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永成: 高鐵：不平衡的點‧線‧面

觀乎政府對高鐵造價估算的百多億落差、不少部分仍然留白但已在環諮會「過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EIA)、在收地、工程滋擾等方面諮詢過程的粗疏，反映了現時高鐵的工程可能因為某些「不能說的秘密」，在未經仔細考慮下就要「快、狠、準」地上馬。環境影響、成本、目的、危機等問題通通眾說紛紜。這種欠缺周詳考慮的普遍症候，已不得不使某些著名學者如牛津大學規劃理論家Bent Flyvbjerg教授一樣，開始探討及理論化東亞及中國內因為要加速某些經濟發展而建的高速鐵路如何從新將危機概念包裝論述成安全無礙的政府行為。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種急性而行所帶來的禍害。

然而，其實高鐵的確有一樣東西，讓我們知道決策者是經過慎密考慮的。而這種東西往往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高鐵建設的目的本身。

加劇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依照近月來港鐵與政府的舉動來看，高鐵意圖製造的城市局面雖不能說是相當明顯，亦仍然有跡可尋。事實上，行政會議及鄭汝樺局長亦說得十分清楚，高鐵的總站是必須要建在西九龍的，打造西九龍這一區位本身就是政府及港鐵要興建這條高鐵目的的構成。是故，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政府對於近日公共專業聯盟經過精心研究而所提出於錦上路興建的另類方案，遭到了政府不足一小時內的「秒殺」，迅速以五大技術理由回應方案的不可行，堅持西九龍建站是無可避免的。

畢竟西九龍的區域優待只是計劃其中一部分的局面，而另一面的世界，就是高鐵在西九龍之外的市區及鄉郊地方。從地理學的視野觀之，這條高鐵的空間性就是一種點與線的分配遊戲。點，就是車站，及其所帶來人流及地價的益處；線，就是隧道及其所伴隨的通風口、救護站、工地等對走線地方的損耗。他必須是一個全局，並不可能只認為建設高鐵只是一個站的考慮，線的設計亦是高鐵走線不能略化的組成。

若果總站必須建在西九龍，根據這種點與線的分配，就同時代表政府決意要將線路的利益轉移至西九龍。這種稱之為不平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在廣深港高鐵的個案中尤為明顯，它將會是一條因速度的局限而令走線影響範圍前所未有的廣闊，將經過米埔、牛潭美、菜園村、經大霧山到荃灣象山、三棟屋村、嘉翠園、華景山莊、美孚、南昌及大角咀舊區影響五千戶居民，所牽涉的不只是工程的地傳及氣傳嘈音，根據環評，這些嘈音往往是永續性的，而約十多塊市區用地將會被徵用及永久佔用。而這還可能令當區租值下降，甚至可以因隧道的存在而失去了重建及發展潛力；反而，整條高鐵能從中得益的站只有一個——西九龍。不計算所有香港人要至少花五百多億打造一個天堂，在地理分配上，這將會極端地將新界及市區的各方面資源大幅度地吸取至西九龍只一個地方。執意「長途跋涉」地建站於西九，就意味著同意一種大規模轉移走線附近資源的空間佈局，加劇了城市資源的不平衡地理狀況。

土地發展體制的延伸

為何政府仍然趨之若鶩，要勞民傷財、牽連大波的創造這種地理差異的格局﹖表面上，我們近來聽到許多有關不建高鐵就會被「邊緣化」，從而解釋興建高鐵的必要性，但不少都是有欠事實根據的。事至今日，政府仍然沒有公開它如何估算可以有每日99000人流使用高鐵的效益，其他估算資料亦十分封閉，只強調不建高鐵將成孤島、被邊緣化，情感上的威嚇多於實質的判斷。

實際上，若果理解到點與線背後的「面」——高鐵背後的社會經濟過程(socio-economic process)，我們可以看到高鐵的興建與香港土地發展利益存在莫大關連。一手由政府扶植當前的兩大土地發展體制：市建局與港鐵，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彷彿變成負責批地的公營機構、政府供應土地的新渠道，重建及建站愈來愈與實際需要偏離，製作市區熟地(可用土地)以滿足本港土地利益集團的私欲往往成為考慮建站的位置、衡量與目的的重要因素。

高鐵的討論就是經常都放在區域融合、未來效益等較「遠」的觀察點，使我們未有從城市尺度去考量，從而察覺到西九龍將會有多塊土地透過勾出，勢必變成豪宅地出售予大發展商。另外，下月立法會財委會650億的撥款申請內亦預備了愈百億的「非鐵路開支」，用以建造地基及隧道等工程，以配合日後西九上蓋的發展。這種「配合」使我們明白原來高鐵的問題並無太大新意，背後揮之不去的幽靈，依然是政府為了撫平既往土地利益集團對土地的「熱衷」，以至其必須製造「抑」高鐵走線「揚」西九龍的地理局面。

無論是自然地理與城市環境、米埔菜園村或是荃灣大角咀、被逼遷的村民或是因走線而受影響的居民，都因這個高鐵打造西九龍的空間分配過程而付出沉重代價。就算行政會議已經通過興建，我們仍然不禁要問，這種城市資源向土地集團的集中化是否我們期許的分配﹖這又是否公義之舉﹖

文：鄧永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bencrox: regulator

http://bencrox.xanga.com/714998479/regulator-/

Regulator ?

