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Krugman: 向投機者徵金融交易稅

我們應以課稅阻遏金融投機活動嗎？

負責管理倫敦金融城這個全球二大銀行中心之一的英國高級官員說：應該！其他歐洲政府亦同意。他們是對的。

不幸的是，美國官員特別是財長蓋特納，堅決反對有關方案。但願他們三思，因為徵收金融交易稅的時機已經來臨。

有關爭論始於8月，當時英國最高金融體系監管官員特納（Adair Turner）提出向金融交易徵稅，以阻止「對社會毫無用處」（socially useless）的活動。特納的主張引起首相白高敦的注意，後者在本月二十國集團（G20）會議中向主要經濟體闡述有關方案。

為何這是一個好主意？向金融交易課稅的概念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已故耶魯經濟學家杜賓（James Tobin）在1972年首先提出，特納─白高敦方案是有關理論的現代版。杜賓指出，外滙投機──即在國際間流動，押注滙率波動的資金──擾亂世界經濟，因此，他主張向每次外滙交易徵收小額稅款，以減少對經濟的影響。

向非常滋潤的車輛潑沙

此等稅項對從事海外交易或長線投資的人來說微不足道，但卻有效阻嚇那些試圖透過猜度大市走勢，在數周甚至數天內賺快錢的人。正如杜賓所言，這樣做等於「向一個非常滋潤的車輛潑沙」，只會稍稍減慢高度順暢的投機活動。

當時，杜賓的主張並沒有實踐的機會；及後，它成為反全球化左翼份子經常掛在口邊的熱門話題，令杜賓大為驚愕。與杜賓的原意有別，特納─白高敦方案提出向所有金融交易徵收「杜賓稅」，而非單一針對外滙交易，但方案的精神基本上與杜賓的理念一致：徵稅對長線投資者而言是不足掛齒的成本，但卻能杜絕目前過度活躍的金融市場中大部分頻繁買賣活動。

若金融市場過度活躍對生產有貢獻，徵稅是壞事。不過，經歷過去二年的災難後，外界普遍同意──我甚至想說大部分並非從事金融業的人都同意──杜賓的見解，認為華爾街及倫敦金融城大部分活動均「對社會毫無用處」。再者，交易稅可產生大量收入，有助紓減外界對政府赤字的憂慮，試問還有什麼可挑剔？

金融交易稅反對者的主要論點是，這樣做行不通，因為交易商總會有方法避稅。亦有人提出，課稅無助阻嚇破壞社會，引發當前危機的行為。仔細審視下，上述二個理由都站不住腳。

關於金融交易不能課稅這個問題，應知道，現代交易其實高度集中。就以杜賓的原意向外滙交易徵稅為例，外滙交易商遍布世界各地，如何徵稅？答案是，縱使交易商分散全球，但為他們進行交易結算（即付款）的，大多是同一家以倫敦為基地的機構。集中一處結算的好處是交易成本低廉，這不僅造就龐大的交投，同時亦令當局追縱交易並對之課稅變得相對容易。

金融交易稅不能對症下藥的說法又如何？的而且確，交易稅不會阻止貸款商貸出不良貸款，或令容易受騙的投資者遠離以那些貸款作抵押的有毒垃圾。不過，不良投資只是釀成當前危機的原因之一，令那些不良投資演變成災難的，是金融體系過分倚賴的短期資金。

減少倚賴超短期融資

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戈登（Gary Gorton）及梅特里克（Andrew Metrick）的研究顯示，至2007年，「回購」（repo）交易已成為美國銀行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回購交易是指金融機構向投資者出售資產，同時承諾短期內──大多一天──將之購回。次按及其他資產出現虧損所以觸發銀行危機，因為它們損害了回購制度──市場出現「回購擠提」（run on repo）。

金融交易減低交易商倚賴超短期融資的意欲，因此能減少回購擠提出現的機會。由此可見，與懷疑論者的理論相反，此等稅項有助阻止當前危機的發生，即是說可幫助我們避免將來歷史重演。

杜賓稅可以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嗎？當然不可以，但它可以成為收縮我們這個過度膨脹金融體系的方法之一。正如其他議題一樣，奧巴馬政府考慮杜賓稅時，必須擺脫來自華爾街的思想束縛。

