董先生沒有這個班底,卻想做這樣的事,結果出現了落差。董先生其實是很多想法的人,正面來說是進取,負面來看可以說是干預,這當然見人見智,但總括來說董先生是進取的。

現在曾政府可能比較穩陣,也不會有大錯。單純用經濟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較適合香港社會。但一個領導人不能只看經濟,在社會和政治方面,不能太過「閃縮」。就好像政改,分兩步走沒有問題,這是循序漸進。但不能夠只看2012而不看2017,所以現在2012是空頭政改,不知為何物,真的估計不到。現在政府很多工作要講包裝。包裝本身不是不好,即使政策做得很好,也得包裝去讓人接受。但是如果拆開政策的包裝紙,發現是空無一物便不好。我看他在社會和政治政策這兩方面,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稍稍包裝便算;經濟政策反而還做得尚可。總體來說,他從經濟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時候,我覺得他是做得不錯的。

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M:你曾說過不合官場,比較合適觀察人和評論人的身份。你認為這個身份對改變社會的力度有多大?

練:我想所有評論對任何政府都有壓力,問題是這些壓力對它的影響有多大。輿論壓力對民選政府的影響較大,如果社會上有相當人數的成熟看法是這樣的時候,你不可能違背很久。你可以一時試圖影響言論,但這不可能做得很久,否則便要下台,這是民主體制的遊戲法則。但是,香港的特首不是民選產生,當他面對輿論壓力,他不一定感受到,對他來說也沒有大影響。若壓力是來自大多數人,便可用公關手段化解,但實質上不用做些甚麼。因此,外國那一套聲音從學院走到輿論,再到政府的循環,在香港是不會看到的。

香港有其好的地方,例如言論各方面比較上還是很自由,有一定程度的選舉,但其他方面很封閉,這是體制上的性質。體制不變的話,我的看法便不會變;政策便要逐個看了,有些好有些不好,一個政策出台後有好有不好,也要具體分析,我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這樣。

M:你現在的寫法,常常會引用一些古代經典。有沒有哪些特別影響你?

練:在我自己的認知過程當中,是有幾個很重要的影響、階段或者來源,比較重要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的傳統,然後就是馬列傳統,以及後來學的自由經濟理論。近年來比較多閱讀中國古代文化的書籍,那又是另一個傳統,然後夾雜著其他西方的傳統。這都是我自己醬缸的東西,一大堆都在影響我。我一直都在批判,但永遠批判不完,好像馬列主義,有些我認為說得對的,近年都接受了;天主教有些說法也是對的。但我不會在有事的時候,找一本聖經或馬列經典出來抄寫幾句放在文章。

我引用的目的,是拿一些資料去討論一個問題。好像前陣子我寫「寬容」,為甚麼我們這樣不寬容?我看看我們的傳統不是這樣。「有容乃大」是從《尚書》出來,這個概念是如何得來?我相信這不是古人空想出來,而是經過了幾百年的實踐才總結了出來的重要概念。寬容有這麼長的傳統,為甚麼現在會失去了呢?即使我們看西方也有這樣的傳統,古希臘的時候有一些,古羅馬的時候有一些,但到了中世紀便沒有了,很多東西因為基督教而solidify了。到了文藝復興、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時候,很多派別走了出來互相爭鬥,寬容便喪失了。後來啟蒙時期的時候,西方人又發現希臘民主制度很優秀,結果又重新發現寬容,從宗教、政治到社會逐步推廣這東西。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也有這個概念,但去到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或者改革開放的時代,我們還未重新找回這東西,這方面我們要多做一點功夫。

M:你的文字風格是受誰影響的?

練:和我讀數學很有關係,特別是我們讀所謂的舊數。你們是讀新數的,不知甚麼是舊數。舊數很重要的一樣東西是幾何。幾何不是很實驗地去做,而是滿懷理論地去做,每一條題目也是要證明一些東西,所以條理要分明,邏輯要清楚,和文學的寫法是很不同的。我是受這樣的訓練的,所以寫出來的也是這樣,很難去修改,因為寫出來的東西無論是加或是減也是早已決定,不能修改結構,有時也會為此而光火。我的文章就是有這樣的特點,不像容易入口的醇酒,比較枯燥,邏輯性比較強。這是一個缺點,要改很不容易,畢竟已經老了。

談到影響我文字的人,我想或多或少也和70年代讀魯迅和《紅旗雜誌》的文章有關。有時我的語氣和用辭也受那個時代影響,例如「兩條腿走路」那些,很多都是從前中國政治家的術語。我是很自覺地不去看國內的現代文學,即那些文革小說,所謂社會寫實主義的寫法。因為我害怕被它影響,它們的文學無論正反,都十分激情。即使現在內地反對文革的文章,也繼承了這種詞組。我自己也有,這是不好的,所以也刻意地戒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我看了一兩篇便沒有看了,因為色彩十分濃厚、情緒十分激動,用了很多度數很高的形容詞,我比較怕這些。我反而喜歡看老一輩的散文,好像周作人那些散文。西方的文學我便稍為看多一點,我常常說笑自己是「羊祜」,就是讀書讀「洋」的和「古」的,從文筆上來說,我比較怕新中國建國以來那一套,不是沒有好的,而是總體來說是比較怕。

有本德國書叫《Dog Years》(狗年月),跟了我二十年,是諾貝爾文學獎作者葛拉斯(Guenter Grass)寫的,談及一個猶太人的老朋友進了納粹,那本書寫得真的很好,比較我喜歡的高行健的《靈山》,它寫得更好;我也很喜歡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你看他那本《For Whom the Bell Tolls》(戰地鐘聲)。他有很強烈的道德意識,但又不是個道德主義者,化在生活、化在筆,可能影響了我的性格;《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也是一流,那是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社會主義時期的作品,道德力量很強。最後一個就是寫《雨王韓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的貝婁(Saul Bellow),我比較喜歡他的文字,是學院派。跟在社會打滾多年的打工仔史坦貝克不同,貝婁是一個學院派的猶太人。海明威則是一個具國際視野的人,是一個記者,採訪過中國、參與過歐洲內戰、在歐洲、巴黎跟文人打滾過,他那杯酒滲雜著很多味道。這三個人我都很喜歡。

M:你怎樣看其他的評論人和新近冒起的一些青年評論文章?