要麼重溫董治時期的房屋政策，人們彷彿被操練到只記起負資產之禍，當年百業蕭條，皆因中產沒有消費能力。同時還有很多基層人士，傾向八萬五得以落實，而他們更恨首長言而無信。 零三年七一，造就了兩種利益相衝突的香港人走在一起，日後兩派都想借七一說明香港是一個共同體，想借此放大一方的身影。歷史機遇何其諷刺？ 當年七月二日，回到大學，可智問我對七一有何想法，我表示事態不妙，人們忘形了。這幕以前就提過。倒是，這些年來，一直都無從推敲箇中問題。 感 受最深刻的，應該是梁振英吧？八萬五的構思打從衛奕遜和彭定康交接的時間便已起，梁振英把這個計劃推銷給不再受聯合聲明約束的董特首。梁氏會否心赤他自己 不能親自掛帥督導推行？還是興幸自己躲過了公憤？梁氏一直在行政會議和中港之間走動，他沒有替老董孭鑊，要勉強解釋，頂多說他名不正言不順。 除 了梁氏外，想還有很多精英份子，參與過規劃過程。人皆事後孔明，這些精英的頭腦敵不過市場幻變，也計不盡二十多萬戶負資產會從按揭市場中爆出來。他們規劃 的八萬五建屋計劃，已變出十餘萬個單位，當中七成人屬於政策受惠者，尤其是二萬多個得到首次置業貸款的家庭，應該說是悶聲執到寶。 然則，執到寶的人，卻又在零零到零三年之間，受市場環境拖累，我不清楚有沒有人由執到寶變了負資產。人們沒有積極感謝政策制訂者，倒是可以肯定。市民想官員共渡時艱，官員則難以要求市民共渡時艱，此可否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要是現在政府發債給新中產去接天價貨，就是沒有買到教訓了。但市場會否自己調節到低水平？我們反而要質問政府如何規劃土地價值和供應。那些主張政府放任市場的人，竟然想掩飾政府在市場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何其蠱惑。 要是政府有心穩定樓價，約莫在零六年，就要實施政策，嘗試對準壯年人口的入息中位數，調控樓宇呎價中位數。如果政府拋得出這兩個數字的關係，以及穩定這個系數的決心，人們還有何話可以說？ 「阻住我發達」 大概就是這樣吧。市場變動，足以使穩定系數的政策變得徒勞無功？也許吧。單單維持聯系匯率就夠多問題了？可能吧。香港的商學院、經濟學院實力要是強橫，能否就此給一個說法？ 假使當年七一後就有直選行政長官，解決了民主大議題，人們就否會面對調控樓市與否的大議題？倒過來說，要使人無法面對各種議題，最簡單就是使民主問題繼續消耗人們的心力。 如 果樓市問題只是個別年青人的主觀情緒誤判，這情緒病只會是過渡性的，還會益了中介商人。他們的本質該是又想買又不懂得如何去買，而不是真的沒有能力買。然 我們也知道另一種人的主觀情緒，就是想旗下物業持盈保泰，他們不會甘心給別人低價上岸拖低自己的利益，除非他們本身失去創富能力，而年青人卻反過來忽然不 窮。 試問，年青人如何能擺脫對成熟人口的經濟依賴，團結創富呢？總不能靠屬於成熟輩的長官們吧？抑或根本不該去創富，而去創造更斷裂的實力差？ 要是人們那麼需要土地，又覺得土地是自己的，他們可有想過群起爭取？不去爭取又不走，是文明枷鎖，是怕解放軍，還是退一步已經海闊天空？ – 遠古有「肯努力得資產」時期，據說就是那麼簡單，無分信仰，無分來處去處。 84 年，修屋頂夫人仆街。 英資走頭，本地地產商初露頭角，香港尚處於前舖後廠增長期，產業轉營中，初級勞動機會空洞化危險埋伏。信香港，得資產，此時期見證了如今的上流社會成形。 89 年，民主女神仆街。 精英階層移民、放盤。前舖後廠在迷霧裏增長淘汰，初級勞動力導入飲食、物流和建築行業，產業由依賴國際漸而變成依賴中國。信中國，得資產，此時期親中勢力隱隱壯大。 人們總是說親中派是拿阿爺的錢去替阿爺服務，我卻老是碰到信小平而發達，而後一股腦為此信仰奉獻和宣教的人。 92 年，衛奕信仆街。 小 平南巡，前舖後廠黃金時期。新機場、玫瑰園（八萬五以及今天可見大多數基建的前身）、居英權、人權、直選、遺返船民、金融和物流產業，通通都是在衛督任期 確立。今時今日香港人的價值觀並不是沿襲自七八十年代，而是在六四後重塑而成。和善的衛督被責為跛腳鴨，換來大英國人肥彭，以及回流潮。 這是香港資產的接貨期，回歸的港人、新冒起的港人、新冒起的大陸人，一起爭奪被聯合聲明綁死的資產。信升值，得資產，此時期形成了不炒不是人的價值觀。沒有新機遇，只有新泡沫。 肥彭把民主當作窩輪咁賣，大家好開心，即使到了期，選票就只能當牆紙咁貼，因為你其實冇爭取到主權，又冇換股。 香港人應見證過多次市場巡環，但市場恐怕是第一次見到資訊社會人人跳海參與巡環。 97 年，市頭婆仆街。 再沒有人要向市頭婆致敬，從此個個都是市頭婆。以前的那個市頭婆老公只是親王，今天各位市頭婆老公是蠻王，所以大家其實不是市頭婆，只是三姑六婆。 前 舖後廠式微時期，轉營轉盡只有金融二字，所有雞蛋都放進同一個窩。阿呆老董朝七晚十一，不呆的港人形形役役，初級勞動力世代替換，新的一批叫做 IT 佬、叫做 保險 Sales ，他們並不比紮鐵工人或三行佬專業，普及了的專業鮮有變得更專業，是故也不再受到尊重。香港人的競爭優勢僅僅是方便北上當港燦。 此時已經要北上得資產，仍是有不少香港人成功，別以為沒有。 03 年，有資產仆街。 董事長北上當政協副主席，曾兄弟宣揚丐幫教義，只要貼貼服服練炒功，北大人一定合作，太子幫洗多點錢，各位都有著數。香港資產、香港價值，都可以賣給北邊，爛極都有個價，最緊要大家合作做好個價。 昔 日的新移民，被當作賤民，今天的自由行，被當作財神。資產自己南下送上門，只要夠迷信，就會發達。沒有發達的，才會發覺南下的不僅是資產，還有收買佬。十 多年前隱形的大陸新貴，今天已經多到你左近總有一個，你憑乜野同佢地爭？你的世界視野，英文、國語、商業關係、心機計算，通通唔夠爭喎，你只能用民主信仰 大佢，佢話你有民主咩烚戇。 08 年，中國以外全部仆街。 邪完可以再邪，點到你唔服。支撐各位的價值觀的東西，還有個啥？你以為你炒股好叻，阿爺自問你估佢唔到，你知驚未？接貨啦！ 任總升爆呢之後，大家有冇發覺香港個 Level system 有 bug ？你有冇心寒自己乜都唔係？希望大家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貢獻 ——港大政治系主任林維峯介紹其博士論文導師的理論

本屆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之一奧斯特羅姆教授，是首位獲獎的女性，她主要研究公共資源管理問題。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主任林維㗖於1990年代於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進修，奧斯特羅姆正是其博士論文導師，而奧斯特羅姆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研究——尼泊爾水資源管理問題，林維㗖正是研究隊成員之一。本版特走訪林維㗖教授，請 他簡介奧斯特羅姆教授的研究重點及貢獻。

問：可否請你簡介奧斯特羅姆教授的研究理論重點，以及其獲獎的最主要原因？

林：奧斯特羅姆教授並非經濟學者，而是一位政治學者，她認為這世界根本沒有所謂經濟問題或政治問題，世界要處理的，就是人類社會如何共同去解決問 題。她研究的是如何管理公共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她抱的假設是，管理者希望盡量做好，但人的能力有限，她經常問，人類社會是一些有限制的、會犯錯的人，去負責解決一些問題，他們需 要一些什麼管治模式？他們會如何發展一些規則去規範大家，這就是所謂的管治（governance）。

這角度的研究正正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理論。傳統經濟學的預計很悲觀，認為所有公眾可免費享用的資源，例如水源、草原等，若不加以管理，使用者只顧自己 利益，成本卻由社會整體承擔，因此資源一定會被破壞，政府必須干預，或將之私有化。但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並非如此，她指經濟學家根據一些極端的假設，建立 一個模型，然後得出這個結論，並不合理，只是紙上談兵。她根據現場的考證，發覺現實並非如此，很多公共資源毋須政府管理也非私有，也能有效的分配，這就是 她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