Paul Krugman: 控制失業有道 美拒效德國

試想像以下兩個國家的不同命運：她們都因為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導致職位流失──但程度各異。在甲國，就業率下跌超過5%，失業率則飆升逾一倍；在乙國，就業率只微跌半個百分點，失業率僅稍高於危機前的水平。
你認為乙國是否有些地方值得甲國參考？
 
這不是個憑空想像出來的故事。甲國是美國，這裏的股市上揚，國內生產總值（GDP）正在增長，但可怕的就業狀況卻持續惡化。乙國是德國，雖然GDP因為全球貿易呆滯而大受打擊，但在阻止職位大量流失方面卻非常成功。德國的保就業奇蹟在美國沒有引起廣泛注意，但卻是實實在在及功效顯著的。德國的成功令人嚴重質疑，美國政府在對抗失業問題上策略是否正確。
 
在美國這邊，就業政策背後的理念可以此概括：「水漲自然船高。」即是說，我們其實沒有就業政策，我們有的是GDP政策。政府的理論是，只要刺激整體開支，GDP增長步伐便會加快，這將促使企業停止裁員，再次招聘員工。
 
 
財務誘因獎勵保飯碗
 
另一個選擇是推出更直接針對勞工市場的政策。例如，我們可推出「新政式」就業計劃；在如今的政治形勢，這也許是不可能的──任何類似當年「工作改進組織」（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簡稱WPA，新政下的最大機構，負責招聘工人開展公共工程，並為百姓提供衣食住屋）的措施，美國電台主持兼保守派政治評論家貝克（Glenn Beck）都會將之形容為旨在招攬親奧巴馬納粹黨員的計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峰期，WPA及公共資源保護隊（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以相對低的預算成本，為數以百萬計美國人帶來就業，這點必須鄭重聲明。
 
另一個可行方法（或作為上述計劃的輔助措施）是，推出支持私營界別就業的政策，例如制訂勞工法減低僱主裁員的意欲，也可以向增聘人手或以減工時代裁員的僱主提供財務誘因。
 
德國人就是這樣做。步入大衰退前，德國已擁有強而有力的就業保障法例，除此之外，當局推出「短工時計劃」，向以減工時代替裁員的僱主提供津貼。這些措施不能阻止嚴重的衰退，但德國在衰退中流失的職位卻出奇地少。
 
美國應否嘗試推行這些措施？奧巴馬政府內最高級的經濟專家森瑪斯（Lawrence Summers）最近接受訪問時對此不以為然，他說：「若工作量固定不變，讓多些人攤分也許是可取的，但不及增加總工作量可取。」這確是事實，但問題是，我們目前並沒有增加總工作量──國會看來也不願意撥出更多刺激資金，令這個不幸的情況改變。既然如此，我們應否考慮其他措施，即使那只是權宜之計？
 
反對歐式就業政策的論點一般是，這些措施對長遠經濟增長有害無益，因為保障就業及鼓勵攤分工作，將打擊增長行業公司的招聘意欲，同時減少員工轉投產力較高職位的誘因。再者，在正常情況下，美式「任由職位流失」（free to lose）勞動市場，即僱主可隨時炒人但新招聘也暢通無阻的模式，亦有好處。
 
 
長期失業攀升不容忽視
 
不過，目前並非正常情況。目前，丟職的工人並沒投向將來大有可為的工種，而是加入失業大軍，久久不能脫困。長期失業率已升至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高的水平，升勢仍然持續。
 
長期失業將帶來長期損害。長期失業者往往難以重投勞工市場，即使市況好轉亦難獲僱主垂青。長期失業還會帶來隱藏的代價，對兒童造成的傷害尤甚──父母月復月年復年失業的兒童，大多身心受創。
 
因此，如今應該採取別的措施。
 
先此聲明，我相信力度夠大的傳統刺激措施足以紓緩失業問題。不過，由於這不會出現，我們需要討論其他較廉宜的替代方案，直接針對就業問題。我們應否接納智庫組織經濟政策研究所的方案，推出就業稅務寬免？我們應否聽取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建議，推出德國式攤分工作津貼？兩個建議都值得考慮。
 
說到底，我們如今不僅要做更多，還要做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事。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目前是開宗明義推出措施直接製造就業的時候了。

Paul Krugman: 氣候變化法案無損經濟

有關醫療改革的辯論，閣下享受嗎？辯論期間的文明表現，以及改革反對者所展現出知識分子應有的誠實，是否令你印象深刻呢？
　　
如果答案是對的話，你將會很喜歡下一場大辯論──氣候變化的爭拗。
 