練:有些是很好的,我也學不到。例如梁文道的文筆、學養,不是我的路數,想寫他的文章我是寫不到的。有些文風便不太好,我最怕的文章是「某某高人說」、「我和某些高人討論過,他們的意見如何」。我們不會知道這些高人是誰,你希望讀者讀後怎樣?希望人家覺得很多人向你提供資料,很多權威在你後面讓你狐假虎威?或者想借著「高人」這字眼去推銷你自己的看法?這種文風我覺得是很惡劣的。你是一個評論者,我是看你的評論,常說你背後有個不知名、很大勢力的通天曉告訴我一些事情,這是不可取的。

我覺得評論家不一定是需要全面,其擅長的評論範圍可能是某一方面,這十分重要。我個人很佩服丁望先生的中國評論,資料很豐富。他是幾十年的中國專家,70年代我已經看他的文章,內容很充實而且資料豐富。他評論的時候是心平氣和的,他資料充足,不用凶神惡剎,你也要服了,所以越是凶神惡剎的文章便越是沒有料子;另外是吳康民先生。他有自己很強的黨國立場,但在一些問題上可以看到他是關心國家的和有想法的,而且能夠說出來。左派之中,我沒有見過第二個這樣的人,所以我是很佩服的;自己老闆便不說了,「香江第一健筆」大家都有目共睹。

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或氣質,是好事。年輕人的衝勁比較強,我自嘆不如,但弱點是欠缺歷史感。另外,評論的獨立性很重要。有時看研究所署名的人,大概也會知道其立場是怎樣,不會知道這立場是他自己還是他上司叫他這樣寫,甚至兩樣也有。我對那些代表一個機構的文章不太感興趣,我喜歡看一個人自己是怎樣寫。

保持獨立性

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

M:有沒有特別的信念,是你寫時常常緊記的?

練:這次重拾筆桿的想法,是評論者與統治者應有平起平坐的態度。我不需要攻擊他們。當你攻擊的時候,已經意味他是比你高大的人,你才要攻擊他;若果你要恭維他呢?你也是矮他一截。唯一的方法是和他平起平坐:他有何不對的地方,我會很淺白地說出來,不轉彎抹角;有做得好的事情便稱讚他。換句話說我有一個基本立場,但我的基本立場和你做的事有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是不用我立即把我的立場擺出來的。

我是在讀者面前和領導人、統治者聊天。他是讀者之一,有時也是對話的主體。統治者包括香港和中國的統治者,在這兩種人之間你不能卑躬屈膝。有人說我很批判性,很少稱讚,這不準確。我讚的是他們的政策,例如中國取消農業稅,是二千多年的創舉,還有豁免農村學費,這是都是重要的好政策,我便稱讚;但對政策上的錯誤和體制上的性質,我覺得有問題便會很批判。我留意到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知識份子是不會稱讚政府的。你打開報紙,很多人稱讚政府,在維護政府,但我就是怎麼也想不出中國哪時出過類似的人。無錯,你可以很賣力地為政府做事,例如岳飛;但他們在寫文章的時候,上書給意見是「這樣不行,應該如何」。當然有一兩句是「皇恩浩蕩」,但那是姿勢,你接著看往後的內容,全是哪些地方做得不對的心態。中國士大夫的精神就在那兒,講說話不是要體諒他。這個「體諒」現在很利害,很多人說中國政府很多問題,我們要體諒他。我不是說我不體諒政府,而是我不會說出來,體諒不是我的責任。

政府可能不理會,但他們身邊的人聽到可能會,因為我是在讀者面前和政府聊天,作用未必是這麼直接。所以,不只是和政府平起平坐,而是和一切的國家機器的大人物平起平坐。我不會因為你是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而客氣地說話。當然,我們也可能會錯,所以不能夠很具攻擊性,否則具攻擊性而又錯了,人家便很冤枉了。因此,評論的時候也要有容人的雅量,你指出人家的錯處,除非你是理據很充分。你有一分的證據便說一分的話,有九分證據便口硬一點。但始終沒有人能肯定自己是百分之一百正確,所以有時要留有餘地。這不是給你面子、忌你三分,而是我也不一定全對,給你一個機會,若你有更充份的證據,我可能便要退後了。

我不和大人物聊天的,很多時候有大人物找我談我也不理會,代價便是我不知道一些內幕消息,但我不喜歡內幕消息,為甚麼人家不知道而我可以知道?當然,有些不能放上桌也是真的,但我不會想受其影響。可能那些大人物是好人,但他們有任務在身又不能告訴你,於是跟你聊天便有目的了。用一種朋友模式和你飯聚,當你和他有了交情,又如何去評論他呢?大家有情面是否要少寫一筆?這會影響我的客觀性,我不想這樣,所以寧願不要內幕消息。如果要影響我的獨立性,我寧可選擇知少一點。

練乙錚推介作者及雜誌:
沒有。我看評論的時候,刻意很快地去看作者的觀點,忘記作者。這種抗拒性也讓我善忘,更加記不起值得推薦的雜誌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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