奧斯特羅姆教授指出，國際社會以金錢資助第三世界發展，都用上一種「萬靈藥」的方法，五六十年代說要有強力的政府，花錢做基建，1970年代全世界 都在說私有化，但兩種方式各有問題。付錢予政府但政府未必有效率，很多國家由於法制落後，也沒有條件搞私有化，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世界是很複雜的，只能 用診症的方式作個別研究，沒有one best way，過去學者提出不是國有化就是私有化，這是學術上的偷懶。

研究尼泊爾灌溉系統打破兩信念

問：有否具體的例子，可以解釋奧斯特羅姆教授的理論？

林：教授1990年代在尼泊爾研究灌溉系統問題，我也是研究員之一。水資源是國際上極重要的議題，對農業有極大影響，但研究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不少 國家對水利系統的投資愈高，興建大型水壩，由政府及工程師等專業人員管理，但農業的回報卻愈低。當時不少國際組織投入大批資金援助貧窮國家改善水利系統， 但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指出，每1元的投資，回報只有0.4元。

在尼泊爾有兩套系統並存，一套是政府接受外國援助後投資興建、由工程師負責營運的水利灌溉系統，另一套是由農民以傳統方法建立的灌溉系統，部分水道 甚至只以碎石等極為簡陋的方法建成，正好為研究提供了對照參考。數據發現，政府投資的系統所灌溉的農地收成，竟然比傳統系統的還要差，只及傳統系統的三分 二。

這研究挑戰的正是，國際上認為只要向被資助國家提供金錢援助改善基建，人民的生活就可改善，另一個被挑戰的信念是，經濟學認為一批只顧自己利益的人，無法好好管理公共資源，但研究把這兩個信念都打破了。

實地研究發現，由農民自行興建的系統，農民有更強誘因聯合起來共同維護系統的運作，但由官僚興建的系統，農民卻失去了這個誘因。傳統上我們以為，沒 有政府的介入，由農民自己負責的系統都會出現所謂的「公地悲劇」，農民會自私地破壞系統，不顧社會的共同利益，但研究發現，農民由於意識到整體社會必須共 同參與管理，若自私自利最終只會害及自己，農民反會聯合起來，定期維修檢查及保養。即使是位處上游的農民，由於他無法獨力完成系統的檢測及維修，必須依靠 其他下游農民共同努力，因此不論上游及下游的農民也會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共同參與管理。

沒有絕對的「第三條路」可依從

相反，若灌溉系統由政府投資，由工程師負責管理，官員的誘因與農民不同，官員重視的並非長遠利益，而是為官這幾年不要發生大問題，結果官僚只會按指 示辦事。此外，農民由於有了官僚代勞，反會失去誘因，不再為大局覑想，只顧自己利益，遇上系統出現故障也不理會，等待政府處理。負責的工程師也非萬能，無 法完全了解不同村落不同村民的要求，結果，政府投資的系統反而運作效率更差。

更奇怪的是，若系統由農民開發，比較破爛，農民反會年年維修，但若系統由政府開發，美輪美奐，農民不覑緊，反而更易破爛。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不能假 設官員一定有能力去管理相關的系統，只有農民才是真正在農村生活，他們有很多傳統智慧去管理灌溉系統，但官員往往會把一些所謂現代化但不適合的政策強加於 地區，弄巧成拙。

問：這研究結果對現實世界有什麼重要的影響？

林：結論是相關的系統必須有地區農民參與開發與管理，才能成功，不能單由官員說了算。這項研究對現代的水利系統建設有很大影響，不再完全由官僚主 導，而是要求居民有一定程度的參與，共同管治。但奧斯特羅姆教授經常強調，事情不能擺到另一個極端，把農民參與視為萬靈藥，她強調現實情非常複雜，不能 簡單的說現在已出現第三條路，每一個案都不一樣，需要個別診斷，沒有一條絕對的所謂「第三條路」可以依從，若政府強制居民參與管理，同樣不能成事。

問：這理論對香港有意義嗎？

林：對於一個社區的管治，我們不能迷信政府，奧斯特羅姆教授非常推崇美國學者Tocqueville的說法，就是民主制度給人一個誤解，把人看成 「more than king, less than man」，即假設人非常能幹，可以選出領袖，但選後就卻讓領袖負責做所有的事，反而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到。這是錯誤的想法，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民主的精 神在於容許人去發揮自我管治的能力。回看香港，我認為香港應多講發揮社區的自我管治能力，不能單靠政府，香港談民主化過去太集中講選舉，我當然贊成香港有 直選，但這並不足夠，若社會事務沒有人關心，社會沒有自我管治能力，只有民選的議會並不足夠。

採訪：伍瑞瑜

先知的後半生 周兆祥

2009年10月24日

監修按語：

他的名字叫「先知」。

二十多年前，周兆祥已經身體力行綠色生活，夏天不開冷氣，上班不搭電梯，洗碗不用梘液……。

八十年代中，香港開始中產化，好多人忙於掘金，更多人急於移民，所以對他奉行的另類生活，大都聽不入耳，即使願意收看他在《鏗鏘集》真人表演「我復悠然」，心態卻其實等同觀賞《奇趣錄》、《寰宇風情》、《信不信由你》，以至《古靈精怪東南亞》。

但，別人笑他太瘋癲，他笑他人看不穿！

終於，事實證明，對的，是他。

只是，他「對」得太早了，足足早了四份一個世紀，早到別人看到如今的他，反而覺得他三分老土七分slow，還來那一套……。

我信，忽然再青春老來玩箍牙的周兆祥，也會在他的綠色十字架上，以令人好容易想起耶穌的口吻說：「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刻下人人講環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當我們的特首將環保與慳電膽劃上等號，周兆祥早在十多年前，已在家裏默默亮起全屋慳電膽。可惜，無人看到他的光芒。

八十年代，香港人聽到「周兆祥」這三個字，大多會嗤之以鼻拋下一句：「黐線佬！」

一 九八五年，港台節目《鏗鏘集：我復悠然》將周兆祥包裝成「反現代化」及「對抗文明」的另類主義者。那年，三十七歲的周博士已成家立室育有一子一女，是衣食 無憂的中大翻譯系講師，上課愛穿T恤牛仔褲，每天踏單車四十分鐘上班，到街市買餸拒用膠袋，吃自家種植的有機素菜，假日加入「丐幫大軍」把廢紙拿去賣錢。

《鏗鏘集》的鏡頭將他的生活公諸於世，當年香港人看完節目，不論牛頭角順嫂黃大仙三姑，抑或中環錢瑪莉尖沙咀Susie，通通把周兆祥看作「怪人」與「傻佬」，連在節目現身的周伯母都說：「佢個性係怪，我都承認佢怪，但佢由細到大都係咁，自成一格。」

二十四年後，我們驚覺原來周兆祥早比香港人行前一千步。今天重看《鏗鏘集》，我們看見另一幅圖畫：一個朝氣勃勃的健康中男，在吐露港公路騎着春風飛馳，沒人膽敢再說周兆祥黐線。

