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 Shuet Ying: 別以犬儒蓋過正義 (任鬧任share請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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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純健出手，加上essay死線迫在眉睫，本來已經不必我等小薯補充。但行家看法紛陳，令我不能心安，而且在msn跟友人討論了這麼久，不整理一下留個紀錄，似乎對不起自己。我明白行家工時長會有疲態，而且親身接觸可能會有不同想法，我人不在現場，或者沒有太多發言權，但我想，以下的論點，倒不受有沒有親身接觸影響。

先將高鐵撥款議案是否該即時通過擱下不談，覃健都談過了。我以為最讓我關注的，倒是行家們的一些想法。

一些觀點認為，拉布是孩子氣，明知沒有結果卻在浪費時間和金錢。其實拉布不能阻礙議案通過，不是策略本身的問題，而是因為香港議會組成太畸型。Filibuster作為阻止議案通過的手段，不只是拖時間，而是以時間換取空間，引起社會更廣泛的討論，凝聚更多反對議案民意和力量，迫使民選議員投下反對票。那不是無賴的小家遊戲，而是正當的議會obstructionism手段，美國參議院的官方網頁也詳述filibuster在議會中的歷史和用法，並非見不得人的幼稚行徑。我對filibuster沒有研究，相信Alex說得會更詳細。但話說回來，既然filibuster其中一個目的是讓社會有更多討論，那今次也算是成功了；而明知議案會通過而拉布，那明顯是因為有些議員根本不必聽從民意投票，不是拉布的原罪。

也有人說認為有些示威者暴力，甚至用「今次真係見識到咩係暴民」來形容，並以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比喻之。不必認真地拋書包，搬出Reign of Terror和Robespierre來，只須簡單問一句，當中沒有人以令對方受傷為目的，那裡稱得上暴力? 何以見得是暴民? 在成千上萬人聚集的場面，我想只要有百分之一是以暴力為手段和目標的，結果一定不會是現在這樣，大家安安全全回家。亦有不少意見指同樣反對高鐵不明不白上馬，但以為示威者太暴力激進，並搬出當年七一遊行的經驗，說這才是文明的香港，稱之為和平理性。難道社會運動只有遊行一途? 記者工作時不時被要求進入以鐵欄圍起的採訪區(又稱豬欄)，記者發現離太遠，影不到相，抄不到筆記，也會將鐵欄移開一點，或者步出採訪區方便工作。這樣怎算是暴力，只算是不守主辦單位訂下的秩序。示威者情況看來亦是一樣。甚麼是秩序，從來不是中立或不證自明，而是一種權力關係，本身而是由主辦單位/政府訂立的。而且示威者只是搬鐵馬，沒有掟鐵馬，又何來暴力? 我是似乎是過分擴大暴力的涵意，正如Alex而言，將不守秩序和暴力混淆了。

更有趣的是，有稱香港警察十分克制，胡椒噴霧用得太遲，並以他居於民主大國數年的經驗說，外國在這情形下一早用到橡膠子彈。保安beat(兼在高登紅咗)的友好陳朗昇已補充警方使用武力的策略，不必我班門弄斧。這段話倒是讓我立時想起Max Weber在他的演講Politics as a Vocation為state(這詞不好中譯)所下的定義: a state is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Specifically,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right to use physical force is ascribed to other institutions or to individuals only 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tate permits it. 大家同意讓警察擁有武器，但普通人擁有槍械是違法，既然我們賦予了警察這麼重要的特權，更加應該加倍規管他們是在甚麼情況下使用胡椒噴霧、流彈等。

又有說他們講粗口、狂煲煙、唱歌跳舞，十分不像樣。其實誰說抗爭一定要嚴肅安靜，就像坐在靈堂裡? 誰說社運不能快樂? 抗爭和社會運動有一萬種可能性，愈有趣愈多樣的抗爭，反而可以吸引更多人，在持久戰中也特別重要。見識過菲律賓的學生運動，兩個人拿著結他自彈自唱，唱得比Soler還好，其他人圍圈跳舞，這不代表他們態度不認真。曾探訪過馬尼拉市郊的picket line，被跨國企業剝削的工人罷工持續數年，在工廠對面興建了自己的小社區，他們商討大計之餘，自然也要食飯唱歌跳舞搞gag，人不是也要生活嗎? 抗爭是不必如死老豆，跳舞也不損社運的正當性。記者不喜歡跳舞，被邀時可大方拒絕，但別人邀請你跳舞起碼是友好舉動，何必動氣?

