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革命，死者復歸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一）
文︰梁文道
《蘋果》，2009年9月20日
國慶為甚麼要閱兵呢？或者更直接地問，閱兵的意義到底在
兵者，兇器也。在一片人工製造的歡欣氣氛之中，把一隊隊坦克和可以運載核彈頭的導彈送進張燈結綵的大街，難道大家就不覺得詭異甚至荒謬嗎？當然，我知道標準的答案一定是閱兵能夠展示國防的力量，而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正是國家存在的基本目的。
可是這個國家根本就建立在一連串的戰爭之上；它不只是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而和平誕生的機構，它還是一具透過無數殺伐才得以穩定執政的戰爭機器。為了達成保護人民的目的（比方說保護人民不受外國侵略），它得先屠戮人民；如此弔詭，如此難解。
所以怎樣定位1949那一年所發生的事，便成了一個很緊要的問題了。如果把它看成「革命」，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罪惡了。儘管是罪惡，但你還是有辦法解釋，因為它到底是場革命嘛。例如，你可以描述一個革命前的黑暗狀態，把它形容為水深火熱的地獄，然後陳說革命之必要，與戰爭的不可迴避。你還可以挖掘出一條和平路線曾經有機會實現的證據，然後控訴國民黨拒絕和議，堅持用兵的殘酷及愚蠢。雖然並非全無可議，但這樣一套革命論述大體上還是能夠勉強地解說那種弔詭的情境。沒錯，國共戰爭那三年是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可那是革命呀，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新國家，不得已，總得有人犧牲。於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能以龍應台所說的「勝利者」形象，心安理得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面，檢閱它勝利的原因了。在這個意義上，快樂地閱兵不只不荒謬，反而很正當；因為當年的戰爭是正義的，眼前的武力也是正義的。我們正義，並且凱旋，你就算興奮得跪倒在裝甲車前，也沒有人會怪你變態。
不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因為 1949那一年還可以有別的說法，比如「內戰」。我覺得大陸這幾年越來越流行「內戰」這套論述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內戰」和「革命」不好並容。內戰是一國之內不同武裝力量的交戰，雙方搶奪政權，彼此敵對仇殺；然而，這畢竟是同一個國家裏頭自己人的事。革命就不同了，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它要徹底推翻過去一切的邪惡與腐朽；革命者和老政權完全是不可與共的兩端，判然分明。
如今用「內戰」代替「革命」，目的自是為了兩岸統一。大家打了半天，可到底是自己人起閧，正所謂「渡盡劫波兄弟在」，兄弟倆千萬別以為打完一場架，就連血緣關係也斷了。所以南北戰爭打完，美國還是原來那一個美國。
有些論者喜歡用南北戰爭比較我們的內戰，覺得人家到最後大團圓結局很好，雙方彼此尊重，敗軍之將李將軍至今還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粉絲遍及北方。怎麼我們就不行呢？
因為我們的內戰在某程度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人投降，它延續變形為一種不動聲色的敵對狀態。就說是革命，它也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長期革命。而且我們始終繞不過那個問題；它究竟是內戰還是革命？只有「內戰」才能支持雙方和解，並且必將統一的道理。只有「革命」才能說明為甚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新中國，而今年是它建國的六十週年。它們的矛盾在於如果你接受革命論述，你就必須承認對手不是兄弟，你和他沒有關係，他是和你全然不同的老怪物。你還得考慮是不是要繼續「解放」對岸的大業；如果不，你要說明對方已經不腐朽了，而你自己原來也不革命了。
以「內戰」代替「革命」，你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新穎？失去了「革命」那種看似天然的道德光環，你在內戰中殺了那麼多人又還有甚麼道理可講？死者不再是讓政治理想大放光明的燃料，而是「兄弟倆」奪取大位過程中的無辜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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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它道歉？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二）
文︰梁文道
《蘋果》，2009年10月4日
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In Search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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