今天，我們還是牙牙學語的環保初哥，在他昔日走過的綠路上爬行着，卻認叻說是「趕上潮流」，忘記有個環保先知叫周兆祥。

周兆祥的家還是當年《鏗鏘集》拍過的場景－大埔船灣三層邨屋。一切都沒有改變：踏單車、無膠袋、素食主義…︰變的，是香港人的目光，由輕蔑嘲諷變成肯定。但可悲的，是大部分香港人至今仍不會豎起大拇指稱讚他。

是遺忘？是羞愧？還是骨子裏仍然看不起他堅信的那一套？

變的，還有周兆祥的臉。都是歲月風霜。頭髮少了。膚色黑了。六十一歲，周兆祥數周前開始箍牙－對，箍牙是年輕人的玩意，他又來「反其道而行」，「老來要好好保護牙齒」。他笑起來露出整排鐵線，令人想起金庸筆下的老頑童周伯通。

「周老童」的綠色夢，沒有變。只是星月下追夢的人跑不贏歲月，由二十多年前的熱血中年變成內斂沉穩老人。他不再走到鎂光燈下拿著「大聲公」大喊反對膠袋冷氣，沉潛享受在鏡頭後，思索深層次的天人合一。

綠色，終究是周兆祥畢生嚮往的一抹色彩。但二十年來，維港上空只有金色，那屬於鈔票的金色。

上一代被人多番強姦

八五年，周兆祥的一年。回到穿喇叭褲的青蔥歲月。

周兆祥畢業於港大中文系，之後到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語言學，博士論文是研究翻譯教育理論。翻譯開啟了他的心窗，閱讀不同書種令他滿腦子承載綠色天地。

八十年代初的英國吹起一股綠色浪潮，周兆祥早在彼邦得悉什麼是分類回收、吃紅糙米、素食主義、簡約生活。八四年，他帶着一大堆當時被喻為極之嶄新的綠色理念回港，結果被普羅大眾視為天方夜譚，啐了一口又一口唾沫。

那 是香港人眼裏只有「搵錢、搵錢、再搵錢」的年代。周兆祥在紙醉金迷五光十色中，獨力在街頭暗角舉起「反味精」旗號。那是他首個綠色抗爭運動。眼見味精大行 其道滲進全港食肆，猶如為清麗少女抹上庸脂俗粉，把香港人迷惑得神魂顛倒。周兆祥誓要撕破味精的假面具，卻得不到認同。

二十年前香港人的綠色冷漠，原來不單是被錢蒙蔽，周兆祥認為：「香港人，都有集體意識創傷症。老一輩香港人，在殖民地抑壓下成長，自我形象極度低落、沒有信心，自卑感好像一個女人被人強姦過Ｎ次，根本不懂為生活據理力爭。」

「直至我這一代香港人－第一個以香港為家的世代。」周兆祥說，他從英國回港後，真心希望帶給香港人金錢以外最文明、最先進、最有遠見的一套思維，建立健康生活價值觀。「但我走得太快，八十年代，香港人還不當香港是家。」

搵快錢之風席捲全港，遍地黃金掩蓋周兆祥身上的綠，直至那吊詭的一九八四，露出一絲綠光。

《中 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人心頭湧現紅色恐慌，翌年大亞灣核電廠計劃出爐，全城籠罩核電慌。周兆祥又再挺身而出，與馮智活、溫石麟等人發起民間簽名運動反 對興建大亞灣，「我們收集到一百萬個簽名，那時香港人口只有三百萬，即是每三個人就有一個反對。」那是他帶頭最成功的一次社會運動。

大亞灣抗爭加上《鏗鏘集》鏡頭，八五年是屬於周兆祥的一年。他走到人海中最前端，卻贏不到歡呼與喝采。他，是香港人眼中的「怪人」，蕃茄蕉皮向他迎面擲來，周兆祥在主流旋渦中毫無還擊之力，為着尊嚴和理想頂硬上，代價是拖着沉重步伐，摸黑逆流走着那條看不見終點的綠路。

欲救香港 先救中國

周兆祥在八十年代中冒起，這個「怪人」一直做着「怪舉動」，引來大驚小怪聲音質疑：「怎麼他的家可以沒有冷氣？他不看電視，沒有《歡樂今宵》人生有何樂趣？」冷箭瞄準他射過不停，但正因他夠激夠出位有噱頭，突圍成傳媒寵兒。

周兆祥紅了。

八八年，周兆祥在民主政制抬頭的氛圍下，成立「綠色力量」，獲得朱耀明、劉慧卿、劉千石等政治新星的支持。環保這個概念逐漸成形，更在政壇被視為革新、衝勁、動力的民主象徵。

「綠色力量」成立之初是個什麼組織？周兆祥記得：「沒有群眾基礎，間中辦一些例如執垃圾等活動。最破格之處，是它扮演今日消委會的角色，踢爆食物含添加劑等消費問題。」

那 時，周兆祥的攻擊目標，是獲「美帝」撐腰的麥當勞：「我反對麥當勞漢堡包，用發泡膠盒盛載。」他拉隊到麥當勞門口靜坐抗議。又一次，周兆祥上電視質疑麥當 勞香港區老闆：「點解外國麥當勞有素漢堡包賣，香港沒有？」他記得那位麥當勞叔叔如此回應：「Give me the customers !」(給我顧客吧！) 事隔多年，香港的麥記仍然標榜大大份牛柳魚柳，只有一年一度太平清醮才有齋包賣，而且僅限長洲分店。

他挑戰大財團，踢爆知名品牌美輪美奐的假面具，香港人就是聽不入耳。

更 惡劣的，是八九民運爆發，火紅熱浪掩蓋周兆祥的綠色波濤，他那些支持民主的戰友，無暇再理會環保，紛紛轉投天安門懷抱。六四之後，香港人又飛奔至美加澳 紐。周兆祥記得，六四後他向商家推銷環保：「我跟他們說，為了下一代要好好保護環境。他們回敬我一句：『關我鬼事？我個仔在多倫多，個女在悉尼。』」

偏偏六四後環保問題浮面，鄧小平南巡後珠三角經濟發展有如開着電動摩打，附帶是連串空氣和海水污染由北飄至，香港變成臭港。六四至今二十年了，香港的污染問題也講足二十年，至今仍是一個解不開的結，天空依然灰濛，海水仍是啡黑。六四的血紅，染黑了香港。

九十年代，周兆祥在那暗淡無光的地平線上，「周先知」看到這番景象：「拯救香港，得先拯救中國。」

他看到祖國同胞與彩電和電冰箱擁抱，心知不妙，卻無人理解他的「先救中國」理論：「無人估到中國會變巨龍。」

直至九七臨近，維港天空愈見昏黑，香港人終於意識到：我們的家，不得了。空氣養份，可沒有一國兩制的界限。

環保，從此隨五星旗降臨在香江小島，忽然成為最in最潮話題，蘭桂坊的型男索女人人講行樓梯、講食素、講回歸大自然。但他們其實相當落伍－十年前，不是早有個周兆祥出來講同一番話麼？