講粗口或煲煙，這點或許有爭議，但我這等虛無之士倒覺無傷大雅，很多人包括我私下也爆粗。但講粗口跟沒有粗口的責罵一樣，都應該對事不對人，不該用粗口問候不關事的人，正如一般罵人不能無理取鬧。粗口的定義並是非常contested和constructed，有很多灰色地帶，但我倒覺得應不應講粗口未必是重點。Manson Chum說我們集中批評示威者的行為，而忽略了運動的正面意義，是「正如有幅油畫很好，我們卻花了七成時間去品評畫框有多差，那是言不及義。我們該有足夠底氣更有品位」。我換個角度地想起Harry Frankfurt的On Bullshit的說法: 我們將誠懇、態度這些東西，掩蓋了真相和不公義；「我尊重反高鐵的理據，但他們沒有禮貌、講粗口、不夠decent」；我們不去討論議案本身的是非和公義，因為不容易說得清，而更重視所謂的態度、禮貌和誠懇，這是很危險的犬儒。講粗口、推鐵馬、煲煙，這些都是顯然而見的，肢體和言語暴力，都非常容易挑起別人情緒的；但symbolic violence，如議會中聽上起有禮貌但內容空洞的歪理、基建項目諮詢政府拒絕披露技術細節，令民間難以請專業人士scrutinize，這些才是更大更危險的不公義。與其著眼示威人士爆粗食煙跳舞，我們應該看得到相比起天星和皇后，今次又是社運的新一頁。今次有更多的非傳統社運分子走出來，以新的形式抗爭。回顧歷史，每個年頭都會冒出新的民主鬥士，被冠上光環: 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本土行動，他們頭上的光環被摘下後，又有新的民主鬥士。且看inmedia民中反高鐵陣營中的爭拗，可見又有比本土行動走得更前更激的一班同志走出來。香港的政治光譜正在不斷拉闊，意識形態的討論才剛剛開始，是走向正常健康政治文化的第一步，為何要在這一刻把他們扼殺? 香港不是夠多崇尚和平理性的黨派嗎? 他們反對高鐵的理據，固然可以商榷，但若以所謂爆粗煲煙來否定他們，這是捨本逐末。

有記者被罵，感到不受尊重，這固然惹人生氣。社運排他性高，經常事事本質化，這些都是事實。但主流傳媒和社運的對立不是一時之事。細心想想本港報章，有多少份是親政府、親財團，並以中產或投資之類為定位，這些行家都比讀者更清楚。六零年代開始的媒體研究批評主流傳媒偏袒power bloc，媒體固然以揭發政府醜聞的第四權自居，但當是非黑白看似不是太清晰之時，主流傳媒總愛報導power bloc的新聞，於是領導人放個屁也是頭版；一般人絕食要餓死才報導，這就是著名的hierarchy of credibility。不是想否定每位記者們的工作，也無意指大家都是河蟹，只是檢視媒體的日常整體運作和整體的機構(即係睇埋你老細同老細的老細)，還有現時大行其道的spinning，將數十小時的集會剪成一分鐘的衝突場面，那Stuart Hall、Gitlin等人的批評到在香港主流媒體還是十分適合。行家中不乏有心人站在草泥馬一方，但明顯地身為一般讀者，螢光筆等膠言膠論當然令人印象更深刻。這些批評不一定正確，少不免有點以偏概全，但工作時拿來提醒自己倒十分有用。記者是有趣的行業，但不必以為自己是皇帝，別人一定要接受訪問，也請不要用中立客觀自居。News is constructed，由第一天你選擇去哪單assignment，已經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決定，我們不能做到中立，只能合理(fair)、尊重事實。Howard Becker的說法是人人都有立場(沒有立場也是一種立場)，問題只是Whose side are we on，而且如何力求不讓自己的立場discredit報導。新社會運動尊重個人自主，重視自發，抗拒組織和標籤，以後行家們更要適應沒有組織發言人讓你打電話攞料的情況。

說了這麼久，其實是對今次有些行家的言論令我驚訝。辛苦工作時被辱罵固然不好受，罵的人也不對，用粗口罵不關事的人更不對，一場運動參加者良莠不齊，也應該是事實。但身為記者，更應該細想社運和傳媒的敵對關係的由來，檢視整場運動本身的意義，而不是以粗口、煲煙、暴力、罵記者否定參加者，以中立客觀自居自我感覺良好，並滿足於「踩鞋踭精神勝利法」。我期望自己一方面有虛心檢視自己工作的反思，也有理解別人行為和社會現象的視野。以日常生活經驗和個人感受判斷是非，無可厚非，但這種近乎動物反射式(alex語)的直覺只能是思考的開端，決不是終結，不能讓它變成立場。新聞行業往往最快面對社會變化，新聞觸覺更是要有系統的分析社會來支撐。程序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自由主義，道德哲學… 這些數不完的理論，總有它超越時空的價值，幫我們理解社會上種種現象，包容不同的意見。書本重要，新聞工作者也許太忙，不能時時翻閱，但常常自省，已是厲害的武器。最後讓我又引用近來好濫，村上春樹著名的蛋牆之論。雖然異見者不一定是蛋，蛋也可以錯，蛋也會變成牆，但以卵擊牆，我還是會站在蛋的一方，私下告訴蛋做錯了甚麼。

陳雲︰菜園村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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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園茅舍，一群人靜靜耕種，是很令某些人氣憤的事。遠古的中國帝王，卻很喜歡這種景象，認為所謂治世，亦不外如此。帝堯之世，老農唱《擊壤歌》，以頌帝堯之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古詩流傳不絕，歷代帝王亦不禁止。讀外國文學，找不到同類民謠。

集權政府．奪地為先

王朝中國有授田與永業田之制。授田是王朝分授田地予無地之農戶，死後田地歸還公家，如夏代的貢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徹法、唐代的授田法，均屬此類制度。另有永業田之制，北周、隋、唐時所施行的田制之一，每丁授予桑田若干，依法課稅，因可世代承耕，故稱為「永業田」。寺院道觀之永業田地，供養僧道；宗族之公田，維繫祭祀及供養士子；私人之田地，維護家族世系之永繼。士人擁有家業，則有退隱之餘地，可以不必趨炎附勢。

