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Search of Justice

November 8, 2009

譚蕙芸: 原諒我們要站遠一些 ——香港記者對艾曉明教授的一些回應

Filed under: Commentary — by loong5 @ 3: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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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件事發生,給一個主流媒體記者看到,他會觀察,以攝影機拍攝。因為他相信,中立地記錄事件,

 

觀眾會明辨是非,以自由意志選擇如何去改善社會。

另一個公民記者到場,他會拍攝,更會身體力行,參與社會運動。因為他認為,報道以外,

還要行動才能改進社會。

香港主流媒體的記者,以相對中立的觀點出發,把事件呈現給觀眾,讓觀眾思考,

認為是一種「專業的表現」。但近年香港亦出現公民記者,他們不受聘於機構,記錄關注的事件,

更參與社會運動。例如獨立媒體的記者,便阻止皇后碼頭清拆,和菜園村居民一起組織示威等。

主流記者相信,採訪本身,是促進社會向前的終極手段。

公民記者認為,採訪的終極目的,是投入並參與事件。

近日,內地的公民記者艾曉明,要求香港的媒體記者參與紀錄片拍攝。香港的記者拒絕了,艾曉明不明所以,在網上撰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5028)。事緣,四川地震之後,有香港記者經艾曉明介紹,訪問了維權人士譚作人。其後,譚作人被捕,其中一條控罪指,他因接受了包括香港電台的境外媒體訪問,發表了「詆譭黨和政府的言論」。

艾曉明於是希望拍攝一套紀錄片,藉以拯救譚作人,並到香港,邀請曾訪問譚作人的香港電台記者現身說法。艾曉明以為,記者會答應,她在網誌這樣寫﹕ 「我接受過他的採訪;我想當然地認為,作為媒體人,他理解我們彼此的工作有多麼重要,我們多麼需要共同努力來追尋真相。」但艾曉明很失望,因為這位記者, 以及幾位在內地採訪譚作人案而受阻撓的香港記者,都一一拒絕了她的訪問要求。我向部分涉事的香港記者了解,想寫一寫他們心底裏的想法。

港記「梽完鬆」?

艾曉明認為香港記者應該接受她的訪問,因為譚作人被扣,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譚接受了香港記者的訪問。香港記者應該對被訪者「承擔責任」。否則,記者只是把被訪者的慘「消費」了,然後唾棄。容我粗俗點形容,就像港人所說的「梽完鬆」。

但事實是怎樣呢?我希望艾曉明知道,在香港主流傳媒之中,願意派員到四川採訪維權人士的傳媒並不多,因為不少傳媒都不希望得罪內地。而會採訪維權人 士的中國組記者,以我理解,部分人對祖國都有抱負,希望國家變得更公義更開放。他們大可以去做更舒適更厚薪的財經新聞或港聞,為何他們不選擇這樣做,而在 香港愈來愈獻媚的傳媒生態裏,仍然主動突破封鎖線去採訪維權人士?

因為他們心裏有一些信念,有一些堅持。其中一位記者說,他每次去採訪敏感人士,都思前想後,擔心受訪之後因報道受害。偶爾見到異見人士抱覑「視死如 歸」的心態,不要求遮眼變聲,以真面目說話,記者都很敬佩,但訪問播出後,他們可能就消失了。記者每次都感到無奈,但仍然要咬緊牙關,繼續報道。

記者維權人士互相需要

有香港記者想澄清,他們不是沒有考慮被訪者的安危,有人就曾經因為想保護受訪者,而決定放棄採訪﹕「我問自己,我會因為要一個soundbite而 犧牲別人嗎?」這位記者相信,訪問維權人士,不是誰利用了誰,誰消費了誰,而是互相需要的﹕維權人士借主流傳媒發聲達至公義,而主流媒體記者亦可以製作節 目,豐富社會話語光譜。報道得獎固然令記者感動鼓舞,但若說,記者得獎就忘記了被訪者,是很傷害在主流傳媒奮鬥覑的記者的心。

這些記者坦言,在這麼艱難的採訪生態裏,他們仍然去報道維權人士,因為骨子裏,他們對譚作人,對艾曉明是敬佩的。他們甚至認同譚和艾所追求的人權和 公義等價值。他們亦相信,譚作人被捕是沒有理據的。但問題是,記者為什麼不敢直接把這些話公開地說,在艾曉明的鏡頭前,為譚作人討個公道?