周兆祥卻在《義勇軍進行曲》奏起一刻，躲到鎂光燈照射不到的位置，繼續踏着他沉重的綠色步伐。

堅持理想的人都孤獨

九七後，政制發展一潭死水，環保在民間社會運動中殺出血路，不同環保組織湧現。每逢假日，各大小團體輪流開記者會，周一報紙例牌出現以下標題：「上市招股書，樹木大災難」、「膠袋隨街派，大禍臨頭」、「手機年年換，港人大浪費」。

鏡頭前現身的環保組織，都由血氣方剛年青人擔大旗。周兆祥這樣形容他們：「識走位、識make noise、識四兩撥千斤吸引傳媒注意。」他說，這不是壞事，畢竟他年輕時搞的「反味精」、「反麥當勞」運動，都同樣講究噱頭。

但周兆祥指出，當今環保中堅出現斷層，「新人好多，但中年的卻少之又少，都因為六四後移民潮這個歷史因素。」他昔日的戰友，六四後走的走、退的退、轉的轉。

「搞環保，好像踢波，有人打前鋒、有人守後衛。前鋒我踢過，現在讓給年輕人，我轉踢後衛。」花甲之年，周兆祥對他畢生追求的綠色價值，有更深層體會，更享受踢後衛。但走到幕後，自然被人遺忘。

人大了，他張看的是「綠色生活」而不是「環保」：「環保，是很表層的政治姿態，例如講吓中環保育、屏風樓、搞無車日做騷等，大多是得把口；綠色生活，是身體力行，講求大自然與人類融和，體現生存最高價值。」

二十年前，周兆祥建議人食素；今天，他鼓勵人透過減少食量 (稱「斷食」)靜化心靈。他試過八十天內每日三餐只喝湯或果汁，「對心靈、對情緒都有好處，腦袋充滿靈感，有如特異功能。」係真唔係呀？

不信？他又給你介紹雙手治療法：「我隻貓跌斷骨，我不用帶他看獸醫，將我隻手放在牠身上，什麼都不用想，數十分鐘後，牠又跳又叫，醒晒。」咁神奇？

「斷食、手療、冥想、瑜珈、氣功、通天……全都是我今日提倡的綠色生活。」嘩，怎麼周兆祥又來提出「怪」論？時光倒流二十年，他是個怪人啊！

等等，是怪人，抑或是……先知？

周兆祥心懷大計：「今日全世界都在看中國，那麼，中國人的智慧│陰陽、五行、風水、時辰，是否可透過醫學、建築、農業……發揚開去？」他趁綠色熱，正計劃未來數月開餐廳、商店、展覽館、牧場、營地，滿腦子綠色商機。

回望過去二十年，「理想主義者」周兆祥一直活在香港人的唾棄和嘲諷中，孤身走我路。但他的心一路平靜，因為他明白，堅持理想的人，都是孤獨的。

他不介意一個人，正如他享受二十年來，每天赤腳拖着狗兒到家旁邊的沙灘漫步一樣，因為他愛看陽光映照潮漲潮退，每天都有不同景致。

今天，沙灘上的香港人重踏周兆祥二十年前留下的足印，卻忘記足跡的主人。

只有周兆祥，堅持一身殘舊Ｔ恤短褲，在沙灘眺望彼岸的綠色，走着走着，永不回頭。後來者永遠捉不着他，只看到眼前有個模糊身影，他是傻佬還是先知？踏步的人，各有領悟。

後記： 誰能明白我？

八五年那輯《鏗鏘集》，周兆祥說了句：「我希望我的兒女長大後，會替我宣揚綠色生活。」

過去二十年，曾有訪問寫道：「周兆祥的兒女，活在外界的奇怪目光。」

今天，周兆祥的兒女年近三十，他親筆寫下感觸：

「我非常以我的兒女為榮，因為他們活出了自我，生命有方向，生活有品味，相當綠色，足為新一代的榜樣；即使不是直接參與綠色運動的推廣工作，也是對人間的美善祥和貢獻不少呢。

女兒醉心搞編舞、演劇，做教育工作；兒子任國際學校助教，同時在大學攻讀教育文憑，閒來玩音樂。

相信他們現在很明白爸爸在做什麼、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我們的家與人不同，也習慣了這種自家獨有的次文化囉。」

最難得的，是周兆祥的妻子，多年來一直牽着丈夫的手，走着走着，懶理別人。周兆祥的路，有妻有兒陪他同行，其實一點也不孤單。

馬家輝: 人地相宜 淺析香港的「土地意義重整運動」

假如時事新聞是一齣可被隨意控制的 DVD長篇劇集，且讓我們按一下手上的遙控器，把片段倒流設定於9月18日的那個時間點，場景是中文大學﹕唐英年於演講後回應提問，當有人問及關於菜園村的收地爭議，他擠起例牌笑容，結結巴巴地覆述「興建高鐵是為香港整體利益覑想，所有人都應該協調配合」之類例牌答案，但在過程裏，把「菜園村」錯說成「草園村」。

坐在他身邊的蔡子強是一位耿直君子，坦率地糾正他的語誤，然而語音未落，唐英年司長再度誤「菜」為「草」，令蔡先生一時之間不知道應否再度糾正，表情略有尷尬。

從細處看，這場景可以只是演講裏的一段小到沒法再小的詼諧插曲，枝節末流，笑過即算，若往大處看，見微知著，我們難免暗暗懊惱，怎麼一位司長連一個近來這麼重要這麼關鍵的地名亦沒法記住，在他心裏，到底有沒有這條村的位置、有沒有村內居民的重量？是否在高官的眼裏，任何村落甚至任何空間都只是其「N 大建設」藍圖上的一個小圓點，只要喜歡，只要高興，大筆一揮，畫幾條直線橫間，即可憑藉「發展」之名把圓點左遷右拆？在高官的眼裏心裏，到底有沒有「人」這個字？

或許正因根本沒把「人」放在眼裏，高鐵方案打從開始即沒認真對村民進行聆聽、游說、溝通，即如菜園村關注組在回應聲明所指，「菜園村逼遷問題源自行政當局對新界鄉村非原居民社群的漠視，把他們當成可以隨便驅趕拆遷的二等公民。 廣深港高速鐵路在刊憲前，政府只跟被原居民壟斷的鄉事委員會磋商，將車廠選定在石崗菜園村興建，被逼遷的菜園村非原居民卻一直蒙在鼓裏，連最起碼的資訊也缺乏（現方案只有非原居民被逼遷）。這種不平等待遇，是日後菜園村民激烈抗爭的重要原因。」

是次菜園村抗爭的總口號是「不遷不拆」，背後展現的恰恰是行政官僚所一直沒法了解或即使了解亦不願認同的生活價值，那就是﹕人與土地的依附共存。人，生活在土地上面，每天24小時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跟土地進行對話，土地絕對不止是只供買賣流轉的「空間」（space），而更是被灌注了個人意義的「地方」（place），唯有認同這點道理，行政官僚在開展任何所謂規劃以前才會把人及其跟土地之間的對話內涵盤算在內，反之則只把所有規劃流程化約為「有待解決的技術問題」，只重「價格」，不問「價值」，終令「價格」與「價值」赤裸裸地對抗相爭，煮鶴焚琴，兩害雙輸。