王朝中國戰亂頻仍而民間穩定，乃由於氏族有恒產而有恒心。近代之殖民政權、共產政權，乃至金融資本主義之政權，都計謀取消人民之恒產，使之失去恒心，心浮氣躁，任由政府或財閥驅策。

英國未佔領新界之前，新界鄉民擁有的是永業田，佔領之後，一九〇〇年三月，立法局三讀通過《新界田土法庭法案》，其中第十五條「……現謹宣布新界全部土地為皇家財產，按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所訂年期內，任何人……未經授權，俱屬霸佔皇家官地……」，本來屬永久業權的地契，一下子變成承租契。民間擁有土地乃自由之保證，取消永業田，是英國殖民者限制華人自由之法。共產黨建立政權，第一件大事便是剝奪土地擁有權，使平民、僧道、士人皆無田園庇蔭。

港英的社會主義善政

然則港英政府面對大量湧來香港之大陸難民，也要採用仁政。菜園村居民現在被特區政府鄙視的非法寮屋，殖民地時代叫「平房」，是港英容忍搭建的臨時居所，連帶一個耕作的田園，是典型的戰後歐洲社會主義遺風。例如，德國在戰後百廢待舉，政府無錢照顧工人福利，很多市政府便在市郊分配工人土地，容許建設平房及耕種田園，使勞苦大眾可以安居，得享家園之樂。港英當年除了容許港人散落鄉郊，安居田園，還協助修築水坑及提供蔬菜供銷合作社之服務。同時期，港英建築公屋及居屋，令大部分貧民可以安居或置業，令民心安定而歸屬香港。

菜園村現在的百多戶人家，有些是退休田園的老夫妻，也有是一大家人老少同住的，在外邊打一份卑微的工，回家種菜幫補糧食，田園生活偶然也治療工作場所的挫折和傷痛。

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工廠的人嘲笑手腳不夠勤快的同工，會說﹕「你返鄉下耕田吧！」當年，耕田確是一條退路，半工半農，更是很多村民的生路，不必離棄鄉村的家園，又可享受現代工業社會的好處。往昔香港雖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社會卻可承受震盪和衝擊，鄉村半耕半工的社區、城市的家庭式工廠和作坊，都充當過緩衝與轉化的角色。

然而，進入官商勾結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港府限制土地供應，又不以資產增值稅及物業空置稅來遏止炒風，市民的土地及住所已經變成炒賣對象，很多業主面憧憬物業價格持續上升而不斷更換住宅或炒賣物業，即使擁有產業，也不再是恒產，開口是樓市，閉口是地產，終日謀算資產增值，於是便對生活和香港失去恒心。所謂恒心，就是平靜而高遠的心。

為什麼菜園村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是因為當地的村民是以恒產的心態來對待田地和物業的，一家人溫暖地住在一起，種植蔬菜果樹，山環水抱，生活簡樸實在，食物新鮮而有機，鄰舍關懷照應。即使家財萬貫，也不能如此生活。一般人辛苦累積財富，追求的也不外乎是這種生活罷了。拼命追求財富，是因為不安全感，例如，遇到疾病和意外而破財，陷入貧困。假若政府為平民承擔社會保障，例如歐洲發達政府的做法，平民是不會陷入貧困，於是沒有多少人會拚命追求財富。

最合乎人性生活方式

菜園村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展示了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而且顯示前朝政府的社會主義作風。菜園村這種耕住結合的樸素生活，一點也不落伍，歐美國家，隨處可見。它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最穩定可靠的、最合乎人倫道德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發達之後，嚮往的也不過是這樣的田園生活，只是多了一份財產保證的安全感而已，而這種安全感，其實是可以用政府的社會保障和鄰舍親友的照應來代替的。

香港新一代的年青人見多識廣，富有想像力和同理心，見到菜園村自然欣喜，視如珍寶。只有財迷心竅而致心靈閉塞的人，才會嘲笑年青人未種過菜、耕過田，怎會走去保衞菜園村的。

無人性的、千方百計驅策平民進入樓宇信貸和商場消費社會的財閥和財閥授權的政府，見到菜園村會氣憤難平。在他們的眼皮底下，貧民竟然可以如此愉快地生活，不用買他們的「發水樓」，也不必依賴他們的商場和超市。他們要鏟平菜園村，抄窮人的家，自是可以理解的。

馬國明: 打造非人生活 一小時生活圈套

編按：今周五1 月8 日，立法會進行高鐵撥款審議續會。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乃政府推銷高鐵時所營塑的港人生活願景。但民間學者馬國明清晰指出，這種廣告式的政策推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昨天特意透過媒體催促撥款通過），不過意在刺激我們的消費意欲，然後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馬氏分別援引門禁城區和「滾動中的石頭長不了青苔」的西諺，封閉意象砸碎官僚口中多采自足的、「解決兩地家庭團聚問題」的願景——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而香港一班年輕人在政策促銷之聲中，以青春去持守「慢」之法則，與「時日無多」、為便捷所醉惑的人們直面對話。

雖然政府興建高鐵的計劃出乎意料地未有在去年12 月18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但在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和功能組別的「獨立」議員支持下，興建高鐵的計劃仍將會有驚無險地得到立法會的撥款而動工。連同剛正式動工的港珠澳大橋，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似乎已漸漸成形，再過數年更會成為現實，《明報》便專誠由去年12月15 日開始一連六日派記者親身考察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內的各環節。12 月15 日的報道大標題是「珠三角城際車程減半」，並以圖表清楚列出往返九條鐵路或通道所需的時間。打開當日的《明報》讀到相關的報道時，腦海裏不期然浮起一些經常會在報章見到的樓盤廣告……文．馬國明

