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November 22, 2009

呂大樂: 我的二○四七(上)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7: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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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意外,到了二○四七年,我應該已不在人世。
這一點我是知道的。而事實上,我也沒有想過要活到八十九歲。
八十九歲?開玩笑罷。當然會有人想長命百歲,
但這個人肯定不是我。
但我最近經常在想﹕到了二○四七年,香港社會將會有一個怎樣的面貌?到時候還有人談論「一國兩制」嗎?又或者,到時所謂的兩制將會是什麼一回事?很有可能,到時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已不再是一個重要話題;如果到時大家還有興趣討論社會主義,它所指的應該也不會是斯大林主義及列寧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了。但如果不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那兩制的討論又將會有些什麼具體內容呢?還可以怎樣討論下去?可是,如果沒有了兩制這個議題(及其包含的一些假設),有關香港社會的討論便會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座標,參與討論者將會不知應該如何定位。
公務員的神話破滅
這是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一錯再錯的地方。在八十年代,基於對中共及社會主義的恐懼,我們想盡辦法要保持現狀不變。結果,是我們給香港社會制訂了一份完全不能應付,因去殖民地而產生的政治轉變及宏觀的全球與區域經濟變化而帶來的衝擊的治港藍圖。我說是我們,並非因為要為當時一些建制內的保守派掩飾;一九九七年前曾有資產階級出賣了香港之說,其實確有其道理。但我之所以說我們,乃因為在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各界(不要忘記,連親中人士也大量移民)均不想改變現狀。那種爭取保持現狀的強烈要求成為了求變的重大阻力。當時有的怕共產黨,有的怕改變長年殖民管治下的利益分配及其相關的制度,有的認為要防止所謂「社會福利派」坐大,有的反對民主化,亦有不少人想過延續英殖管治;總之,各種恐懼、憂慮皆有。不變成為了當時最多人的共同意見。出現一份保守的治港藍圖,恐怕是當時的主流意願。
但這種想法嚴重低估了去殖民地化所產生的政治衝擊;殖民時期所壓抑的政治提問——特別是關於政治授權與政治認受性——於一九九七年後成為市民大眾天天向特區政府提出的問題。現在事後看來,當年有關人士沒有想到這一點,頗為不可思議。但看漏眼的又豈止於這一點。一廂情願的以為公務員隊伍只是一部機器,更換了控制員亦不會影響它的操作。結果呢?整部政府機器漏洞百出;開始時以為是董先生的個人問題,後來公務員的神話自行破滅。以不變應萬變的想法,顯然是不切實際。
一九九七後新環境
我們這份治港藍圖不但沒有預見九七後香港社會在政治方面遇到的難題,對於大陸內地所可能出現的變化也沒有正確評估。我所針對的並不是當年有關人士對內地在九十年代以來所經歷的轉變缺乏預見(擁有這份遠見的恐怕只是極少數),而是出現這樣的落差的背後,是當時的分析與假設全屬靜態,根本沒有細心想過兩地的互動及其引申的種種可能性。一份建基於靜態分析的治港藍圖,到應用之日難免會出現很多問題。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大家在過去這十二年的經歷,相信就算未有共識,也肯定有不少相同的感受,毋須在此詳談。正如北京領導所言,香港社會存在深層矛盾;而矛盾不在於人心尚未回歸,而是原來的治港藍圖及其制度設計根本不適用於一九九七年後的新環境。在過去這段時間裏,我們更換了操作員(特首下台),也試過更換零件(引入了問責制),但同樣的問題——政府的民望及權威低落,它處於孤立的狀態,批評來自四面八方,缺乏有效施政的能量——反覆出現,一直纏擾特區政府。長此下去,香港社會必定停滯不前。
面對前景缺乏信心
存在著這樣的制度死結,市民躁動不安,不難理解。主流的回應是以九七作為座標,然後衡量香港自一九九七年社會倒退的程度。雖然沒有很多人會親口承認自己是以九七作為比較,但在他們的分析裏,經常不經意的流露出一份覺得目前的香港社會大不如前的感慨。很多人錯誤閱讀,以為這是人心尚未回歸,港人仍然心繫殖民年代。但想深一層,這其實並非懷念九七以前的日子,而是對未來更加恐懼。港人愈是對前景缺乏信心,便愈想以一九九七作為一個參考框架,來批評整個社會正處於一種向後倒退的狀態。面對一個弱勢的特區政府,這是一種比較容易令人覺得是易於使用的解釋——總之今不如昔,就是問題。
不過,諷刺的是,而我們心底裏亦知道,根本不可能將時鐘撥回到一九九七。這不單只是時光不能倒流,而且將九七前的制度照搬過來肯定是一條死路。治港藍圖之失敗正在於當年錯誤以為不變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實踐經驗說明,延續舊制度不是出路。當前香港社會的最大困難在於目前這種舉步為艱的處境。北京與特區政府的回應是抱殘守缺,捱得過一天便多一天日子。社會主流的回應是緊緊抓住一九九七不放手,不敢向前踏出一大步。
對社會的要求期望
我相信,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新的視野——我稱之為二○四七視野——來重新審視身邊的事物,才可能真真正正的開步向前走。在未詳細表述二○四七視野之前,我想需要先作兩點說明,以免一些無謂猜測。首先,這與投共、迎共無關。之所以要提出二○四七,是因為無論港人有何想法,年過一年,日子逐日過去,二○四七這一年總會出現,與是否想更快見到一國無關。港人不習慣(也不喜歡)規劃,往往因此也很少會主動想像,究竟三十多年之後的香港將會是一個怎樣的面貌。這一種惰性也令我們很少主動提出要求,究竟到了二○四七年我們應該有一個怎樣的社會?有怎樣的生活?有些什麼選擇?所謂二○四七視野,意思是香港人對自己及整個社會抱什麼要求和期望,並嘗試朝這個目標進發。而在定立這一些要求和期望時,不應再重犯過去的錯誤,害怕轉變和假設周圍環境不變,而是考慮到全球的轉變與大陸內地的變化,認真思考香港的立足點。這並不是降低要求,而是要求更高——到了二○四七年我們還要有那些方面站在大陸內地的前面,有那些方面還可以保留或發展出在世界上仍能稱為獨特之處。我們需要的是看得遠一點和敢於站到前面;只有這樣才會有方向感,而不是迷失於虛假的或誤導的座標。
同樣重要的是,二○四七視野是關於長期鬥爭。香港人善於快速回應,而不是長期準備。過去一直做得不好的是,在第一次反應與另一次反應之間,從來未有做好準備工作。在經濟、文化、政治各個方面,我們一直都在「割禾青」,少做播種、耕耘。但如果望向二○四七年的話,不難發覺我們必須做回最基本的工作。鬥爭﹕有爭朝夕的時候,也有長期打算的需要。
(待續)
文 呂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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