這當然不是什麼抽象的哲學思考而具體的實踐結果。 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在近著《氣候變遷的政治》裏論及蔓延全球的新社會運動，清楚指出「人地相宜」的價值觀是過去20年的復興產物，其有兩大實踐源頭，一是風起雲湧的綠色保育潮流，另一是殊途同歸的身分認同政治，兩者互相衝激碰撞，驅迫現代人重新思考生活與土地之間的共存意義。土地，是腳下踏足之所，是實實在在的起動原點，亦是生活意義的承載和創造場域，任何對土地的冒犯便是對人的冒犯，同理，抽離了人而談土地，意義亦不存在。

香港的新社會運動並未自外於全球洪流。遠的不說，過去數年，在香港出現的一連串社會抗爭皆跟「人地相宜」有覑深刻而直接關連，從保護維港到守衛利東街，從哭喊天星到憤怒皇后，從呼喚一間舊戲院到哀悼一座舊街市到想像一片西九龍，愈是跟土地相關的荒誕官僚作業愈容易激發吶喊情緒，也愈得到年輕世代的動員支持。且看數天前的「千人怒撐菜園村」，現場有七八成是20來歲的年輕人，儘管他們可能一輩子從未耕過半分鐘田甚至根本不分辨果菜品種，但他們已經懂得並且珍惜土地的生活意義，不再天真地把「價格」直接等同於「價值」。（我常直覺懷疑年輕人的「土地意識」或跟愈趨頻密的街頭遊行頗有相關，甚至亦受愈來愈多的「行人專用區」滲透影響。唯有慣於把腳踏在馬路之上，才會感受到土地的實在意義。Take back the street，土地不止可供匆忙路過，亦可供緩慢地蹓躂使用，可用來遊戲、抗爭、生活，建構自我意識。 這是另一個有趣的分析題目，有機會細論。）

「人地相宜」的實踐行動除了反映於菜園村抗爭，其實亦隱約現身於其他議題之上。如果菜園村事件象徵覑「村民與土地」的價值辯論，中產階級對於高昂樓價的焦慮吶喊便是「住民與居所」的自主爭奪，至於號稱建構什麼什麼「N小時生活圈」的高鐵計劃則將牽動「香港與大陸」的關係重組；這三項近來最受關注而且緊緊相扣的社會議題無不涉及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的多元意義詮釋。是的，近數年來的一波新社會運動或可稱為「土地意義重整運動」，它遍地開花，卻又源於這樣的核心思考﹕土地不僅僅是商品，它不僅僅有價格，更有意義。

至今為止，這樣的思考方式仍然沒法被政治黨派或行政官僚所妥善應對、吸納。後者一直在「價格漩渦」裏深陷打轉，故難在「人地相宜」的意義立場上跟新世代展開對話；前者則仍被困限於「有普選，or 冇普選？」的舊政治生死對決力場之內，面對新世代，竟是如此蒼白無力，因此也公平地愈來愈難得到新世代的效忠支持。

就社會運動的性質而言，香港是「成熟」的社會，而且奇怪地，愈是年輕，思維愈是「成熟」、愈能貼近全球趨勢。反而常以「我也曾年輕激進過」為榮的政治人物和行政官僚似皆鈍化，眼中除了dollar sign， 沒有其他——他們還連「菜」和「草」都分不清呢。

藥物專利權

藥物專利權 patenting of drugs

世界貿易組織於 1994年通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TRIPs），成員國必須給予所有新發明（包括藥物）長達20年的專利權保護，藥廠可在此20年間，以任何價格銷售新藥。

設立藥物專利制度的目的，在於防止競爭對手抄襲新技術，保障藥廠的商業利益，以及推動藥廠繼續研發新藥。不過，藥廠為了獲利，把專利藥物的價格推高，發展中國家既不能生產仿製藥，又沒有經濟能力購買專利藥物，令當地公共衛生大受打擊。以美國為首的15個已發展國家的大藥廠，現已壟斷超過九成的藥物專利。

個案1

1997年，南非通過法例，准許當地藥廠以較低成本生產藥效與昂貴專利藥物相似的仿製藥，而毋須得到專利持有人同意。39間西方跨國大藥商認為利益受損，向南非政府興訟，其間不斷受到國際輿論譴責。至2001年，藥商撤銷控訴。

個案2

2006年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生楊英洋研究出新法，以石油副產品的化合物作原料，減少抗流感藥特敏福的生產步驟，直接將產量提高一倍。楊不打算為研究成果申請專利，他期望藉此鼓勵更多科學家開發製造特敏福的不同方法，特別是幫助付不起昂貴藥費的貧窮國家，拯救生命。

個案3

隨覑甲型H1N1流感肆 虐全球，各國政府大量採購特敏福，其創始人比朔夫貝格爾（Norbert Bischofberger）自然「豬籠入水」。2009年比氏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對成為科學家並發明特敏福感到「幸運」，但被指靠H1N1病毒發財，他 坦言感到不快和憤怒。他警告說，H1N1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之一，「甚至大於核武」。

文﹕陳業輝

顧小培: 不良副作用

世間事，「有利」往往不免亦「有害」。這裏面起碼有三種情況。第一是「福兮禍所伏」，塞翁失馬，就是一個好例子。他走失了的馬，有一天懂得自己走回來，還帶同多一匹野馬，令塞翁所得，更甚於之前的所失；在那當兒，他自應慶幸。又怎能想到，這一匹不勞而獲的馬，竟是禍端，將來會令他的孩子斷腿？不過，塞翁這遭遇，乃是命運使然，過程中他完全被動，事情的發展，不由得他控制。另一方面，尚有不同的情況。例如吃東西，有可能一不小心，食物塞住咽喉，氣透不過來，輕則「打噎」，嚴重時喘不過氣來，甚至有喪命的危險；但進食是我們維持生命所必須的，雖然吃與不吃，操控在自己，但總不能因噎廢食。第三種情況，想深一層，食物之所以會塞住喉嚨，不免是進食者的疏忽大意，或是未有好好咀嚼就囫圇吞下，或是吃得太急，只要加以小心，「噎」會是可避免的。然而，世事絕少完美，絕大部分亦非我們所能操控，往往在可以有好結果的同時，也會帶來壞的副作用，若想捨惡只取善，不可能做得到。