這些廣告一方面標榜樓盤鄰近港鐵車站， 另一方面則同樣以圖表方式顯示從樓盤所在的港鐵站出發，花多少分鐘便抵達九龍市區或港島。這些標榜交通方便快捷的樓盤廣告一般會把樓盤包裝成豪宅般模樣，而事實上這些佔據整版報章的廣告，當中推銷的樓盤，其呎價之高昂，一般中產人士也未必能負擔。這些樓盤廣告當然不能跟《明報》的客觀報道相提並論，但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基本上跟樓盤廣告推銷的概念沒有分別。如果佔去整版報章的樓盤廣告無非是對準中產以上的上層人士，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亦同樣只適用於香港和內地的上層人士。

「門禁社區」的融合遊戲以廣深港高鐵為例，興建這條高速鐵路須動用超過六百億公帑，但卻只設西九一個車站，新界數百萬居民如果要乘搭這條據說只需四十八分鐘便抵達廣州的鐵路便要先花至少三十分鐘到達西九。負責項目的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回答為何不在新界設車站的質詢時表示由於西九到廣州的車程將增加十分鐘，政府因此不會在新界設車站。在新界設車站，車程增加十分鐘，但不設車站，新界的居民卻要多花三十多分鐘才抵達西九再轉乘高鐵。很明顯高鐵不是為新界居民興建的，那是為誰而建的呢？答案十分顯淺，高鐵連接的其實不是香港和廣州，而是西九這片和鄰近的油麻地、大角嘴分隔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和廣州。

這片由地產商打造的門禁社區是九七之後的新事物，與香港原有的事物格格不入，就連當中的建築物也用了大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名字。這片門禁社區與大角嘴、油麻地、官涌等舊區為鄰，但卻不歡迎人們從這些舊區步行抵達，選擇步行的人必須跨越重重障礙。花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只設西九一個車站與其說是為了貫徹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嶄新概念，不如說是延續九七後董建華年代商人治港種下的偏重地產商的扭曲和不合理的政策。六百多億興建的高鐵名義上是為了加強香港和內地融合，但其實不過是將西九這片不曾和香港固有社區和固有事物融合的門禁社區搬到廣州和內地高速發展的地域融合而已。

不少評論認為高鐵是曾蔭權取悅中央的政策而已，但中央政府大力發展高速鐵路，內地和香港的地產商將會大大得益。得益於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珠三角地區的樓價大幅上升，根據《明報》的報道，中山的樓價過去一年內升了一半。12 月16 日《明報》B1 頁更如此說： 「內地樓價高企，幾演成全民聲討現象，連中央副部級官員亦聲言『買不起』。」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內地或香港，似乎未有任何評論將樓價高企和大力發展高速鐵路相提，但二者的關係極其密切，西九便是最好的示範。如果沒有鐵路接駁，西九豪宅的樓價會下跌多少？現時那些單聽名字便令人感到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豪宅卻確是有其過人之處，機鐵、西鐵和港鐵東涌線全都在西九設車站， 再加上高鐵，西九簡直是天之驕子，也是名副其實的「君臨天下」。政府提出興建高鐵的計劃後，民間自發組成的專家小組向政府建議把車站由西九改為新界的錦上路，既可不拆菜園村，亦不會影響大角嘴、象山邨和華景山莊的居民，而且工程的造價可以減半。不過政府對專家小組的建議完全不加考慮，原因十分簡單，車站設在新界的錦上路時，輪到居於西九豪宅的人先花三十分鐘到達錦上路才能轉乘高鐵。所謂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是政策打造出來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要達到發展的目的便要把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材源源不絕的送到，因而需要興建高鐵。高鐵運送的是居住於西九那些「君臨天下」的社會菁英，是消費能力極高的一群。

這一群擁有豐富專業知識和消費能量的人士所到之處有如點石成金，因此興建高鐵必會刺激樓價上升，高鐵所到之處樓價不但高企，而且不斷看漲。另一方面高鐵既專誠為這群高消費的菁英而興建，當然要度身訂造，這群高消費的人卻又偏偏是時間匱乏的專業人士，不在新界設車站可以為他們省下十分鐘，假如他們把這省下來的十分鐘用作消費（消費首先是消費一己的生命），GDP 說不定會增長零點一到零點二個百分點。高鐵之為高鐵就是要省下這十分鐘，至於是否適合其他人根本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長青苔

興建高鐵，最受影響的是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的居民，菜園村村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卻在新界一隅建村紮根長達五、六十年。他們不是新界原居民，但新界是他們的家，是他們農耕生活的家。大角嘴的居民同樣以大角嘴為家，這一點浸大地理系研究生陳劍青便已在12 月17 日《明報》世紀版的文章細緻地分析過。興建高鐵是為了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方便西九的社會菁英往返整個珠三角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不過，一小時生活圈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一方面強調快速移動，另一方面卻不外是在一個圈圈之內滾動而已。無論如何，正如西諺所言，一塊滾動的石頭不會生長青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一小時生活圈不是菜園村或大角嘴那樣是人們的家。或許從刻意打造一小時生活圈的邏輯而言，為了興建高鐵而拆毁菜園村和挖空大角嘴舊樓的地基都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即使有其他不會影響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可行方案也不會被接納，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就是要人們放棄家的觀念。在這個意義下，興建高鐵就是為了淘汰菜園村和大角嘴這些讓人們紮根五、六十年的農耕社區和舊區。