因為我們知道,說出真話,並不一定能救出這個人,因為指控本身就不合理,因為指控的人,並不按理出牌。我們可以在網上仔細看被指「導致」譚作人入獄的「鏗鏘集」(http://www.youtube.com/watch?v=wRscAwignHQ&feature=player_embedded), 發現譚作人所佔的部分很少,只有短短幾個bite(剪輯訪問對話)。相對其他被訪者,其言論不見特別偏激。所以譚作人被以言入罪,只是官方的藉口,大家根 本知道,要抓一個人「何患無詞」。故此,記者公開出來接受訪問,說出真相,未必可能改變一個這麼扭曲的法治制度,反而可能正中別人的圈套。

記者知道,一旦接受了艾曉明的採訪,不但未必可以救出譚作人,後果可能是,被中聯辦港澳辦等機關,理解為「反動」行為。內地政府可以利用這事,進一步限制香港記者在內地的採訪空間。記者接受維權人士訪問,可以被指是「逾越了採訪工作範圍」,變成入罪的「話柄」。從此記者要再進中國採訪,機會就更渺茫了。

考慮更遠不參與報道

亦即是說,香港記者不參與艾的報道,因為他們考慮得更遠。除了艾曉明譚作人,還有其他維權人士和異見人士,等待發聲的機會。香港記者接受了艾曉明的邀請,是明顯地和她站在一起。以後,連內地其他的邊緣人士在香港出鏡的機會也會減少。

那是否等於香港記者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而犧牲譚作人嗎?正如我所說,不少記者都是有抱負有理想才跑大陸新聞的,若只是為了糊口,早就轉行了。有記者便說,心裏是希望幫助譚作人,亦正想辦法「曲線」救譚,例如製作一些專題節目,探討譚作人被補的理據是否充分等。

香港主流媒體記者相信,報道是要站得遠一點,才能給觀眾公信力和說服力。有記者擔心,若今次接受了艾曉明訪問,公開同情譚作人,會給觀眾留下一個印 象,好像記者早已有判斷﹕「下次我再報道譚作人案呢,觀眾便會想,你是站在譚作人的一方」,他相信,香港的觀眾,仍是希望記者可以比較客觀中立,留空間給 觀眾作是非判斷。

同爭公義方法不一

其實,艾曉明,譚作人,香港的記者,不也是在爭取公義嗎?問題是,大家爭取的公義的方法並不一樣。香港的記者,如果認同譚作人和艾曉明,可以站得很 前,甚至和他們一起,製作紀錄片,公開播放。這樣,大家就是參與社會運動了。但另一方面,香港的記者相信,採訪譚作人和艾曉明,純粹採訪你,我已經作出了 一個編採抉擇,就是讓你被壓制被邊緣化的聲音,可以傳開去。至於工餘之後,我們還會否以個人身分去參與釋放譚作人的運動呢?那是另一個選擇了。事實上,不 少主流傳媒記者,放假仍會參加政治運動,但我們把專業和工作分作處理。不等於我採訪了你,取得獎項之後,而我因為考慮到將來能否繼續在內地採訪而拒絕答應 參與你的社會運動,而我就不想追求公義。

對不少公民記者來說,主流傳媒都有很多不是的地方。主流傳媒商業化,容易被老闆政府大財團的利益所左右。有人甚至批評,記者因為「害怕」上司責罵而 拒絕艾曉明的訪問。事實是,有記者表示,未有問及上司,自己考慮了一些個人價值,已決定不接受採訪。那在主流傳媒工作那麼多限制,為何我和我的伙伴,仍然 待在主流傳媒這麼久?是因為這裏給我們薪金嗎?不是,在香港做一個記者,待遇比很多行業差。是因為,主流傳媒的平台強大,如果我們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希望 我的信息,可以傳播給更多的觀眾,影響更多人的想法。這種網絡不是一般社會運動人士透過互聯網發訊可以比擬的。

於是不少有心人,寧願埋伏在主流傳媒,心裏,還是記掛覑不公義不公平的事,很同意很同情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士。但我們為了保留這個平台和發聲渠道,不可以和邊緣社群走得太緊。我們同意同情一件事,我們選擇去記錄他,已是支持你們的方法。但我們沒法,亦不願走得太近。

艾曉明老師,請明白我們主流傳媒記者的為難。我們知道今日可以在主流傳媒為你們發聲,已經來得不易,我們要很小心的掌握距離和尺度。若走得太近,甚 至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分子,不錯,我們短期內可以推動社會發展,但我們會失去了觀眾的信任,失去了未來為其他公義事件發聲的機會。

或許有人會說,記者口中的「中立」顯得很狹窄,令人失去了公民的人性。但我們希望以一種相對的中立和距離,來實踐我們深信的公民責任。

文 譚蕙芸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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