不久之前，全球最大的藥廠輝瑞（Pfizer）被刑事檢控；其中涉及的，是一個叫Bextra的消炎藥。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DA）對一個藥發出批文時，批文中必有列明這個藥的批准療效，換言之，該藥被批准用以治療的，是那種或那些病。藥廠憑這批文售藥，在推銷中，不可以藉另一些（批文以外）的用途，作為賣點。根據司法部的陳辭，輝瑞的推銷員中，有人偽做一些醫生的電郵，把這些偽造的電訊傳送給其他醫生，藉以推銷一些「另類作用」。撇開這件官司不提，這個藥的遭遇頗為坎坷，先有藥廠花了不少錢將它造成功，輝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它輾轉收購得來，料不到其中卻隱藏了一個極大的副作用：病人吃了這個藥，有可能會增加罹患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結果，輝瑞在2005年4月停止將這藥在美國出售。不過，另有一個（也屬輝瑞）叫Celebrex的消炎藥，雖然在化學結構和治療機制方面，與Bextra很相似，但病人還可以透過醫生的處方購買服用。說回來，這藥怎會這般差勁？要說明，須先解釋一類叫 COX的生物酵素。COX（全名Cyclo-oxygenase）能將細胞表面上的一個脂肪酸，轉為一個蛋白質，叫PGE2，後者可令周邊神經產生痛感。阿司匹靈（Aspirin）能抑制COX；因此，阿司匹靈是一個止痛藥。不過，長期空肚服用阿司匹靈會導致胃潰瘍。原來，COX有COX-1和COX-2 之分。COX-1分布在胃，負責製造PGE2，以促進胃黏液分泌，從而保護胃壁。由於阿司匹靈能同時抑制COX-1和COX-2，前者（胃的COX-1被抑制）可令胃壁失去黏液，繼而被胃酸灼傷。Bextra只會抑制COX-2，也就沒有阿司匹靈的副作用。但原來，阿司匹靈同時能抑制凝血素（Thromboxane），防止血小板凝聚；Bextra則不能。於是，本來阿司匹靈不會導致的不良副作用，一旦用了Bextra，這副作用便浮現了。

石先生: 一個八十年代生的感慨

http://www.stoneip.info/?p=20998

石先生出生於八十年代中，以我的理解，石先生可以被稱為第四代香港人。雖然社會上將我們稱為第四代香港人，但石先生較喜歡稱我們這一代為 Y80，即 Y世代中的八十年代生。為什麼石先生喜歡用這個 Y80 的標籤呢？因為石先生希望突出生於八十年代這個特殊的身份。八十年代生與七十年代生 及 九十年代生 的分別。

八十年代生 出生後已知道香港要回歸，有條件的已經在外國成長，沒條件的在經濟繁榮的香港成長。我們經歷過八四、八九、九零、九七、二千、零三、零八。香港近年的大事，幾乎陪伴著我們成長，即使我們不知道背後有什麼意義，但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事情，香港有這樣的過去。

經濟可以多繁榮，英國殖民地是什麼模樣，我們都知道。回歸碰到金融風暴，經濟有多差，社會變化有多大，我們都知道。

政治從上層社會的事情，變成草根階層的事情；從公居到居屋，到夾屋，再到八萬五；小學從學能測驗到沒有測驗；中學從混合語言教學到母語教學；從 Windows 3.1 到 Windows XP；麥當勞從 17.8 到 25.6；地鐵從三色變彩色，這一切一切，我們都知道。

在石先生眼裏，香港的轉變好像都是二十年間的事情。二十年的時間，變化真的很大。問題是這二十年間，我們仍是小孩，在社會上，我們是年輕的一代，也是人數最少的一代。這一切的變化都是五十年代生、六十年代生、七十年代生 設計的，八十年代生從來都是承受轉變，言聽計從的一代，沒有話事權，卻要聽著上幾代人的勸告，意見。

現實社會根本容不下我們

當我們懂事，會獨立思考，真正接觸社會的時候，我們才發現，社會上原來容不下我們。八十年代生有大學學歷，被看成很理所當然；八十年代生讀的的香港大學，被七十年代生稱為次等香港大學；中七學歷如同修業證書，只能當個服務生，Office Boy；中五學歷已是最低要求，拿著它只能當個永遠爬不起來的 Sales；中三學歷更慘，不管在其他領域再有天份，均被灌以寄生蟲這個稱呼。學歷，彷彿代表一切。沒有好的學歷，固然沒有好發展。即使是大學畢業，也沒什麼好下場。

五十年代生、六十年代生、七十年代生總認為只要你努力，你是有機會的。可是他們不知道，社會變了，社會不再是經濟起步的階段，各行各業早已邁步向前，成為一個已發展經濟體，努力不過是基本條件，社會上早已沒有機會。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薪金可以加 30﹪、50﹪或 100﹪，欠缺人才，薪金可以一年加三次。升職可以再加薪，升職同時也提升地位。但現在的社會，加薪只是象徵式加 2 – 5﹪，即使有幸加到 10﹪，也不代表人工實際上有什麽分別。升職沒有問題，但只是職位名稱，升職不再代表地位提升，你的上司仍是你的上司，只是你做的工作多了，責任多了，但功勞仍然是上司的，責任依舊是你的。

創業不再是我們可以實現的夢想，因為市場飽和了，租金太貴了。你家中沒有錢，你沒有可能創業。即使你有錢，而你的想法可以迎合八十年代生，但人數不足以維持營運，而且八十年代生根本沒有錢去消費。結果，你創業的失敗率很高。要創業成功只能對準看不起你的六十年代生、七十年代生。

八十年代生 與 上幾輩的差距

當你每天在用電腦時，上一輩連開機都不會，然後他們會罵你，不斷訴說科技有多不好，還是以前的好云云。當五十年代生接近退休年紀的時候，雖然他們坐擁財富，卻繼續提倡老有所為，不要當社會的寄生蟲，紛紛跑去當服務生，開始佔據低技術工作，以為對社會有貢獻，卻沒想到他們搶的其實是年青人的工作。他們沒有變成社會的寄生蟲，卻變成一條大害蟲，把年青人的機會都搶光。

不少五十年代生 或六十年代生更表示要以他們的經歷來推動社會改革，幫助年青的一輩。他們沒想到自已跟八十年代生已經有很大的差距。他們的想法已經老舊，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經驗是重要的，但不了解社會的現況，經驗又有何用呢？當六十年代生認為年青人應該早點買樓，早點結婚的時候，你們不知道八十年代生已經對買樓絕望，對結婚存在恐懼。

五十年代生、六十年代生有所謂的四仔主義，即車仔、屋仔、老婆仔、BB仔。可是，上一輩人你可知道，這四仔主義已經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對八十年代生來說，四仔主義已經變成永遠達不到的目標。八十年代生看不到未來，目標只是生存，只要好好的生存，找到一份可以養活自已，收入穩定的工作，這已是最大的目標。什麼四仔主義，這根本是不切實際的目標。

學歷不代表一切

六十年代生說自已沒有機會讀大學，七十年代生說大學學位不夠，八十年代生卻說讀大學只是惡夢的開始。一般的八十年代生念完大學得到證書外，還得到負債十幾萬的財務狀況。工作上早已沒有職位，剩下的只是低技術或比較低級的工作，學歷、工作、薪金已經不對稱。