說得學究一點，興建高鐵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恰好是後現代社會理論裏所說的時空壓縮（space-timecompression）的具體表現。時空壓縮意味着當中某些事物被擠掉，打造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而被擠掉的卻不僅是菜園村和大角嘴的家園，時空壓縮亦意味着社會上大多數的事物都變成一瞬即逝。不錯時空壓縮令人們在短時間內便可以遊遍整個珠三角甚至整個中國，但當事情來得這麼快的時候，當然是應接不暇，頂多是走馬看花而已。在時空壓縮的處境底下，那些歷久不衰的事物，那些如班雅明在〈說故事的人〉裏提及的： 「要求人們不計較時間，點滴功夫累積而成的」事物，還有那個毋須顧慮花多少時間的世代都全被擠掉。

青春告別匆匆

怪不得整個香港社會裏一力承擔反對興建高鐵的是一群自發組織的年輕人；六名八十後的年輕人更一連三日繞立法會苦行，希望可以打動建制派的議員們。年輕人風華正茂，他們不似自知青春不再的中年人，他們不會急於要完成這，要完成那。他們希望的是慢慢，並以他們各自的方式體會這個世界各種美好或令人心酸的事物。一小時生活圈是那些時日無多卻仍一味貪圖方便快捷的人醉心的，不是青春無限的年輕人的一杯茶。如果以為年輕人反對興建高鐵是因為他們憤世嫉俗，那不但是莫大的誤解，而且像校園驗毒計劃一樣，根本就是侮辱年輕人。據說興建高鐵是避免香港被邊緣化，是為了香港的將來，但高鐵打造的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其實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在這個非人生活的所謂生活圈裏，任何事情都變成浮光掠影、稍瞬即逝。以為自己事業有成、見過世面的中年社會菁英或許不會介意自己不停在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裏滾動，總是行色匆匆，趕頭趕命。年輕人卻從骨子裏知道這是非人生活的生活圈，他們明白在菜園村紮根，雖然不是白手興家，但卻是白手興建家園的村民生活出來的才算得上是人的生活。又或者是大角嘴的居民，即使樓宇破舊，但卻是他們畢生積蓄換來的，是他們以自己最大的努力換取的。對菜園村村民和大角嘴居民來說，菜園村和大角嘴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是花了五、六十年時光建立的，不是高鐵打造出來的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可比擬。年輕人站在人生的起點，希冀的是足以付託終身的事物，絕對不是浮光掠影、稍瞬即逝的事物。在目前畸形的政治架構下，高鐵終會上馬，但高官們不要再吹噓什麼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了，香港的年輕人早已知道這不過是西九那種明益地產商的土地發展模式在中國大陸全國蔓延的非人生活圈而已。

世紀．Info

反高鐵．停撥款集會

陳景輝：香港家書

曾司長：

近期很多人談論「八十後」，包括你在內的政府官員，時事評論員，甚至社會學家都在討論此事。一次，我讀報時翻到娛樂版，赫然發現連新晉明星的名字後面都添上了一個新的形容詞，是為「八十後」。此類說法可能出於善意，但我認為部分郤有點捉錯用神，譬如，曾司長你在個人網誌中提到，相比上一代，我們「八十後」這一代不只關注置業問題，反而關注物業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其實我們一群「八十後」讀過文章後，簡直「O咗嘴」，覺得當中有些事被完全搞錯了。因為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自己的私人會所或物業會所泳池的大小等，而是一座城市的命運。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不只局限於私人屋苑，而是整個香港的未來，我們的城市，可有尊重和守護自己的果實？不論這些果實是我們辛苦累積的公帑，抑或是植根多年的社區。

不過，這個私人會跟整個香港之分，可能是「八十後」這個世代論爭很重要的面向。曾司長，其實這個面向有歷史淵緣。翻開有關香港城市發展史的書籍，我懷疑今天的新城市廣場是我們這兩代的分裂點，我何出此言？話說八十年代初，新城市廣場落成時，我知道你們這一代都認為這廣場是城市代現代化和進步的標誌，是文明的所在。因為當時香港尚有很多木屋，大部分地區都欠缺完整的城市規劃，於是這個位於新市鎮，擁有噴水池和密封消費空間，及貨品上有射燈的地方，你們這一代就會認為是好的環境，這些就是城市的進步。30年後，這就可能變成是西九龍的廣場。分裂點在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時不再是城市廣場有如奇葩的經驗，而是我們「八十後」每天放學就會到附近的商場，放假和週未就走遠一點，去更大型的商場，更誇張的是，每逢節慶，我們就前往港島中心最龐大的商場閒逛，遊遊走走，這些重覆的經驗佔據了我們「八十後」在城市空間生活的大部分時光。我們感覺不到那種進步和文明，感覺不到那種城市改善的經驗，反而是一種懨悶，一種千篇一律。裡頭都是一式一樣的跨國名牌，消費場所都是無歷史、無街坊、無故事的地方。所以，曾司長，我不知你是否同意，新城市廣場就是我們這兩代的水嶺。如果我們這時還有向前多踏一步，就不是重覆八十年多初，興建更多新城市廣場，而是應回頭過去，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

