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December 7, 2009

陳景輝: 坐高鐵迎接新一輪地換山移?——從融合說起

Filed under: supplement — by loong5 @ 8: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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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興建難得的縫合了左中右的戰線:尋根究柢的左派質疑它加劇財富不均及破壞環境、溫和理性的中間派指出其走線設計不夠專業,而精打細 算的右派則嚴打如此沒有經濟效益的大白象。但這都沒有動搖特區政府的一意孤行。誠然,在左中右的光譜之外,位於問題核心、而又討論不多的正是所謂「融合」 現象。

融合,不止在香港發生。世界上不少城市為了應付全球經濟環境,也會跟其他城市合作,進行類似的、地方尺度之上的城際共同發展。而在大 陸,這更是國家政策。不過,有一重要分別就是,在此程度不同的一體化過程中,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會念兹在兹自身城市的自主性和競爭力,而我們的政府卻慷慨激 昂的打造出這條全球造價最貴、但對香港整體利益仍然未明的鐵路。

人和資金流向……

田北辰先生的一篇文章格外值得玩味,他如此 描繪未來高鐵用家的形象: 「高鐵網路通車後,商務旅客可乘坐於4 小時內穿梭廣東、湖南、福建及廣西37 個城市,於早上上車,中午已到達,仍有一整天時間於目的地工作;晚上回程,可趕在午夜前回到原地。一天之內便可往返香港市中心,對中港商貿發展有莫大的裨 益。」在這段文字中,可堪咀嚼之處有二。首先,一般中下階層的北上打工港人不可能如田先生所說,每天付來回兩程昂貴票價往返香港;其次,正如筆者一些打工 仔朋友只能於一星期的公餘時間回港一天,在田先生的融合想像中,香港已幻變成一個「午夜前回到」的「原地」,一個供人睡眠的都市,而此城的居民們在一大清 早便匆忙離去,且用「一整天時間」於香港境外生活。

若將以上圖像結合宏觀經濟形勢一併分析,則令人更憂心。從深圳和廣州的發展來說,今天已 不僅是第二產業的所謂世界工廠,而是轉向第三產業的高級服務業。深圳政府的政策文件在在顯示此一定位: 「有效利用」香港高級服務業的經驗及資金支持,進行其自身的產業提升和轉移( 智經研究: 《建構港深都會研究報告》)。說穿了,即是和香港直接競爭。我的問題是:踏上廣深港高鐵的人員和資金到底流向哪裏?「移動必然是好」此一結論會不會過分簡 化?香港有沒有兩手準備?讓我們從更基本的問題開展:移動性(mobility) 對都市共同體而言到底意味什麼?

市民身體不停加速,但自由在哪裏

無疑,建設鐵路是為了讓城市共同體的移動力更強。西方現代都市都致力於將自己打造成流動的所在,城市人、商品和信息等都不斷循環流動。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指出,這種都市理想建基於17 世紀出現的一套人體醫學模型:心臟經動脈把血液打出,再經由靜脈抽回血液。都市計劃以此為隱喻,維持身體健康的方法之一便是保持血液循環,若遭致阻塞則猶 如中風,有礙都市成熟發展。也是以血液循環論做參照,後來經濟學者史密(Adam Smith)將資本主義的健康成長也看成是自由市場中貨幣、商品、人員和資本等的交換、循環和流動。於是,都市規劃的重點都放在公路和鐵路,汽車取代馬 車,市民身體因而不止地加速。

但有得必有失,都巿流動的理想卻帶來了問題。首先,流動意味脫離,即市民身體脫域於其所在空間;其次;空間變 成通道,變成給人匆匆通過的所在,沒有了自己面目;最後,任何對空間的情感依附和地方上的身體停住都是成問題的,且頃刻間成為對流動的一種阻礙。在《肉體 與石頭》( Flesh and Stone—The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森尼特精準地說明了問題: 「自由地到處流動,降低了感官對於場所或場所中的人所引發的知覺能力。任何對環境的情感連結,都將造成對個人的束縛,這是在《威尼斯商人》的末尾所表現出 來的預兆:為了更自由地移動,你不能有太多感覺。」這正好道出了我城今天面對的矛盾。

讓我們先分別兩種移動性。政府愛以地下鐵的現代交通規 劃做為興建高鐵的依據。跟植基於大眾的日常生活之地鐵截然有別,高鐵所實現的超速移動能力之分配並非普及而平等,其西九選址設定、遠離平民日常軌跡的移動 規模及昂貴票價(當然政府極力以數字遊戲掩飾)均導致一般香港人根本難以使用(遑論日常乘坐);其次,高鐵打造出的流動身體也非如地鐵般只在地方層次之內 移動,鐵路主力服務的也不再是地方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連結,而是於區域層次的大珠三角。

邊界的瓦解距離的消逝

今天香港的發展已 不僅是於一個都市的邊界之內移動,而是擴充至田北辰般的城際狂想,謂其新一輪的地換山移也無不可。筆者當然不會天真地從本質上反對移動,畢竟我是搭乘西鐵 到菜園村聲援的,也是乘搭港鐵去政總反高鐵的,不過這不等如毫無代價。今天歌頌地鐵系統的官員,可有讀過文化學人馬國明在《路邊政治經濟學》關於荃灣社區 如何遭地鐵瓦解的反省嗎?說穿了,舊一套以地換山移為核心的城市史敘述還沒得到適當檢視,更遑論分析新一波地換山移所意味的完全不同的社會後果:這次邊界 的瓦解、距離的消逝可不是發生在香港之內的不同村落之間,而是香港的邊界本身。

然而,若沒有空間上的停留、深耕和情感投注,城市共同體對自 身不可能獲得的深刻認識,成員之間來去匆匆只會導致他們難以相互連結。森尼特斷言具生命力的都市文化有能力「將阻力當成正面的經驗」,視之為城市追求的一 部分。在高鐵爭論中,我看見不同陣營以不同的方式告訴我們,在純粹追求移動之外,也得想想什麼是香港這個地方的切膚利益。菜園村運動標誌着一段國際金融中 心之外的新界散村及田園牧歌的珍貴城市面貌;專家方案暴露傾斜都市中心的地理失衡和潛在於三百萬新界人的交通需要;經濟學者提醒切忌「不計成本」,等等。 在移動之外,想想停留的重要性,重思一路走來地換山移的狂暴,這不僅重構城市史的思路,也是身處高鐵時代的必要任務,否則摧折的不僅是馬國明筆下的荃灣, 而是香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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