 
慣犯阻止通過
　　
眾議院已經通過了頗為有力的限額與交易制度（cap-and-trade, 即排放交易）氣候法案──「韋克斯曼—馬基法案」（Waxman-Markey act）。如果可以成為法例，最終將可大大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但氣候變化問題跟醫療改革一樣，問題將出現在參議院。那些慣犯正盡最大的努力阻止法案能夠通過。
　　
其中一些人仍然聲稱地球沒有暖化，或最少沒有決定性的證據。不過，這個論據變得愈來愈薄弱，薄得像北極的浮冰。北極浮冰已逐漸消失到一個程度，讓船公司可以開闢航線，前往過去無法通過的西伯利亞北部海域。
　　
就連企業也開始對否認者失去耐性──本周較早時候，太平洋天然氣及電力公司（Pacific Gas and Electric）退出了美國總商會，抗議該會嘗試淡化或扭曲氣候變化這個現實的不誠實行為。
　　
因此，反對採取措施應付氣候變化的主要論據，將不會是全球暖化是個神話，而會是限制暖化將會拖垮經濟。正如 Climate Progress 網誌指出，反對氣候變化法案的人，一直把潔淨能源及削減暖化污染計劃的成本預測提高，就像一些失去了控制的拍賣商。
　　
那麼，現在比較重要的是要明白到，說氣候變化法案會帶來龐大經濟損害，其實就像否認氣候變化般不誠實。拯救地球不會是毫無代價的（儘管環保計劃的初階段可能免費），但成本也不會是那麼龐大。
　　
我們怎麼知道呢？首先，有證據顯示，我們現在浪費很多能源。也就是說，我們燃燒大量煤、石油和天然氣；事實上，這樣做並沒有提高我們的生活水平，這個現象名為能源效益缺口。這個缺口的存在，意味推動能源保護的政策可以在某程度上令消費者變得更加富有。
 
 
家庭年開支僅微增
　　
第二，目前所得的最佳經濟分析顯示，即使大量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一般家庭面對的成本也只會很溫和。本月較早時候，國會預算辦公室公開了「韋克斯曼─馬基法案」的影響分析報告，指出到2020年，有關法案將只會令一般家庭的每年開支增加160美元，即0.2%的家庭收入，這相當於每天買一枚郵票的價錢。
　　
到2050年，當溫室氣體排放量限制大幅收緊時，上述比例將升至1.2%。不過，預算辦公室也估計，2050年的實質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較今天高出逾兩倍半，因此人均GDP將上升約80%。針對氣候改變的措施成本對經濟增長只有極輕微的影響，而且這一切當然是沒有計入限制地球暖化的各種好處。
　　
那麼，指氣候變化政策會有嚴重經濟影響的警告從何而來？
　　
反對限額與交易制度的人是否利用不同的研究，因而得出不同的結果？不，傳統基金會去年春天的確推出一份報告，指出「韋克斯曼─馬基法案」會造成大量職位流失，但這個研究實在太荒謬，我至今也沒有看見有任何人引用；相反，反對拯救地球的行動，其實是以謊言為主要基礎的。
　　
因此，似乎正在挑戰林博（Rush Limbaugh）的共和黨實際領袖地位的貝克（Glenn Beck），上周向他的觀眾及聽眾表示，奧巴馬政府隱藏了一份研究報告，內容指「韋克斯曼─馬基法案」會令一般家庭的每年開支增加1787美元。不用多說，這項研究根本不存在。
　　
不過，我們不應對貝克太過嚴厲。很多所謂的專家一直流傳此類針對「韋克斯曼─馬基法案」的虛假指控。
 
 
錯誤言論應受鄙視
　　
一年前，我會對這種行為感到驚訝，但正如我們在醫療改革辯論中所見，政治對話兩極化迫使一些自稱是中間派的人歸邊，其中很多人顯然認為，對總統奧巴馬的黨派反對聲音，較對知識分子應有的誠實的憂慮更重要。
　　
因此，這就是底線，聲稱氣候變化法案會損害經濟的指控，應該與聲稱全球暖化是騙局一樣地被鄙視。氣候改變的相關經濟事實是，環保其實是頗容易的。
 
 
版權所有：《紐約時報》
 
 
http://www.nytimes.com/2009/09/25/opinion/25krugman.html?_r=1&scp=2&sq=paul%20krugman%202009&st=cse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1/04/01041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