其實這種捉錯用神，除了源自城市空間經驗外，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曾司長你在內，都用了一本本地社會學者呂大樂的著作《四代香港人》，裡頭有不少觀點都被應用到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身上。我認為都是這一句，捉錯用神。何解？該書的眼鏡及框架都是來自上一代人，它把世代之爭解釋為下一代能否上上位，上一代是否霸佔社會位置和機會，故此我們這一代的不滿和示威皆因我們要有上位的機會，增加改善我們的薪酬和工作待遇等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大部分反高鐵運動的「八十後」青年有穩定職業，部分是兼職散工，都能糊口，亦有部分正在讀書，尚未工作。但我們的訴求完全不是改善工作待遇或爭取上位。就算你給予我們一個位置，加人工給我們，都只會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源去參與社會改革，希望介入社會，不論是你或是其他各大報章傳媒，不停引用的「四代香港人論」，上位與否，我認為不單是一種誤解，更是一種誤導，令整個社會以為只要改善經濟，只要提供就業，就能解決我們的訴求，這是再一次錯用神，完全irrelevant 。

到底我們的訴求是甚麼呢？曾司長，你可趁此機會聽清楚，我們爭取的不是經濟改善，亦不是報紙訪問我時所說的民生，亦不是傳統的普選問題這樣簡單，而是要回歸城市空間政治。可能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觀念，但對我們這一代來說，這是一個清楚的訴求。其實我們不是2009年底才出現的「八十後」青年，其實早在三年前天星皇后的爭論中，我們這班人當時己經出現。再遠一點，其實我們是來自社會運動，如你尚記得囍帖街的清拆，那時街坊和街道都是生氣勃勃，強行被清拆。在2009年，我們八十後青年之間有一個笑話，甚麼是真正的「八十後」呢？當很多人問我們時，我們會自言自語說，真正的「八十後」是菜園村年過八十的高婆婆！我們之所以走出來，是因為我們記憶和信念中，我們見到香港真正重要的地方，是一些勞苦大眾、屬於城市平民的社區，是屬於他們的家園，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走入社區，去到菜園村，我們可以在這些地方感覺到生氣勃勃，感覺到每一個住在那裏世世代代的香港人，植根在該處的勞苦大眾，能夠講出他們是怎樣來的！我們是「一個跨世代的合成主體」，我們記住的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一代，不過未必不是住在半山，而是住在平民大眾社區的老街坊，他們的故事很重要。我們的城市不應只被大商場壟斷。如果真的要說我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只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可以令下一代人，不會像我們「八十後」般天天重覆生活於懨悶壟斷的商場中。？

陳景輝

2009年1月9 日

羅永生﹕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

【明報專訊】全城熱炒80後：5區公投的爭論、反高鐵運動，羅湖抗議重判劉曉波事件，以致元旦遊行的推撞……都好像發現了「80後」的身影。雖然當中有些確有其事，有的想當然耳，有的更是張冠李戴，但「80後」這三個字，彷彿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解讀角度。匯集起來，便成了一個目前熱炒的「80後」現象。

可是，雖然「80後」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覺，但解讀的方式，不少卻是陳腐老套，瞎子摸象。

年輕世代的社會流動機會減少，趨勢惡化，金融海嘯使其變本加厲，這是「80後」青年人對時局不滿的大氣候。可是，當你真正走近那些以行動來表達不滿的「80後」，你又會發覺他們並無意像那些年長世代的中產階級，爭取補貼緩助、優惠退稅，以政治表達來牟取短期利益。這種「非物質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單令政府束手無策，也令老朽的「泛民」政黨感到錯愕，因為這些政壇老手自己所習慣的政治手段，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爭取利益，以功利計算。

西方世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可是，非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往往被人視為富裕和發達國家的現象，因為那些地方溫飽不愁，所以中產階級的年輕下一代可以付得出時間精力，爭取改善「生活質素」。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來了解香港當前的「80後現象」，只說對了一半。因為「80後」雖然動搖香港既有的「發展大晒」的價值觀，要求保育大自然、守護瀕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們絕非只是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相反地，「80後」一開始就靠近基層，出入草根，積極的參與者來自不同階級背景。他們由反對拆天星、保衛皇后碼頭、反對拆喜帖街，以致保衛菜園村運動所走的社會運動方向，動力更多來源自對香港歷史的蒼白、家園感覺的缺失、主體性的被長期貶抑所作的反抗。

犬儒和消極有極限

當然，令「80後」社會運動壯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香港並無一個公正和開放的政治體制渠道，讓不滿可以化成理性辯論和真正的議會角力。相反，社會廣泛的政治無能感不斷為民間憤怨火上加油，青年的強烈反彈只是其中一種反應方式。香港的年輕人原來普遍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情，不過冷淡的背後不完全是馴服和接受，而是無奈和犬儒。他們不是不認識問題的原因在哪裏，而是感到就算知道了也做不了什麼。不過，這種犬儒和消極其實有個極限。當一切都變得太過虛偽，體制的權威就會蕩然無存。那個時候，嘲弄都會變成一種反抗的行動。