你的上司學歷只有中五、中七，但人工卻是你的三倍、五倍 或十倍。即使十倍人工那個退休，他的位置由五倍人工那個來當，再過十年，由三倍人工那個來當，再過十年，你才有機會拿到他的人工。這合理嗎？社會欠缺上下流動，升職依靠的不是能力，是關係，是輩份。八十年代生看到的就是這樣的遠景，這樣的工作環境。

給我們一點空間 讓我們擁有目標

說了這麽多，你知道八十年代生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嗎？八十年代生真正需要的是脫繩鬆綁，賺夠錢的五十年代生，請你退休，好好享受人生，把工作位置空出來，給其他年代多一點機會，好好的當寄生蟲，不要再提倡什麼老有所為，讓我們好好發揮吧！

六十年代生，如果你也賺夠的話，請你也退休吧！如果你賺不夠，也請準備退休，為退休作打算，工作上不要阻礙下屬，就讓他們好好發揮吧！放下你的保守主義，讓年青的去拼一下，拼一下才能成長。

七十年代生，其實也沒什麼話好說，你們一樣可悲，只是你們不少已經上岸了。給我們一個機會吧！放棄買樓這個傳統思想，也許會更開心。不要理會上一輩的想法，想做便做，努力去做吧！放棄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思想，用餘下的光輝時間，追尋自已的理想，把你真正的實力發揮出來吧！

作為一位八十年代生，我們擁有上一輩認為很好的環境，很好的社會，但我們卻失去自力更生的機會，沒有生存的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我們做到了，齊家卻是力有不逮的夢想，治國平天下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前幾代的香港人，你知道嗎？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一個能夠容納我們的社會。

P.S. 八十年代生已經如此，對人數更少，三三四學制，對學歷要求更高的九十年代生來說，上兩代人已經沒有出頭天，九十年代生的處境更可悲。

肥醫生：請特首回答我

親愛的曾特首﹕
當有中環工作的女醫生向你提及，與律師男友在一起也未能在港島置業時，你可能未曾想過，她的故事會引起我們第四代香港人的強烈共鳴。

曾特首，你可知道第四代香港人買樓置業的艱難？不少屋宇這半年的樓價已經升了三分之一！就算是租金也升了兩三成。特首你教我們要「睇Å食飯」量力而 為，但我想告訴你，今日的年輕人根本無樓可置，無飯可食！買樓要首期﹕今天很多年輕人仍然為償還大學學費以及持續進修的開支，為各大高等教育機構打工；就 算讓你儲到首期，但很快你會發覺，你所預備的首期永遠追不上樓價的升幅。能夠做九成五按揭的，往往是動輒二三百萬的物業，並非月入五萬的兩口子家庭所能負 擔，就算選購看似較便宜的舊樓，也找不到銀行提供足夠的按揭。當你用一年時間儲多十萬元之際，該單位的樓價又豈止升多三十萬。

我不明白，當你拿九七年的樓價力證現在樓市不存在泡沫時，究竟你是說風涼話，抑或正在逃避問題﹕九七年的樓價根本就是瘋狂，拿最瘋狂的時間去證明樓市正常，那和借希特勒屠殺百萬猶太人去證明拉登普渡眾生無異——都是瘋言瘋語！

曾特首，如果你還是一位有遠景的政治家，請解決第四代港人的住屋問題﹕當第四代中產也感受到置業困難時，你可以想像我們同年紀的同學朋友，包括當年 響應你上司董伯伯選修泡沫學科而走上冤枉路的同學，會是如何的徬徨無助。我認識一對拍拖十年的朋友，今天均為人師表，但他們只能負擔得起遠離學校超過一小 時車程邊陲地區的物業，所以要把結婚大計無限期押後；有結婚多年，熱愛家庭的年輕夫婦，因為供樓已經透不過氣，而無法響應特首你的生兒大計！

說實句，我無疑嚮往新界的綠野，但新界的樓價，又何嘗不是貼近市區？當東涌線的地鐵可以等上十分鐘才有一輛列車，但某富商樓盤卻可以坐擁自己的專線地鐵站，這是什麼樣的交通配套？東鐵的班次比十年前沒有寸進，但新界北區的人口已經倍增，你的施政報告可曾回應過此問題？難道你想鼓勵年輕一族晉身有車階級，以應付如此硬膠的交通配套？

曾特首，當你建議醫生律師情侶搬入新界作新婚居所，你可知道，很多年輕人正在擔心，你是否打算把他們趕往深圳河以北！不過，就算是深圳河以北也有什 麼問題？這幾年來，香港所興建的新樓，還打算給香港的新一代居住嗎？我不想住什麼宮殿或皇庭，但發展商卻硬要我權充君臨天下富甲一方的氣勢。我一個月的薪 金恐怕也買不起其中一個單位的馬桶！重建區的發展項目根本無助改善原區居民的生活質素，因為呎價往往與豪宅地段無異﹕貧民區醫院門外有一座以紐約自居的重 建項目，頂樓呎價竟然達一萬元一呎，但兩步之隔就是劉德華吳彥祖拍《門徒》這犯毒臥底故事的場景，難怪仍有三十五元一呎的板間房出租！這些新樓，把新一代香港人趕盡殺絕。當香港的土地不再屬於香港的新一代，你教我們怎會對這城市有歸屬感？

請特首告訴我，今天香港，至少是獅子山以南，是否已經成為內地投資者的殖民地？對我們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也沒有機會買居屋或夾屋的一代，在獅子山 以南建立安樂窩難道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連在中環工作的醫生和律師，特首都建議他們搬入新界，那麼，對其他缺乏經濟實力的年輕朋友，特首是否打算建議我們 搬往深圳河以北，退出廣東省而住在廣西呢？成長於舊區的第四代香港人，長大後竟然買不起那些重建區，特首還打算唱什麼「本土社區文化」的曲調？特首早前回 應綠色和平步行上班一天，你可會願意搬入新界，每天嘗試乘港鐵回中環上班一個月，去感受普通市民面對交通問題之苦？今天港鐵還能承載上數百萬人每天因上班上學所帶來的人流遷移嗎？

我記得回歸後的財政預算案，以「利民紓困自強不息」作為主題。金融風暴下，你亦曾推出計劃減輕置業人士的負擔，亦寄語港人面對困難仍須自強。致電給 你的醫生和律師，當日也曾響應你的呼籲，努力讀書學習，「運用本身的才智能力，自強不息」，所以才有今天的專業成就。他們可能在香港島成長，在香港島肆 業，結果換來的，竟然就是撤出香港島搬入新界的呼籲。我明白男兒志在四方，以四海為根，以全球為家，你甚或會嫌我們欠缺像你在外國讀醫兒子一樣的國際視 野，但在土生土長的地方建立一個安樂窩，在繁重工作過後能夠休養生息，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有瓦遮頭，究竟有什麼錯？這個個平凡且卑微的願望，難道與獅子山下 的第四代香港人無緣？連有經濟能力的第四代專業中產，也淪得如此下場，我們一眾年輕人，還可以對明天有什麼期盼？對未來有什麼憧憬？請你亮起慳電膽，用你 的筆回答我們！

肥醫生（@西九龍貧民區）上

梁文道: 村民公審甘乃威

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 「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