事實上，近年來香港掌權者的低水平表現，已經積累到一個侮辱正常人智慧的程度。而互聯網的出現，正好提供了政治資訊、嘲弄，和各式各樣顛覆性文化創作不斷流傳的地方。青年人在網上顛覆性文化創作經驗日積月累，愈來愈向專業水平邁進，並形成強大的反抗性次文化與藝術創作的無形團隊。當一個社會的體系權威（例如政府、議會、學校），被社會上存在的另一個空間不斷瓦解的時候，這個社會的常態運作，其實已變得非常脆弱。

香港年輕一代探索非主流的價值觀是一種促成「80後」現象冒現的動力，然而如果你去觀察網上世界最能夠動員「80後」反叛情緒的，往往是香港權貴權層源源不斷的「廢話」和令人沮喪的表現。因為這些「高貴但空洞的廢話」，令哪怕是較少學識的人都覺得自信增強。社會運動之能夠愈是鬥爭、愈是令反抗者增強反抗信心，從而使運動可以擴大延續的，其實就是因為反抗者看見當權者「不外如是」而漸漸揮去了無能感。這是任何物質性的收買都換取不回來的。

反抗廢話謊言

簡單來說，「80後」不是社會學上一個嚴格的世代劃分，你要怎樣從人口構成的劃界去捕捉或推斷他們的走向都只是徒勞，因為「80後」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愈來愈頑強的跨階層、跨領域的反抗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到底要反抗什麼呢？答案就是「廢話」、「謊言」、「假權威」、「父權專橫態度」和「犬儒主義」等等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體制下的必然現象。

《七七憲章》的起草人（也是後來民主捷克的總統） 哈維爾定義說：專權底下的消費主義加上體制性的謊言和廢話，就是一種令人消沉沮喪、犬儒無力的「後極權主義」。在香港，為了反對「後極權體制」下令人窒息的犬儒文化氣候，「80後」的致勝武器是「致命的認真」——認真到以血肉之軀去以數日數夜的苦行去喚醒大眾；認真到在每個角落都不惜以肢體去捍衛說話和表達的權利；認真到一票一票地做專業「政治公關」公司都會汗顏的議會游說工作，在各種官僚程序與官樣文章的迷宮中，找尋權力運作的秘密和漏洞。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制度條文公道正義，而是要突顯它的荒謬。

「80後」是不是一種激進主義呢？當然是。不過，「80後」的激進主要不在其偶然敢作肢體衝擊的男兒豪氣，付出代價的決心，而在其敢想敢試敢為，耐心而持久地與荒謬作頑戰的勇氣。而香港日益荒謬的政治環境，正是培養這種秉持快樂頑鬥原則，與犬儒主義和無力感開戰的激進主義者的龐大溫。所以，「80後」反抗性次文化的興起，正是方興未艾。

要香港掌權的階層，真正解決社會存在的不公、政治制度的腐朽、人民生活的困苦，誠懇地聆聽反對的聲音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過分長久的特權，已使他們變得無可救藥地庸劣和卑鄙。但對於種種民間出現的異動，不合體制規範的動作，都視為病態或離軌的現象，然後加以打壓、規管與「治療」，卻又是駕輕就熟。這就是為什麼「青年」總是和「青年問題」扣在一起才能被討論。官樣文章地把青年捧為「未來主人翁」之餘，就是對青年人爭取個性自由和自主權的打壓。

1960年代香港貪腐橫行、貧富分化，釀成六六和六七暴動，當中有不少青年人的身影。但暴動之後，殖民政府主要的政策改動就是大搞消費主義的「香港節」和「青年舞會」，務求將青年反叛導向「精力發泄」。

不要以為這只是英治時期殖民政府自欺欺人的下策。在荒謬的香港，時間是反覆循環，歷史是進步向後行的。就如《明報》李先知日前報道：「官場耳語透風謂，面對『80後』日益壯大這樣的形勢發展，曾班子已開始思索對策，例如資助更多進修課程，引導我們的年輕人回歸學習正途，或者提供更多文娛康體活動，讓他們忙於打band、唱K、跳街舞，以確保他們無暇上街抗議。」

筆者暫且相信《明報》報道的「公信力」，但你天天讀一讀這類時空倒錯，荒謬而又幼稚的「廢話」，30後都會變成80後！「80後」能不壯大嗎？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朱凱迪﹕80後 很激進？

【明報專訊】在民主社會，當政府某項政策遭市民反對，政府應做的是聆聽自省，有錯則改，若是基於價值觀的分歧，則以公認的民主參與程序處理。但畸型的香港特區就是與別不同：當年輕人負起責任，為全港平民百姓的福祉想反對高鐵現方案，並且得到極多市民支持時（港大最新民調，支持和反對/擱置撥款的比率已非常接近），我們見不到特區政府聆聽自省，官員還是一派「我沒錯、是你有問題」的嘴臉。主流傳媒加入替青年「探熱」，結論是「冇位上、發窮惡」。最新消息是，政府一面搬出「四代人」的始作俑者再研究「80後」的發惡因由，另一面打算繼續無視包圍立法會的憤怒市民，催促「犯眾憎」的功能組別舉手機器再次強姦民意。

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無論傳媒和政府怎樣抹黑抹白，近年冒起的一批香港青年事實上已成為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他們知道體制的牆又高又硬，難有突破，於是另闢蹊徑，逐漸找到累積力量、經驗和與群眾連結的方式。其中包括○三七一後起來的反新自由主義本土城市運動，反高鐵保菜園村是這場運動近期較受注目的事件。編輯囑我回答「80後是否激進」這條熱門問題，我嘗試以局內人身分說一下。

Facebook上有朋友寫了一段分辨「激進」和「激」兩個詞：

「現在的討論把『激進／基進（radical）』與『激（violent）』或『激烈』混淆了。從字源上以至近年的用法講，『激進／基進（radical）』是從根本或本質上作出改變。就這意義上講，無論你話2012，還是20幾幾好，任何對雙普選之追求，都是『激進／基進（radical）』的。而保留功能組別，肯定是保守。另外，『激進／基進（radical）』相對的，是『保守』；與『激（violent）』或『激烈』相對的，是『溫和』。」

這裏，「激進」與「保守」一對是談目標，「激」和「溫和」一對談的是手段。

香港被大財團和專業界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壟斷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點人所共知，之前較少人察覺到的是這種壟斷體制所生產或「打造」的城市空間。要看清楚香港的貧富懸殊惡化趨勢，最直接的方法是看城市空間的改變：愈來愈多屏風豪宅、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以商場為核心的新市鎮、被「放逐」到偏遠地區的基層、新界農地鄉村被以保育為包裝的別墅取代、以至穿過整個新界直達西九豪宅區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統統都是。由西九文化區、到市區重建、到歷史建築保育、到菜園村、到反高鐵，城市運動就是以這些「正被改造的」城市空間為據點，阻撓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市民的城市權和公共生活，最終從根本地撼動壟斷體制。抱這目標投身本土城市運動的青年，自然是激進的。

城市運動令人對空間變得敏銳：每一處地方的擁有權、管理權、荒謬章則愈來愈多，逾越任何一條界線都會遭到干預，可能是警察、康文署、食環署、更多是「打份工」的私人保安。06年11月底，工人開始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反對清拆的示威者最初幾天一直在工地外進行明知無人理會的示威。在界線外，任你喊破喉嚨都不會有結果；直到12月12日，示威者把握了一個偶然的機會衝入地盤，攀上了推土機。當界線被越過，進入禁地，矛盾忽然間變得尖銳，大批警察和記者馬上殺到，持續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一觸即發。

和平越線成重要行動模式

大約從那時起，和平地越過界線成為城市運動一個很重要的行動模式。依我看，所有被輿論視為激／激烈的示威行動，至今都沒有離開過此一模式。一些人以「暴力」來形容這些行動，並不恰當，其實剛剛相反，越界行動者從不帶武器、也不攻擊任何人，他們是非暴力的，但因為越了界，就把自己置身於體制的暴力面前，等清場、等被捕，可能是警察、更多是「打份工」的保安員。

這類行動經過幾年的累積，在近月的反高鐵抗爭中變得愈來愈豐富。去年12月中在報紙讀到一則新聞，幾個青年自行印製了2000張反高鐵小貼紙，分兩隊由太子港鐵站出發，在大堂、月台和車廂的顯眼處張貼，最終有一人被港鐵職員制服。這個小小的越界行動體現了青年的特點：擅長製作圖像、對空間敏銳，也夠膽。港鐵車站是一個被高度規管的空間，周圍佈滿閉路電視，我們平時置身其中，不斷被身邊的廣告以及支持高鐵的宣傳轟炸，習慣了，以為本來就該如此，但年輕人就是想到，以一張小小的貼紙挑戰龐大的港鐵。

其他議題的示威者亦發展出相關的越界行動。譬如元旦前，劉曉波被內地法院判刑，本地很多團體到中聯辦示威，有示威者更衝進了中聯辦。另一邊廂，21名青年選擇挑戰越過另一條界線，沿羅湖橋步行到深圳向公安投案。他們用膠索帶綁住雙手，身後插上罪狀，這是平和到不得了的行動，但同時也尖銳得不得了。結果大家都已知道：界線還未過，大陸公安已急不及待把人抓過去審問，這樣一搞，公安跨境執法突然成了熱門討論話題，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廣深港高鐵打算在西九做一地兩檢，到底是禍是福。

體制可能今日會被撼動

我希望指出，這一系列被視為激烈的「青年行動」，甚至包括元旦遊行的所謂「衝擊中聯辦」（實際只是突破了警方的界線，到比較接近中聯辦的位置示威而已）事件，都是類似的非暴力越界行動。這類行動的目標和效果都很清楚──把自己置於制度不容許的地方，突顯矛盾，並且盡量延長時間來吸引關注。這不是反社會暴亂，卻是在目前的體制困局下有節制的行動嘗試，政府或傳媒以為這將會演化成劇烈的暴力事件，並沒有根據。

本土城市運動在體制中是輸多贏少，每一次運動之間亦好像沒有什麼聯繫。其實運動一直在體制外無聲無息地累積力量，譬如透過長時間的論述生產和傳播，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連結。兩年前皇后碼頭清場前夕有1000人集會，到了09年12月18日的反高鐵集會已來了2000多人，今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將會更多，經年的力量累積，已經令城市運動成為普選運動的重要支援。體制終有一日會被撼動，可能就在今日！

1月6日李先知專欄說：「高官已意識到有一條線正貫穿其中﹕就是不少80後的年輕人對社會現狀很不滿，要找渠道宣泄，並試圖在最短時期裏改變現狀。」

錯晒。青年會持續耕耘好幾年等城市運動花開結果，改變香港，今次輸了，下次再來，真正等不了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時日無多，必須今日就通過669億高鐵撥款，必須現在就把利益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